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亞美尼亞人移民政策對高加索格局産生重要影響。它改變了該地區的人口結構和權力結構，亞美尼亞人在其故土上的聚集促進了其早期民族意識的發展。
不穩定邊疆的産生。首先，沙皇移民政策造成移民與土著人口數量的改變。1828—1831年的移民活動，使俄國亞美尼亞省的亞美尼亞人數顯著增加。1826年，亞美尼亞人約占東亞美尼亞人口的20%,穆斯林占80%;俄國吞并該地區後，來自波斯和奧斯曼帝國的亞美尼亞移民逐漸占據東亞美尼亞居民的半數。亞美尼亞人自15世紀中期亡國後，重新在其曆史家園的人口中占據多數，這一過程的發生是亞美尼亞人遷移到俄國控制的領土和穆斯林人口外流雙向作用的結果。
其次，移民政策打破了該地區原有的權力結構。俄國在東亞美尼亞實行偏頗的安置政策，這侵犯了穆斯林貴族原本享有的特權，利益的再配置設定造成穆斯林和亞美尼亞人的沖突。一方面，大量亞美尼亞人湧到土著人的土地上，這本身就容易加劇雙方的沖突，再加上俄國政府資金配置設定不當、土地登記随意，導緻土地配置設定混亂，許多亞美尼亞人就定居在穆斯林的土地上，雙方土地沖突尤為尖銳。對于依賴農業的定居土著人來說，這些措施減少了他們可以耕種的土地數量，對于遊牧民來說，亞美尼亞人的定居方式打亂了長期以來的放牧傳統。
另一方面，由于俄國當局對亞美尼亞商人創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對定居農耕者的偏愛，亞美尼亞人在南高加索城市和鄉村中被賦予重要的經濟地位。亞美尼亞移民所擁有的優惠待遇，引發了穆斯林的不滿。為了避免沖突的加劇，俄國當局也極力維護土著居民的傳統權利，但這與鼓勵亞美尼亞移民的目标互相龃龉，始終阻礙着沖突的解決。沙皇政府一方面考慮原住民的情緒，鼓勵亞美尼亞人在國有土地上定居，禁止侵犯地主土地；規定亞美尼亞基督徒必須“整村”定居，不要與穆斯林混居。
另一方面，沒收高加索穆斯林貴族的土地，将其按照國有土地劃分。整村安置政策有利于亞美尼亞人生存，促進亞美尼亞人聚集區的形成，但也影響了雙方的良性互動。這種沖突随着19世紀下半葉克裡米亞戰争和1877—1878年俄土戰争之後新的亞美尼亞人移民潮的出現而更加尖銳。
第三，俄國對亞美尼亞事務的介入使得奧斯曼帝國與其亞美尼亞臣民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張，奧斯曼帝國的東部邊疆存在不穩定因素。1828—1829年俄土戰争之後，俄國占領西亞美尼亞部分土地，鼓舞了亞美尼亞人解放安納托利亞東部其餘亞美尼亞領土，進行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鬥争。亞美尼亞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形象從忠誠的“米勒特”(Millet)轉化為與外敵勾結的叛徒，奧斯曼帝國開始默許庫爾德人和切爾克斯人掠奪邊境地區的亞美尼亞村莊，奧斯曼帝國東部邊疆的民族、宗教沖突逐漸發展為種族屠殺。
總之，亞美尼亞移民的流入對南高加索尤其是東亞美尼亞地區産生重要的影響。亞美尼亞人移民以及該地區的人口變化是俄國政府主導移民政策的結果，這一移民政策是俄國改變邊疆人口結構的一次試驗，是其在地緣政治、經濟、宗教等利益目标的驅動下完成的，實作了在穆斯林主導的邊境地區增加忠誠基督徒人口的目标。但反過來，基督徒人口增加則導緻該地區人口構成的嚴重失衡。為了穩定邊疆而實施的移民戰略的後果之一，是一個不穩定邊疆的形成，由穆斯林主導的不安定的帝國邊疆演變為亞美尼亞人基督徒與南高加索穆斯林之間沖突不斷的邊疆。而亞美尼亞人和穆斯林的沖突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又緩解了亞美尼亞人及穆斯林同俄國統治者之間的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