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波斯在18世纪的衰弱，亚美尼亚人在反抗波斯帝国的专制统治和宗教压迫中产生了重建亚美尼亚国家的共同诉求。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民族是以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共同心理为基础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俄国的移民政策使亚美尼亚人集中在俄国亚美尼亚省，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沟通由此增加，情感纽带更加牢固。尽管俄国没有兑现完全自治的承诺，但移民政策对亚美尼亚人民族意识的形成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取得迁移并居住在其故土的权利，获得俄国在安全、减税、商业特权和文化自治等方面的承诺，他们在沙皇的庇护下成为俄国向南高加索扩张的拓荒者。(注)俄国对南高加索的征服为亚美尼亚人恢复历史家园提供了先决条件，数以万计的国外亚美尼亚人迁移到俄国新征服的领土之上。尤其是《土库曼恰伊条约》签订之后，由于俄国政府的移民活动，在埃里温汗国和纳希切万汗国及奥伦堡边区的亚美尼亚人达到81 610人，他们的人数比当地的阿塞拜疆人还要多，东亚美尼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逐渐上升至地区人口的50%,这正是移民的结果。
为了吸引亚美尼亚移民，1829年俄国在新征服的埃里温和纳希切万汗国领土上成立亚美尼亚省，这一行政区划命名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它强化了亚美尼亚人自治的愿望。亚美尼亚人在亚美尼亚省定居是日后民族觉醒的重要一步，它为亚美尼亚民族集体认同以及未来亚美尼亚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领土基础。
亚美尼亚人进入俄国后，就与俄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交织在一起。19世纪20年代末的俄土、俄波和平条约，开启了南高加索相对和平的时期。亚美尼亚商人可以在稳定的国际贸易中积累财富，为亚美尼亚资产阶级在俄国城市地位的提升创造了条件。对亚美尼亚人而言，俄国军队不仅是抵御波斯人和高加索山民入侵的防线，也是新的国内社会秩序的捍卫者，结束了格鲁吉亚贵族对亚美尼亚商人和工匠的野蛮行为。
亚美尼亚商人在俄国政府支持下不断积累政治、经济资本。1836年，沙皇尼古拉一世颁布法令，承认教会机构自治地位，亚美尼亚教会拥有管理和组织教会学校的权利，亚美尼亚人完全获得信仰自由。俄国授予艾奇米亚金大主教极大的权力，在统一的宗教权威下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管理。在教会自治的框架下，一批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从教会学校中产生。
到19世纪40年代，遍布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在共同的宗教权威和统一的法律规范下，地理和语言的隔阂逐渐被打破。随着西方思想传入，挑战教会传统权威的新思潮开始出现，新的亚美尼亚世俗知识分子形成，在此过程中亚美尼亚人的独立意识愈发强烈。
俄国亚美尼亚移民政策最重要的结果是流亡数个世纪的亚美尼亚人在其历史家园形成稳固的亚美尼亚共同体。在俄国的统治下，亚美尼亚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亚美尼亚民族意识开始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