#妙笔生花创作挑战#
1991年，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戴逸先生，在谈到新中国成立之后40年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成果时，对山东大学的“义和团史”研究大加肯定。
戴逸先生说，这和北京大学的“魏晋南北朝史”、“宋史”以及南京大学的“元史”、“太平天国史”，还有华中师大的“辛亥革命史”一起可以称之为是新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代表，而且影响力很广泛。
可以说，义和团研究成为山东大学和全国史学界乃至世界学界的沟通桥梁。
为什么山东大学的义和团研究能够获得社会上如此的赞誉？谁做出来这样的成绩，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得从《路遥和他的史学时代 路遥口述历史》这本书说起。
路遥，原名吴松龄，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海内外公认的义和团史与民间宗教史著名学者。
山东大学教授 路遥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带着自己的团队在义和团和民间宗教研究领域，锲而不舍地从事田野调查。
路遥在他60岁到70岁之间，已经退休的年纪依然在做田野调查，但是在历史学研究中取得如此骄人成绩的路遥，一开始可不是学历史的。
大学时代的路遥
1949年青岛解放之后，山东大学才设置了历史学专业，而当时的路遥已经是大二中文系的学生了，关于从中文转投到历史这个行业，路遥是这样回忆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大学增设了历史系，我就转到了历史专业。为什么兴趣转移了呢？因为当时学校有很多进步的学生社团，我1947年入学的时候，蒋介石反动统治已到了末期，比我高一级的中文系学生创办了历史研究社。我看到了他们影射当时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历史题材壁报，就觉得历史很有用。
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文学里有历史的眼光，文学里也有哲学的理论，所以学了一年之后视野就开阔了，原来学问还有这么多。
只有发自内心的兴趣和热爱，才能让人把研究做好，研究历史既是时代的需要，更是路遥自己认为一件有意义的事。
机缘巧合，他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那么他又是怎么走上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之路，并且这项研究会成为他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成果呢？路遥后来回忆：
对于我个人来说，开始想做一点义和团方面的研究，除了师长引导、个人兴趣、组织安排，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受中国人民大学戴逸先生和刚来我们系工作的青年教师陆景琦的影响。
陆景琦在1955年从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之前，去拜访了他的老师戴逸先生。戴逸先生告诉他说：“你去山东之后，其他什么方向都不要搞，专门去做义和团，因为现在学界连义和团的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
陆景琦来系里任教之后，和我交谈中多次透露了戴逸先生此番期许，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心底受到填补空白的触动，路遥锚定了义和团运动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为此奉献终生。
但是义和团研究的起始阶段，难度非常大，从来没有人做过系统梳理，并且是缺少资料，性质不明。同时，这件事上还承载着诸多期许，路瑶身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
为了开启自己的研究之路，找到确实的依据，路遥带领团队苦苦寻觅破局之法，此时，一个曾经并不被人重视的方法，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义和团运动发生于1900年，距开展调查活动的1960年仅仅过去了一甲子，因此参与这场运动的老人还有不少人健在，这样就有了田野调查的采访对象。
离开了书桌和案头，去乡野中找寻亲历者，寻找资料的源头，这对于一直埋首在书桌里的大学生来说，挑战不小，尤其当时没有什么像样的交通工具，有时候老乡对他们这些调查人员还不是很信任，整个工作做得很辛苦。据路遥回忆：
我们将重点调查地点放在了干集，在一次偶然访谈中，有一位老大爷说，干集的大财主潘老济是梁庄人。
但遍访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闭口不谈潘老济事。这是因为潘姓是梁庄的大姓，潘老济家又是世代大地主，一般村民前期经过前面政治运动的冲击，顾虑重重，不敢多谈。我们又找了许多潘姓老人攀谈，但是他们仍然不肯实告。
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位年轻的潘会计，翻看家谱后告诉我们有关情况，我们依据田野调查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拳是拳，团是团”。
像这种在寻访中吃闭门羹，反复印证一个小细节的过程，可以说这是田野调查的常态。但是正像俗话说的，所有的成功都是聪明人用笨功夫做出来的。
1960年的这次调查成果显著，14个调查小组共搜集到了75万多字的口述资料，完成了《山东义和团运动调查报告》16个专题将近30万字，成为所有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最基础性的资料，也让一些即将消失的信息重现于世。
应该说，田野调查不仅抢救性地留住了史料，也让路遥悟出了适合自己的史学研究方法，那就是把历史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路遥在描述自己的学术心得中说：
我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称之为“历史人类学”，我觉得称之为“历史社会学”更符合历史学者的研究转型。西方输入的理论我们可以吸纳，但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而要根据本土实际，提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创新。
就这样，从1960年开始，路遥和他的同事进行了6次田野大调查，再和文献档案相结合，一举发现了义和团的源流，不光解决了几十年来长期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径和身份标志，为国际学界所瞩目，成就了《路遥和他的史学时代》。
在冷门的学术研究领域拓荒与守望，以兴趣为导向，干一行爱一行，肯钻研、不怕吃苦，始终抱着最初“填补空白”的信念一直坚持，这是路遥能在新中国史学研究界做出重大贡献的关键要素。而他的学术方法和人生经验，相信也能让我们得到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