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谦语谈书风
编辑|谦语谈书风
陈可辛导演在其电影作品中对叙事视角的运用可谓是独树一帜，是其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影片《新难兄难弟》中，叙事视角集中于与父亲无法沟通、冷漠实际的儿子楚原身上。
当一次意外经历让儿子穿越回几十年前父亲和邻居生活的春风街，在这里，儿子见证了年轻时父亲与母亲义无反顾的浪漫爱情，理解了父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无私精神。
当他再一次回到现实中时，一家三口的亲情得以升华，也突出了影片的现实意义。《新难兄难弟》正是以儿子楚原为单一视角讲述，深入刻画了其从不解到理解的心路历程，儿子心理的变化也阐释了亲情的温馨内涵，实现了影片的情感表达。
独特的叙事视角
又如《甜蜜蜜》中叙事视角一直都是黎小军，黎小军是一个香港移民者，影片就从他的视角讲述香港的发展变化。
电影的主题也集中在黎小军对从刚移民香港时的态度立场、文化情感到经过了融合发展之后的香港给黎小军带来的深刻改变。
另外，影片的叙事视角包含着一些刻意隐藏的技巧在其中。影片前半部分，黎小军一直以为李翘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这时影片突然揭示了李翘同为外来人的身份。
此时的观众会和黎小军一样更能体会到作为外来人在港谋生的不易与艰辛，这种恍然大悟，将观众的情感得以放大。同样，使用固定视角来讲述故事的还有悬疑动作大片《武侠》。
该片试图从“微观武侠”“科学武侠”等全新角度来审视东方传统的武侠电影。故事发生在1917年中国西南边疆的刘家村，刘金喜（甄子丹饰）和妻子阿玉（汤唯饰）以及两个儿子一家四口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直到两个通缉要犯洗劫村中的钱柜却被刘金喜“意外”打死，打破了小山村的平静。随后县衙捕快徐百九（金城武饰）前来侦查此案，在一番调查之后徐发现此案并不简单，随着案情的深入。
暗杀组织的追杀、义父义子的对决更引来了一场血雨腥风。影片的叙事视角始终集中在捕快徐百九身上，这是一位带有侦探性质的捕快，精通人体经络学、实用物理学等现代科学。
其严密的推理，对“科学致死”的层层分析拆分了整个破案过程，而作为叙事视角的主体，观众也跟随徐百九对案情的层层深入，使得影片的悬念逐渐揭开。
2014年末上映的现实题材电影《亲爱的》，除去对拐卖儿童事件的关注外另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对叙事视角的转换。这部影片明显可以看出前后两部分导演叙事视角的转变。
影片的前半部分侧重于田文军与前妻苦苦寻找丢失的儿子田鹏，当孩子被找到之后，第一视角就切换到人贩子妻子而不再是丢失孩子的田文军和其前妻，开始重点讲述她对“母亲”权力的追寻。
作为田鹏的生身父母，田文军与鲁晓娟当然享有孩子的抚养权，而作为孩子“养母”的人贩子之妻李红琴同样具有爱与守护的权利。这种叙事视角的突变有着陈可辛导演独特的深层用意。
他并不只停留于表现完整家庭的温情至上，而是想借助视角的变化来凸显人物的置换以及人性的思考。前面从丢孩子的父母视角，让观众对丢失孩子的主人公产生共鸣，对拐卖行为痛恨无比。
后面又从养母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让观众再次对养母产生共鸣情感。客观地描述了拐卖行为对两个家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片也从前面的煽情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人性的思考。正是如此，陈可辛导演对其电影叙事视角的独特把握，引导着观众更多的理解与思索。
人物“三角关系”叙事模式
谈到陈可辛电影，就不得不谈到他对影片人物“三角关系”的钟爱。借助影片中人物复杂的三角关系，更加鲜明地阐释了其影片爱情、友情与亲情的主题。这种叙事模式在他所执导许多电影中都有所体现。
当陈可辛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其所拍摄的爱情片或明或暗的总有一种不变的模式即男女之间的三角关系时说道：
“我觉得如果没有三角关系，爱情片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如果没有三角爱情，就没有戏剧性……很多时候我都认为第三个人物比较好看”。
当然，这种人物“三角关系”除了出现在爱情片中，还出现在许多其他类型的电影当中。如影片《风尘三侠》《投名状》以及《中国合伙人》等，也出现了陈可辛导演对人物“三角关系”叙事模式的有意设置。陈可辛电影人物“三角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除电影《三更之回家》外，陈可辛执导的其他电影都无一例外地设置了一重或双重人物“三角关系”，运用人物的不对称情感和失去平衡的人物关系，无比自然地让叙事张力巧妙地出现。
比如《双城故事》中，一对“青梅竹马”的好友阿伦（谭咏麟饰）和志伟（曾志伟饰）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Olive（张曼玉饰），结果引发了友情、爱情与事业之间的纠葛。
在时间、空间和生死考验中三人掀起了起伏不定的情感涟漪。《金枝玉叶》和《金枝玉叶2》中更是出现了另类的三角关系，女扮男装的林子颖分别被音乐制作人顾家明、歌星玫瑰以及百变巨星方艳梅所喜爱。
杂糅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两种情感令人捉摸不定性别归属的暧昧表达。《甜蜜蜜》中，陈可辛导演相对复杂地安排了影片的叙事模式，黎小军和李翘与来港的方小婷以及黑社会老大豹哥之间形成了双重三角关系模式。
同样，影片《如果·爱》《投名状》亦采用了双重三角关系。《投名状》中，一方面是三兄弟为争名逐利的手足相残，另一方面则是大哥、二哥与莲生（徐静蕾饰）的情感纠葛。
另外，《情书》《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影片也均依靠人物“三角关系”进行叙事，充分表达了影片所呈现出的爱情、友情与亲情主题。
在陈可辛所拍摄的爱情电影在不断地构建冲突同时又巧妙地解构冲突。比如，运用三角恋情感加剧冲突感，又运用舒缓、细腻的故事排编，一点点地向观众解构冲突。
陈可辛一般会自觉回避有三角关系的人物之间的正面冲突，常常会通过一个中心人物的悄然退场来成全剩下两人的爱情，在银幕上勾勒出和谐对称的爱情图景，创造出简单有致的意韵空间。
电影《双城故事》中，志伟的绝症成全了另外两个相爱的好友阿伦和Olive。《甜蜜蜜》中，方小婷同意离婚、豹哥美国街头被杀，客观上先后消除了黎小军和李翘相爱的“障碍”，最后让他们有缘在美国重逢。
正因为三角关系模式在建构冲突的同时，也在巧妙地解构戏剧冲突，因此陈可辛导演的电影展现出了淡化戏剧冲突而注重细节描写的显著特点。同样在《甜蜜蜜》中，黎小军和李翘之间曲折起伏、长达十年的爱情故事。
不是依靠外在的三角冲突或情感争执来实现，而是通过邓丽君缠绵柔美的歌声断断续续地连缀起来，汽车喇叭声促动隐藏已久的爱情瞬间迸发、李翘在纽约街头拼命追赶黎小军、两人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铺的橱窗前再次重逢等细节场景来实现。
"多时空"“非线性复线”叙事结构
但这一定义缺少了对电影“时空”作为重要叙事元素的明确表达，仅以组织和安排“的隐性定义来概括。恰恰由于电影中时间的存在，使得影片“时间”和“空间”的重构成为可能。
因此，叙事结构应是一种将时空元素组织进影片故事情节因果链条之中的方式，它是理解和掌握影片主题和叙事情节内涵的关键。电影叙事结构直接涉及时间与空间的组合。
它与电影叙事时空在某种层面上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表意功能，进而深化叙事时空的内涵意味和外延价值。因此，在这里我们把上文所提到的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时空结合起来一并进行分析。
《双城故事》中，阿伦和Olive相爱，志伟也默默爱慕着Olive。在阿伦成为歌星后，Olive忍受不了冷漠与孤独而离开阿伦，志伟也作为海员四处漂泊。
十年后，得知志伟身患糖尿病即将离世消息的阿伦放下演艺事业来到旧金山，与Olive一起陪伴志伟走过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到达了他们儿时梦想的“金银岛”，阿伦也与Olive再续前缘。
影片《甜蜜蜜》中，男主人公黎小军和女主人公李翘一个来自天津，一个来自广州，在物欲横流的香港怀揣梦想，从相识、相爱，直到最后现实逼迫下的分手。
十年后，他们在美国偶然相遇，聆听着邓丽君的歌曲，两人深情对望。十年的两地相隔和爱恨交织就在两人爱的目光中无声地传达着。
又如《如果·爱》中，三里屯唱歌的歌女孙纳与从香港来北京学习电影的留学生林见东相拥相爱，但爱情终究敌不过现实的摧残，孙纳选择了背叛。
十年后，两人在上海拍摄一部电影时重逢，此时的孙纳面对林见东与聂文两个男人，再一次陷入了选择的情感漩涡。
陈可辛导演在影片《如果·爱》中运用了更为复杂的叙事时空设置，在现代上海的片场里，拍摄同样发生在这个片场的爱情故事，但故事发生的时间却是20世纪三十年代。
而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交代了影片故事的情感根源，现代北京则作为主人公找寻爱情记忆的现实场景。
结语
综上所述，陈可辛电影中独特的叙事视角、复杂的人物“三角关系”以及“多时空”“非线性复线”叙事结构彰显出了陈可辛导演炉火纯青的电影叙事功力。
这些叙事方法的运用更加彰显了其影片创作主题内涵的呈现。陈可辛导演借助形形色色的叙事构成尤其是电影中多个时空的设置，往往令其影片呈现出一种无尽的飘泊离散情怀。
从陈可辛导演的爱情三部曲中，我们便可以感受到男女主人公无尽的漂泊。无论使用何种形式，他的摄影机所记录下的光影世界总是能聚焦于漂泊中的颠沛流离，呈现出独有的对时代的唏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