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謙語談書風
編輯|謙語談書風
導演在辛德勒的出場的一場戲中設定了多個特寫和中景鏡頭，對辛德勒的穿着打扮與生活品位進行了較有針對性的描述與特寫。
其目的在于對辛德勒的形象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定位，這樣做也是讓觀衆在影片末段有更大的形象反差感。
這場戲首先是在辛德勒對衣着的選擇上進行了多個鏡頭的描述，這段鏡頭甚至細緻到了辛德勒對于襯衫袖扣的選擇導演這樣細緻的拍攝和排程。
不僅僅是為了表現辛德勒的目的在于跟德國納粹軍方的上流社會建立關系，重要的是展現辛德勒是一個講究生活品質的人。
唯利是圖的奸商
這也是他作為一個商人去營利的目的。之後當辛德勒出現在娛樂場所時，他在為人處世和向官員行賄方面表現得非常自然老練，辛德勒的形象一下子變成了一個善于結交權貴的人，這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商業目的。
甚至辛德勒毫不諱言是為了金錢。辛德勒的妻子來到工廠看望他，卻看到他與另外一個女人發生關系，辛德勒在這個場景向妻子表達了自己的野心和期望。
辛德勒知道猶太人的處境艱難，但他僅僅是想利用這一點繼續發财。這就有了讓史登聯系了猶太資本家的談判。這場近乎敲詐的談判完全顯露出辛德勒的醜惡嘴臉。
“救贖者”的人性掙紮
故事發展得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辛德勒對猶太人的厭惡感并沒有減少，史登則利用了自己工作的關系不斷嘗試拯救猶太同胞，他保證了猶太人的工作資格，甚至不斷争取更多的工作機會。
從這一角度看，辛德勒并非從開始就成為“救贖者”，史登才是潛在的“救贖者”。第一次對辛德勒心理造成觸動的是獨臂老人羅溫斯坦先生，因為辛德勒給了他工作機會，是以這位老人向辛德勒誠懇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
然而辛德勒雖然對史登的做法表達了自己的異議但并沒有趕走那些不太符合要求的勞工，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辛德勒善良的一面，随後羅溫斯坦被納粹官員射殺。而在被殺前的魯榮斯坦還在微笑着自豪地說：“我是奧斯卡·辛德勒的勞工。”
羅溫斯坦的死給了辛德勒很大的觸動，辛德勒以一名優秀勞工被軍隊随意殺害而以近乎警告的态度向官員要求不再發生類似情況，這時的辛德勒仍舊對軍隊以及官員抱有幻想，是以不可能開始放棄賺錢而去營救猶太人。
第二次對辛德勒心理造成更大觸動的是1943年納粹軍隊對猶太人B區的屠殺，這一次的觸動是更大的。當辛德勒站在山坡上看到一幕幕悲慘的景象，尤其是當他看到一位穿着紅色大衣的猶太小女孩兒時，他也隻是轉身離去。
心理上存在對猶太人的同情但是不足以讓他放棄榮華富貴，這個時期的辛德勒與做生意初期的辛德勒的心理發生了一些比較明顯的變化，但是這個時候的辛德勒對于猶太人的悲慘遭遇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想要去拯救他們。
忏悔成就“救贖”
辛德勒最終決定帶着自己剩下的财産告别這個故事。他從内心裡認為這個災難最終将會過去，也許是因為他再也無法面對和忍受勞工們遭到殘害以及這一切戰争造成的悲劇。
但是經過慎重考慮，他還是決定把工廠遷去捷克境内。當辛德勒做出這個決定時，他已經脫離了影片開始的奸商形象，從思想和價值觀上徹底扭轉了。這是人性和物質的糾纏與掙紮，最終人性戰勝了物質的欲望。
他憑借積攢的财産，花費其中大部分用來從德國人手中買來猶太人，并且憑借自己與德國軍官的良好關系最終将猶太人運上了去往捷克的火車。然而當火車錯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時候，辛德勒的人生再次發生了不可逆的結果。
他幾乎花光了所有積蓄把女性和孩子們換回來，在自己的工廠向德國士兵施壓來保護猶太人。這時辛德勒内心完全發生了改變，盡管他的工廠生意和銷量直線下降，但這與最初大發國難财的期望截然不同。
他甚至不願意再讓戰争進行下去。這樣或許猶太人能夠獲救。最後猶太人獲得了解放，辛德勒盡管同時破産了卻還在痛哭流涕地向勞工們忏悔自己沒有拯救更多的猶太人。
這個情節真正成就了辛德勒“救贖者”的身份，使得影片整體得到了升華。當然辛德勒的忏悔也得到了猶太人最誠懇的敬意，尤其是與史登的擁抱成為點睛之筆。
“角川”的自殺
前面的論述中我們詳細地分析了《辛德勒的名單》中辛德勒形象的變化與建構過程。然而對于《南京！南京！》中的角川形象，又有什麼異同呢？
實際上在《南京！南京！》裡面看不到“辛德勒”這樣的日本人。既沒有這樣的日本人，之是以沒有是因為在二戰的過程中也沒有過這樣的日本人。
從這個角度來講，《南京！南京！》先天性地缺乏視角高度。如果說一定要有一些高度的話，那麼這個高度也是屬于一個叫做角川正雄的日本軍人的。
但可悲的是，從史實角度上講，曆史上并沒有角川正雄這樣的日本軍人。也就是說，角川正雄是個被虛構出來的藝術人物。這個被虛構出來的日本軍人在影片末尾對殺人的忏悔和戰争的崩潰，就成為影片的唯一的高度。
日本人角川正雄被戰友稱為“讀過書的人”，到中國前，他在日本的教會學校讀書，受到軍國主義教育後，這個天真的年輕人來到了中國的戰場。
電影當中的幾個細節展現了角川的年輕和天真，比如角川在喝完汽水後會露出滿足的笑容，當他從日本慰安婦百合子的屋子裡經曆了第一次性愛出來後，非常認真地覺得百合子要成為他的妻子。
這是我們在任何電影當中都沒有見過的日本士兵形象。陸川解釋說，其實所有戰争中都有一群向善的人，在日本老兵的日記裡他也看到不少這樣的記錄。導演選擇這樣的一個日本士兵的視角是一種大膽的嘗試。
在電影籌備前期，陸川在整理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時發現，在對待這段曆史的态度上，中國人更多地是控訴日本人的罪行。然而，在大量日本老兵的回憶錄中，對于南京或者中國的回憶很少能見到忏悔罪行的語句。
實際上，日本士兵首先是一個個普通的生命個體，但是戰争又是怎樣把這些普通人變成了屠殺的工具或者機器？
但是對角川角色真正的争議在于，這個角色是否有代表性。在《辛德勒的名單》中，辛德勒是具備代表性的，他與納粹黨的良好關系，他的商人身份都注定了他作為猶太人“救贖者”的代表性。
“布魯諾”的悲劇
這個悲劇性的故事圍繞一個八歲的孩子布魯諾展開。不管是原著小說還是改編電影，這個故事一直沒有改變采用布魯諾的視角來講述的模式。
因為用一個小男孩純真的眼睛來看待和審視納粹屠猶這件事不僅視角獨特，并且更顯殘酷和悲哀。很多人拿《美麗人生》與這部電影作對比，指出《穿條紋睡衣的男孩》的不足與遺憾。
實際上，筆者認為從視角的選擇上和故事的講述上，後者有它的優秀之處。“布魯諾”的悲劇誕生是一個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才讓人更心痛的過程。
在觀看這部電影的時候，觀衆要做到的是進入角色所處的環境和曆史，影片開始時的布魯諾展開雙臂奔跑的長鏡頭就是為了能夠給觀衆時間來帶入曆史。
布魯諾不斷地尋求到外面的世界冒險，是因為從柏林搬到他的父親工作地之後，造成了他的身份缺失。這種身份缺失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的玩伴缺失，二是因為他在家庭當中缺乏認同感。
父親是納粹集中營的負責人，母親是一位家庭主婦，姐姐又是狂熱的納粹支援者。父親認為布魯諾必須和家人在一起才可以快樂成長，姐姐則總是鄙視他的天真無知。
這樣的家庭環境是造成布魯諾陷入一種沒有存在感的主因。電影中的布魯諾是以充滿了孤獨感和抑郁感，他一直試圖到外面的世界探險進而尋找一個自己的位置感。
在這種情況下，他認識了自己的朋友施穆爾。對一個孩子來說，尋找真實自我的存在感是在成長中必須經曆的過程。人際關系的建立進而為身份的認同尋求一種支援。
而與施穆爾建立朋友關系使布魯諾達成了這種自我認同感。一次次到鐵絲網那裡探險，更被布魯諾看作是與施穆爾友情的見證。
在這裡必須提及的是布魯諾的姐姐這一人物的設定，從一定程度上這個人物角色暗示了戰争對于人性的毀滅。
布魯諾的姐姐和家人一起搬到了集中營，她從他們的家庭教師那裡接受了軍國主義的教育，是以她将自己的玩偶娃娃統統扔掉了，在屋裡貼上了歐洲地圖。她對弟弟說，猶太人都是不好的。
她像是被納粹軍國主義洗腦了。這一表現，充分闡釋了戰争對于人性的第二層異化，将搖擺不定、沒有清醒意識的存在推向深淵。
這個情節讓筆者想到了另一部電影《浪潮》，這部德國電影講述了一位中學老師與自己學生進行了“獨裁統治”的試驗，老師被推上權力的巅峰，而學生們要絕對服從。
在為期一周的過程中，學生們卻漸漸發生了變化，局面開始失控，進而導緻了悲劇。雖然《浪潮》對于納粹思想複蘇的警示更為明顯和深刻，但是《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在這一點上也進行了成功的隐喻。
結語
對于影片的結尾，長鏡頭的處理方式雖然讓人稱贊，但仍然有遺憾和不足。這個殘酷的現實應該留給觀衆，而不是再花時間去看孩子的父母有多麼痛苦。也許導演認為對于兩個孩子的塑造已經足夠豐滿。
這樣做能夠起到控訴戰争和屠殺的目的，但是實際上，這是錯誤的做法。布魯諾的死在一瞬間切斷了現實與電影之間的聯系。我們不會期望作為納粹軍官的父親去反思戰争和屠殺。
因為他隻會變本加厲，甚至為了報複殺害更多的無辜。孩子在現實和虛拟中都代表着希望，沒有了孩子也就沒有了希望。真正殘酷和深刻的做法應該是讓布魯諾長大成人。
這樣會涉及他如何去面對作為殺人兇手的家人，如何面對戰争時期建立的友誼，更會反思孩童時期的見聞，反思這段曆史。這類電影的意義就是讓現代人反思如何做到不會重回曆史。
布魯諾的死隻會降低電影的沖擊力和曆史感，降低反思的力度。我們畢竟不能指望一個家庭承擔一個民族所應該做得反思。電影的批判性應該交給大衆。是以，悲慘的電影結局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