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筆生花創作挑戰#
1991年，時任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戴逸先生，在談到新中國成立之後40年中國曆史學取得的成果時，對山東大學的“義和團史”研究大加肯定。
戴逸先生說，這和北京大學的“魏晉南北朝史”、“宋史”以及南京大學的“元史”、“太平天國史”，還有華中師大的“辛亥革命史”一起可以稱之為是新中國史學研究的重要代表，而且影響力很廣泛。
可以說，義和團研究成為山東大學和全國史學界乃至世界學界的溝通橋梁。
為什麼山東大學的義和團研究能夠獲得社會上如此的贊譽？誰做出來這樣的成績，他又是怎麼做到的呢？這就得從《路遙和他的史學時代 路遙口述曆史》這本書說起。
路遙，原名吳松齡，著名曆史學家，山東大學終身教授、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是海内外公認的義和團史與民間宗教史著名學者。
山東大學教授 路遙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他就帶着自己的團隊在義和團和民間宗教研究領域，锲而不舍地從事田野調查。
路遙在他60歲到70歲之間，已經退休的年紀依然在做田野調查，但是在曆史學研究中取得如此驕人成績的路遙，一開始可不是學曆史的。
大學時代的路遙
1949年青島解放之後，山東大學才設定了曆史學專業，而當時的路遙已經是大二中文系的學生了，關于從中文轉投到曆史這個行業，路遙是這樣回憶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山東大學增設了曆史系，我就轉到了曆史專業。為什麼興趣轉移了呢？因為當時學校有很多進步的學生社團，我1947年入學的時候，蔣介石反動統治已到了末期，比我高一級的中文系學生創辦了曆史研究社。我看到了他們影射當時國民黨特務統治的曆史題材壁報，就覺得曆史很有用。
我們當時的老師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文學裡有曆史的眼光，文學裡也有哲學的理論，是以學了一年之後視野就開闊了，原來學問還有這麼多。
隻有發自内心的興趣和熱愛，才能讓人把研究做好，研究曆史既是時代的需要，更是路遙自己認為一件有意義的事。
機緣巧合，他走上了曆史研究的道路，那麼他又是怎麼走上義和團運動的研究之路，并且這項研究會成為他學術生命中最重要的成果呢？路遙後來回憶：
對于我個人來說，開始想做一點義和團方面的研究，除了師長引導、個人興趣、組織安排，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受中國人民大學戴逸先生和剛來我們系工作的青年教師陸景琦的影響。
陸景琦在1955年從人民大學研究所學生班畢業之前，去拜訪了他的老師戴逸先生。戴逸先生告訴他說：“你去山東之後，其他什麼方向都不要搞，專門去做義和團，因為現在學界連義和團的基本事實都搞不清楚。”
陸景琦來系裡任教之後，和我交談中多次透露了戴逸先生此番期許，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為心底受到填補空白的觸動，路遙錨定了義和團運動作為自己的目标，并為此奉獻終生。
但是義和團研究的起始階段，難度非常大，從來沒有人做過系統梳理，并且是缺少資料，性質不明。同時，這件事上還承載着諸多期許，路瑤身上的壓力是可想而知。
為了開啟自己的研究之路，找到确實的依據，路遙帶領團隊苦苦尋覓破局之法，此時，一個曾經并不被人重視的方法，映入了他們的眼簾。
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義和團運動發生于1900年，距開展調查活動的1960年僅僅過去了一甲子，是以參與這場運動的老人還有不少人健在，這樣就有了田野調查的采訪對象。
離開了書桌和案頭，去鄉野中找尋親曆者，尋找資料的源頭，這對于一直埋首在書桌裡的大學生來說，挑戰不小，尤其當時沒有什麼像樣的交通工具，有時候老鄉對他們這些調查人員還不是很信任，整個工作做得很辛苦。據路遙回憶：
我們将重點調查地點放在了幹集，在一次偶然訪談中，有一位老大爺說，幹集的大财主潘老濟是梁莊人。
但遍訪7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都閉口不談潘老濟事。這是因為潘姓是梁莊的大姓，潘老濟家又是世代大地主，一般村民前期經過前面政治運動的沖擊，顧慮重重，不敢多談。我們又找了許多潘姓老人攀談，但是他們仍然不肯實告。
最後，我們找到了一位年輕的潘會計，翻看家譜後告訴我們有關情況，我們依據田野調查與文獻記載相印證，似乎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即“拳是拳，團是團”。
像這種在尋訪中吃閉門羹，反影印證一個小細節的過程，可以說這是田野調查的常态。但是正像俗話說的，所有的成功都是聰明人用笨功夫做出來的。
1960年的這次調查成果顯著，14個調查小組共搜集到了75萬多字的口述資料，完成了《山東義和團運動調查報告》16個專題将近30萬字，成為所有研究義和團運動的最基礎性的資料，也讓一些即将消失的資訊重制于世。
應該說，田野調查不僅搶救性地留住了史料，也讓路遙悟出了适合自己的史學研究方法，那就是把曆史學與社會學和人類學相結合，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風格。路遙在描述自己的學術心得中說：
我在研究中一直堅持田野調查與文獻相結合，後來才逐漸意識到，這是将曆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稱之為“曆史人類學”，我覺得稱之為“曆史社會學”更符合曆史學者的研究轉型。西方輸入的理論我們可以吸納，但不能被其牽着鼻子走，而要根據本土實際，提出自己獨立的思考與創新。
就這樣，從1960年開始，路遙和他的同僚進行了6次田野大調查，再和文獻檔案相結合，一舉發現了義和團的源流，不光解決了幾十年來長期争論不休、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形成了獨特的研究路徑和身份标志，為國際學界所矚目，成就了《路遙和他的史學時代》。
在冷門的學術研究領域拓荒與守望，以興趣為導向，幹一行愛一行，肯鑽研、不怕吃苦，始終抱着最初“填補空白”的信念一直堅持，這是路遙能在新中國史學研究界做出重大貢獻的關鍵要素。而他的學術方法和人生經驗，相信也能讓我們得到啟發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