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谦语谈书风
编辑|谦语谈书风
导演在辛德勒的出场的一场戏中设置了多个特写和中景镜头，对辛德勒的穿着打扮与生活品位进行了较有针对性的描述与特写。
其目的在于对辛德勒的形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这样做也是让观众在影片末段有更大的形象反差感。
这场戏首先是在辛德勒对衣着的选择上进行了多个镜头的描述，这段镜头甚至细致到了辛德勒对于衬衫袖扣的选择导演这样细致的拍摄和调度。
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辛德勒的目的在于跟德国纳粹军方的上流社会建立关系，重要的是体现辛德勒是一个讲究生活品质的人。
唯利是图的奸商
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商人去营利的目的。之后当辛德勒出现在娱乐场所时，他在为人处世和向官员行贿方面表现得非常自然老练，辛德勒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善于结交权贵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商业目的。
甚至辛德勒毫不讳言是为了金钱。辛德勒的妻子来到工厂看望他，却看到他与另外一个女人发生关系，辛德勒在这个场景向妻子表达了自己的野心和期望。
辛德勒知道犹太人的处境艰难，但他仅仅是想利用这一点继续发财。这就有了让史登联系了犹太资本家的谈判。这场近乎敲诈的谈判完全显露出辛德勒的丑恶嘴脸。
“救赎者”的人性挣扎
故事发展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辛德勒对犹太人的厌恶感并没有减少，史登则利用了自己工作的关系不断尝试拯救犹太同胞，他保证了犹太人的工作资格，甚至不断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
从这一角度看，辛德勒并非从开始就成为“救赎者”，史登才是潜在的“救赎者”。第一次对辛德勒心理造成触动的是独臂老人罗温斯坦先生，因为辛德勒给了他工作机会，因此这位老人向辛德勒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然而辛德勒虽然对史登的做法表达了自己的异议但并没有赶走那些不太符合要求的工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辛德勒善良的一面，随后罗温斯坦被纳粹官员射杀。而在被杀前的鲁荣斯坦还在微笑着自豪地说：“我是奥斯卡·辛德勒的工人。”
罗温斯坦的死给了辛德勒很大的触动，辛德勒以一名优秀工人被军队随意杀害而以近乎警告的态度向官员要求不再发生类似情况，这时的辛德勒仍旧对军队以及官员抱有幻想，所以不可能开始放弃赚钱而去营救犹太人。
第二次对辛德勒心理造成更大触动的是1943年纳粹军队对犹太人B区的屠杀，这一次的触动是更大的。当辛德勒站在山坡上看到一幕幕悲惨的景象，尤其是当他看到一位穿着红色大衣的犹太小女孩儿时，他也只是转身离去。
心理上存在对犹太人的同情但是不足以让他放弃荣华富贵，这个时期的辛德勒与做生意初期的辛德勒的心理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的辛德勒对于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想要去拯救他们。
忏悔成就“救赎”
辛德勒最终决定带着自己剩下的财产告别这个故事。他从内心里认为这个灾难最终将会过去，也许是因为他再也无法面对和忍受工人们遭到残害以及这一切战争造成的悲剧。
但是经过慎重考虑，他还是决定把工厂迁去捷克境内。当辛德勒做出这个决定时，他已经脱离了影片开始的奸商形象，从思想和价值观上彻底扭转了。这是人性和物质的纠缠与挣扎，最终人性战胜了物质的欲望。
他凭借积攒的财产，花费其中大部分用来从德国人手中买来犹太人，并且凭借自己与德国军官的良好关系最终将犹太人运上了去往捷克的火车。然而当火车错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辛德勒的人生再次发生了不可逆的结果。
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把女性和孩子们换回来，在自己的工厂向德国士兵施压来保护犹太人。这时辛德勒内心完全发生了改变，尽管他的工厂生意和销量直线下降，但这与最初大发国难财的期望截然不同。
他甚至不愿意再让战争进行下去。这样或许犹太人能够获救。最后犹太人获得了解放，辛德勒尽管同时破产了却还在痛哭流涕地向工人们忏悔自己没有拯救更多的犹太人。
这个情节真正成就了辛德勒“救赎者”的身份，使得影片整体得到了升华。当然辛德勒的忏悔也得到了犹太人最诚恳的敬意，尤其是与史登的拥抱成为点睛之笔。
“角川”的自杀
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详细地分析了《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形象的变化与建构过程。然而对于《南京！南京！》中的角川形象，又有什么异同呢？
实际上在《南京！南京！》里面看不到“辛德勒”这样的日本人。既没有这样的日本人，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在二战的过程中也没有过这样的日本人。
从这个角度来讲，《南京！南京！》先天性地缺乏视角高度。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些高度的话，那么这个高度也是属于一个叫做角川正雄的日本军人的。
但可悲的是，从史实角度上讲，历史上并没有角川正雄这样的日本军人。也就是说，角川正雄是个被虚构出来的艺术人物。这个被虚构出来的日本军人在影片末尾对杀人的忏悔和战争的崩溃，就成为影片的唯一的高度。
日本人角川正雄被战友称为“读过书的人”，到中国前，他在日本的教会学校读书，受到军国主义教育后，这个天真的年轻人来到了中国的战场。
电影当中的几个细节体现了角川的年轻和天真，比如角川在喝完汽水后会露出满足的笑容，当他从日本慰安妇百合子的屋子里经历了第一次性爱出来后，非常认真地觉得百合子要成为他的妻子。
这是我们在任何电影当中都没有见过的日本士兵形象。陆川解释说，其实所有战争中都有一群向善的人，在日本老兵的日记里他也看到不少这样的记录。导演选择这样的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在电影筹备前期，陆川在整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时发现，在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上，中国人更多地是控诉日本人的罪行。然而，在大量日本老兵的回忆录中，对于南京或者中国的回忆很少能见到忏悔罪行的语句。
实际上，日本士兵首先是一个个普通的生命个体，但是战争又是怎样把这些普通人变成了屠杀的工具或者机器？
但是对角川角色真正的争议在于，这个角色是否有代表性。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是具备代表性的，他与纳粹党的良好关系，他的商人身份都注定了他作为犹太人“救赎者”的代表性。
“布鲁诺”的悲剧
这个悲剧性的故事围绕一个八岁的孩子布鲁诺展开。不管是原著小说还是改编电影，这个故事一直没有改变采用布鲁诺的视角来讲述的模式。
因为用一个小男孩纯真的眼睛来看待和审视纳粹屠犹这件事不仅视角独特，并且更显残酷和悲哀。很多人拿《美丽人生》与这部电影作对比，指出《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不足与遗憾。
实际上，笔者认为从视角的选择上和故事的讲述上，后者有它的优秀之处。“布鲁诺”的悲剧诞生是一个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才让人更心痛的过程。
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观众要做到的是进入角色所处的环境和历史，影片开始时的布鲁诺展开双臂奔跑的长镜头就是为了能够给观众时间来带入历史。
布鲁诺不断地寻求到外面的世界冒险，是因为从柏林搬到他的父亲工作地之后，造成了他的身份缺失。这种身份缺失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玩伴缺失，二是因为他在家庭当中缺乏认同感。
父亲是纳粹集中营的负责人，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姐姐又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父亲认为布鲁诺必须和家人在一起才可以快乐成长，姐姐则总是鄙视他的天真无知。
这样的家庭环境是造成布鲁诺陷入一种没有存在感的主因。电影中的布鲁诺因此充满了孤独感和抑郁感，他一直试图到外面的世界探险从而寻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感。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自己的朋友施穆尔。对一个孩子来说，寻找真实自我的存在感是在成长中必须经历的过程。人际关系的建立从而为身份的认同寻求一种支持。
而与施穆尔建立朋友关系使布鲁诺达成了这种自我认同感。一次次到铁丝网那里探险，更被布鲁诺看作是与施穆尔友情的见证。
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布鲁诺的姐姐这一人物的设定，从一定程度上这个人物角色暗示了战争对于人性的毁灭。
布鲁诺的姐姐和家人一起搬到了集中营，她从他们的家庭教师那里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所以她将自己的玩偶娃娃统统扔掉了，在屋里贴上了欧洲地图。她对弟弟说，犹太人都是不好的。
她像是被纳粹军国主义洗脑了。这一表现，充分阐释了战争对于人性的第二层异化，将摇摆不定、没有清醒意识的存在推向深渊。
这个情节让笔者想到了另一部电影《浪潮》，这部德国电影讲述了一位中学老师与自己学生进行了“独裁统治”的试验，老师被推上权力的巅峰，而学生们要绝对服从。
在为期一周的过程中，学生们却渐渐发生了变化，局面开始失控，从而导致了悲剧。虽然《浪潮》对于纳粹思想复苏的警示更为明显和深刻，但是《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在这一点上也进行了成功的隐喻。
结语
对于影片的结尾，长镜头的处理方式虽然让人称赞，但仍然有遗憾和不足。这个残酷的现实应该留给观众，而不是再花时间去看孩子的父母有多么痛苦。也许导演认为对于两个孩子的塑造已经足够丰满。
这样做能够起到控诉战争和屠杀的目的，但是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做法。布鲁诺的死在一瞬间切断了现实与电影之间的联系。我们不会期望作为纳粹军官的父亲去反思战争和屠杀。
因为他只会变本加厉，甚至为了报复杀害更多的无辜。孩子在现实和虚拟中都代表着希望，没有了孩子也就没有了希望。真正残酷和深刻的做法应该是让布鲁诺长大成人。
这样会涉及他如何去面对作为杀人凶手的家人，如何面对战争时期建立的友谊，更会反思孩童时期的见闻，反思这段历史。这类电影的意义就是让现代人反思如何做到不会重回历史。
布鲁诺的死只会降低电影的冲击力和历史感，降低反思的力度。我们毕竟不能指望一个家庭承担一个民族所应该做得反思。电影的批判性应该交给大众。所以，悲惨的电影结局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