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波斯在18世紀的衰弱，亞美尼亞人在反抗波斯帝國的專制統治和宗教壓迫中産生了重建亞美尼亞國家的共同訴求。根據斯大林關于民族問題的論述，民族是以共同的語言、領土、經濟生活、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共同心理為基礎而形成的穩定的共同體。俄國的移民政策使亞美尼亞人集中在俄國亞美尼亞省，亞美尼亞人之間的溝通由此增加，情感紐帶更加牢固。盡管俄國沒有兌現完全自治的承諾，但移民政策對亞美尼亞人民族意識的形成卻産生了重要影響。
波斯和奧斯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取得遷移并居住在其故土的權利，獲得俄國在安全、減稅、商業特權和文化自治等方面的承諾，他們在沙皇的庇護下成為俄國向南高加索擴張的拓荒者。(注)俄國對南高加索的征服為亞美尼亞人恢複曆史家園提供了先決條件，數以萬計的國外亞美尼亞人遷移到俄國新征服的領土之上。尤其是《土庫曼恰伊條約》簽訂之後，由于俄國政府的移民活動，在埃裡溫汗國和納希切萬汗國及奧倫堡邊區的亞美尼亞人達到81 610人，他們的人數比當地的阿塞拜疆人還要多，東亞美尼亞地區的亞美尼亞人逐漸上升至地區人口的50%,這正是移民的結果。
為了吸引亞美尼亞移民，1829年俄國在新征服的埃裡溫和納希切萬汗國領土上成立亞美尼亞省，這一行政區劃命名對于亞美尼亞人來說具有極強的政治意義，它強化了亞美尼亞人自治的願望。亞美尼亞人在亞美尼亞省定居是日後民族覺醒的重要一步，它為亞美尼亞民族集體認同以及未來亞美尼亞國家的形成提供了領土基礎。
亞美尼亞人進入俄國後，就與俄國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利益交織在一起。19世紀20年代末的俄土、俄波和平條約，開啟了南高加索相對和平的時期。亞美尼亞商人可以在穩定的國際貿易中積累财富，為亞美尼亞資産階級在俄國城市地位的提升創造了條件。對亞美尼亞人而言，俄國軍隊不僅是抵禦波斯人和高加索山民入侵的防線，也是新的國内社會秩序的捍衛者，結束了格魯吉亞貴族對亞美尼亞商人和工匠的野蠻行為。
亞美尼亞商人在俄國政府支援下不斷積累政治、經濟資本。1836年，沙皇尼古拉一世頒布法令，承認教會機構自治地位，亞美尼亞教會擁有管理群組織教會學校的權利，亞美尼亞人完全獲得信仰自由。俄國授予艾奇米亞金大主教極大的權力，在統一的宗教權威下對亞美尼亞人進行管理。在教會自治的架構下，一批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從教會學校中産生。
到19世紀40年代，遍布俄國的亞美尼亞人在共同的宗教權威和統一的法律規範下，地理和語言的隔閡逐漸被打破。随着西方思想傳入，挑戰教會傳統權威的新思潮開始出現，新的亞美尼亞世俗知識分子形成，在此過程中亞美尼亞人的獨立意識愈發強烈。
俄國亞美尼亞移民政策最重要的結果是流亡數個世紀的亞美尼亞人在其曆史家園形成穩固的亞美尼亞共同體。在俄國的統治下，亞美尼亞資産階級不斷發展壯大，知識分子開始覺醒，亞美尼亞民族意識開始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