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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作家王蒙在文坛辛勤耕耘70年，留下了两千余万字的著作，2019年他荣获首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王蒙的文学创作对应了整个共和国的历史，他和共和国一起成长、一起进步，有足够的历史长度，形成了文学与历史的互文。历史赋予王蒙写作巨大的创作动力和文学资源，而王蒙的写作也为共和国留下了独特的文学文本和精神库藏。王蒙的文学覆盖面极其宽广，从时间上看，他的作品涉及共和国的各个历史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从新世纪一直到当下生活，地域涉及北京、河北、新疆和世界各地，人物更是古今中外，文体则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等各类文体兼备。而近年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阐释，从诸子百家到李商隐、《红楼梦》，他的视野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照亮了王蒙的创作和文化实践，而王蒙留下的两千多万文字也与共和国的文学地图根脉深连，路径相通。
一、共和国的一面镜子
“镜子”的比喻多少有些陈腐，也有些机械反映论的意味，但我们今天在讨论和认定王蒙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时，却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比喻来表达王蒙的历史性意义。我固然可以用其他文学话语来形容和概括王蒙的文学贡献，但作为大家容易理解的历史性的评介语，“镜子”无疑是最普通的，也是最恰切的。
说王蒙是新中国的一面镜子，是因为王蒙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1948年他14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京东城区担任团的领导工作。1953年起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强烈反响，1962年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63年举家迁驻新疆，曾在伊犁农村从事劳动6年，他的小说集《在伊犁》记录了这一段生活。1979年回到北京，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83年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至1989年任文化部部长，之后又在全国政协担任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现已年近九旬，仍任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窥见王蒙的文学生涯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关联的，几乎在中国社会的每个重要时刻，王蒙的命运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和转折。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城里山雨欲来风满楼，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王蒙成为“少共”，1957年王蒙远行到边疆，70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王蒙担任中央委员、文化部长，此后，他又从政坛回到文坛，专心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可以说，王蒙的作品几乎完整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变迁，《青春万岁》的“少共”情结，《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直面生活的倾向，《蝴蝶》对历史和个人双重的反思，《名医梁有志传奇》的“部长心态”，《春堤六桥》对19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咏叹与感慨，这些小说几乎囊括了他自己一生的经历，同时也是新中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折射。
如果说过去那些中短篇小说是阶段性、片段性地表现社会生活和心态的变化，仍是局部性的，缺乏内在连续性，那么他在1990年代潜心写作的“季节”系列多卷本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以及“后季节”的《青狐》等，则采用编年史的方式，纵向地展现了从1949年到1985年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历程，钱文的命运与王蒙的命运有着某种互文性，王蒙通过钱文的人生经历折射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新时代的王蒙依然充满了创作的活力，他的《尴尬风流》《这边风景》《闷与狂》《猴儿与少年》《霞满天》等，或记录当下的生活情态和精神状态，或回顾历史钩沉往事，都成为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
列宁把托尔斯泰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因为托尔斯泰的作品记录了俄国革命的运行轨迹。同理可推，王蒙也是共和国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折射了共和国辉煌而艰辛的历史进程，是共和国活的心灵档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岁月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间里都留下了王蒙创作的印记，从共和国第一代中学生的青春到知识分子中老年的婚恋，从北京胡同里的旧式家庭的“内斗”到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从京郊农民的悲欢到球星、名医的奇遇，都在王蒙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作品里得到体现。
说王蒙是共和国的镜子，从物理时间而言，王蒙的每个时期的创作都能对应到共和国的物理时间。这些客观存在的物理时间在王蒙的小说写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青春万岁》《这边风景》、“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春之声》《蝴蝶》《相见时难》《青狐》《尴尬风流》《仉仉》《奇葩奇葩处处哀》《女神》《笑的风》《霞满天》等等，这些作品串起来就成为共和国的时间档案，记录了共和国的全部历史进程。如果把王蒙作品排列起来，会发现居然是一个编年史的结构，也就是说王蒙不自觉地成为了共和国的“书记官”（巴尔扎克语）。
这种物理时间还表现在王蒙的写作时态上，王蒙既是一个回忆性的作家，也是一个即时性写作的作家。这种即时性或许秉承了《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最初的写作初心，也与热爱当下生活的精神气质相关。王蒙的《春之声》《悠悠寸草心》《名医梁有志传奇》《尴尬风流》《仉仉》《霞满天》等一系列的小说可以说是当下生活的“现场直播”，他的写作时间和小说中的时间是同步的，他和小说拥有了共同的物理时间，小说和生活在时间上是重合的。
王蒙作为新中国的一面镜子，不仅停留在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观察和反映的层面上，还在于他是新中国机体的一分子，是新中国革命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一个文人，正如评论家顾骧所言，王蒙的小说是“革命情结的升华”。王蒙已去世的夫人方蕤（笔名）在《我与王蒙》一书中，说王蒙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政治分析”，“经常是值得不值得的一点儿小事，他总爱分析，总从自己的观察讲自己拥有的道理，他自认为那是千真万确的”。这种情结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王蒙能够置身其中又出乎之外，他的小说也自然成了革命的见证，因为他自己就是新中国的见证人。
见证，是镜子的属性之一。但王蒙这面镜子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镜子，他的这面镜子是多功能的，有折射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功能，还有放大显微的作用，有时候还是变形夸大的哈哈镜。不论怎么说，“镜子”的概念仍然源于现实主义美学，而王蒙并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美学理想的实现，他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有时候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更多的时候他用心灵的镜子去折射生活、折射社会，他的小说又具备了很多现代主义的色彩。
与新中国的文学同步，与现实亲密接触，是王蒙的人生态度，也是王蒙的文学触发点，他用最贴近的文学方式和最真诚的情感去表现共和国的变迁、社会的沧桑、人的成长和精神世界的变化，他的作品也成为共和国一份珍贵的心灵档案。
二、文学创新的旗帜
阅读王蒙要掌握一个关键词，这就是“青春”。青春的心态，让王蒙永葆文学的青春。很多作家在青春或后青春时期都写出过文华灿烂的篇章，但往往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沉默而失去了活力。王蒙似乎永远不老，保持着青春状态，在伴过了他的同代人“五七族”作家之后，又伴过了“知青族”作家，当知青族作家和先锋派作家呈衰退之势，王蒙丝毫没有显出疲态来，他的近作《霞满天》犹然可见《蝴蝶》式的灵动和“生猛”，而他“王蒙老矣”的宣言，实是他内心不服老的表示。虽然他年近九旬，但他的内心仍是盎然生机的“春堤”，“是许多沧桑却也是依然未悔的鲁莽和天真”，（见《写完〈春堤六桥〉以后》）。正是这种沧桑、鲁莽和天真铸造了一个文学的王蒙。
青春的心态，不老的神态，让王蒙的创作保持着极高的产能，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王蒙的创作青春来自他不断创新的精神，他70年的文学创作始终处于革故创新的状态，因为他知道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是创新，就是走在别人的前面，后来就有了一个略带悲壮的名词，叫先锋，先锋因为冲在队伍的前面，往往要开路、拓展和先遣。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坛对文学创新曾经有过多种称呼，最初称为现代派，后来称为实验文学，也有叫新潮文学，之后又有先锋文学的冠名，这与新时期文学的特性密切相关。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思潮更迭迅速、旗帜变幻如云的文学时代，文学的高速旋转犹如变幻无穷的龙卷云，不断推出新的花样、新的潮流、新的人物，作家的淘汰和思潮的更新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行，各领风骚三五天者有之，三五月者亦有之，三五年者亦有之，但能在这潮汐涌动的大浪淘沙的文学漩流中不被新潮卷掉、不被创新筛掉的，大概也只有王蒙等少数作家。
新时期文学创新的第一股大潮是与《夜的眼》《春之声》《蝴蝶》分不开的，王蒙的艺术触角触及西方现代文学的范畴，在他的小说中读者能看到“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的影响，1980年代中期，他推出了长篇力作《活动变人形》，这部小说实际为后来的“新写实”运动奠定了一个坚实的范例，《活动变人形》把当时文学的社会批判转向文化的反思、人性的批判，那种宽容、悲悯的人文情怀和客观冷静的零度叙述成为“新写实”的主要美学精神。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他那些夸张变形、荒诞不经的酷似漫画的寓言小说，像《球星奇遇记》《一嚏千娇》等实际是开了当代文学“后现代”的先河。1990年代之后，王蒙进入了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十年间，他评红楼，论李商隐，谈大众文化，议人文精神，敏捷不逊当年，深刻渐越昔日。而150万字系列长篇“季节”的发表，更是了却了他一个伟大的心愿，他在倾注了十年心血的跨世纪工程中，写下了一部更有多重价值的著作。
进入新世纪之后，王蒙的创作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退文学实验和创新的激情，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好奇的先锋心态。在写作了“季节”系列长篇和《青狐》之后，他的笔端转向了《尴尬风流》这种“无技巧”的写作。所谓的“无技巧”不是真的零技巧或者缺技巧，而是“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是将技巧藏起来，在不显山不露水的状态下，完成小说的意蕴。《尴尬风流》是王蒙写得最长的系列小说，也是王蒙有意识向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看齐”的作品，他从“老王”的日常生活状态中发现“尴尬”和“风流”的悖反，小说有极强的纪实和即时写作的性质，但作品使用了言简意赅的笔记和简约派的手法，又显得与人物和生活拉开距离。王蒙的这一尝试和实验，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等我们后来读到《女神》《闷与狂》等时，发现王蒙是在积攒力量、调整文气、修身养息，往回走一步，其实是为了更大的跃进一步。其实，《尴尬风流》也不只是简单的回归笔记体，而是在纪实中融合很多荒诞派的元素，时有“黑色幽默”，令人喷嚏、令人喷饭、令人寒颤。再者，在体量上，《尴尬风流》也具实验性、创造性，四卷近百万字的笔记小说是少见的，然而文学界目前对《尴尬风流》的创造性和实验性研究还不够。
2014年以后，王蒙的第二个“春之声”时代再度降临。《女神》《闷与狂》《笑的风》《猴儿与少年》等当年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意识流作品化身为多弹头导弹，让略显沉闷的小说界为之一震。因为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近十年来，曾经的先锋精神逐渐消退，曾经的先锋派也慢慢转向写实、转向常规化写作，而王蒙反其道而行之，他继续高举先锋的旗帜，继续进行着探索和实验。《闷与狂》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目前王蒙最完整的意识流或者意象流作品。这篇小说集中了意识流小说的全部特点，散点叙述，人物形象淡化，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意象化成为小说的主干，人物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在语言的“狂”与“闷”中若隐若现。最重要的是，王蒙在作品中将曾经非常浓郁的老干部色彩和意识转化为一个老诗人、老文人的情怀，这也是先锋派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而王蒙的自然呈现，显得尤为可贵。
王蒙还尝试过类型小说的创作，他的小说《暗杀——3322》就是对推理小说的戏仿和解构，而《生死恋》则是对言情小说的借用，《尴尬风流》是对笔记小说外壳的转化性运用，都说明他在不断进行文体实验、艺术创新。对于文学评论，王蒙也希望能够不拘一格，大胆创新，他在《把文学评论的文体解放一下》中提出，“不要一写评论就摆出那么一副规范化的架式。评而论之，大而化之，褒之贬之，真实之倾向之固然可以是评论，思而念之，悲而叹之，联而想之，或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或独出心裁，别有高见，又何尝不是评论？”王蒙自己的评论文体就自由奔放，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评论繁盛一时，青年评论家的大量涌现，成为文学界的一道风景线。
王蒙对文学新潮的推动，不仅是自己的创作，还通过评论和工作关系来对青年一代的实验和创作表示支持。在他主编《人民文学》期间，率先推出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之后一批青年作家创作的具有探险性的作品陆续出场，像何立伟的《白色鸟》《花非花》《一夕三逝》、张承志的《九座宫殿》、韩少功的《爸爸爸》、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莫言的《爆炸》《红高粱》、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马原的《喜马拉雅古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洪峰的《生命之流》《湮没》等，具有审美艺术的独创性、不可重复性，影响了当时的文学潮流。刘心武的《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万花筒》等，运用“纪实小说”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即时性地传达了生活中的新信息、新动态，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和好评。
步入晚年，王蒙在文学上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因为年龄变大而衰退，在80岁之后，他又“老夫聊发少年狂”，写出了《闷与狂》《猴儿与少年》等一系列作品，成为文学探索一面不倒的旗帜。
三、追思现代性的智者
70年来，王蒙一直都在与现代性纠缠、博弈、对话。年轻时他把革命等同于现代性，在他眼里，革命就是启蒙，革命就是现代性。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风风雨雨之后，他那种年轻时的纯粹的理想主义似乎发生了变化，这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委婉而细腻地表达。
一百多年来中国文人志士对现代性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设计”的特性，也让现代性随时随地更新和变异，教条主义的照搬和克隆反而会让现代性失去生命力。王蒙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一个实践家、践行者。历时70年，王蒙对现代性的追寻与反刍从未停止过，这也与现代性本身的特点有关，现代性的每一个层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遭到了反诘和批判，既受到保守主义的攻击，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但现代性并未因此而停止前行的脚步，现代性的意义就是向前，像《活动变人形》里的倪藻游泳那样，不断地游向前去，才有希望。
新时期文学被人们称为五四以后的又一轮现代性思潮，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在那个时期的作品里读到了太多的抗争以及隐藏背后的“怨恨”。王蒙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去惨痛地展示自己的身心创伤，而是努力去弥合伤口，修复身体和心理上的疼痛。他的《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等小说，没有太多的愤怒和愤恨，反而以一种愧疚者的心理来看待这些年的苦难历史，在这一段时间内，修复个人与周围的关系，修复心灵与肉身的断裂，成为王蒙面对历史的选择。在《布礼》和《蝴蝶》两部中篇小说里，王蒙书写的是当时作家常写的个人的苦难遭遇。在被命运捉弄之后，钟亦成受尽磨难，还是忘不了“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而《蝴蝶》里的张思远则物我相忘，幻觉化蝶，完全没有外在的创伤，连心灵也转化为超越时空的状态。
这些都是因为王蒙对人性和生活的洞察的尖锐和冷静，在其后创作的《活动变人形》中有充分的表现，王蒙对父亲辈的精神疾患毫不留情，对母亲辈的精神恶习的描写也刀刀见血，但是在这样一部具有某种“吐槽”意味的小说中，王蒙依然是充满了费厄泼赖的精神，他写得很痛苦，写得很不粉饰，但在内心里还是充满了悲悯。而《活动变人形》中静宜、静珍的带着农耕文明气息“前现代”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倪吾诚高调出击的“现代性”和启蒙腔，王蒙沉痛地发现了现代性的脆弱和空洞。
《杂色》这篇兼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中篇小说可以说是王蒙对现代性的反思录。王蒙将自己的迷茫通过曹千里这样一个化身表达出来，曹千里的迷茫其实是王蒙对现代性的迷茫，在小说里就是那匹毫无生气、毫无现代性的杂色老马。和枣红马相比，杂色老马就是一个无用和无能的象征，但枣红马迟早也会走到灰杂色老马的境地，小说里写道：“皮鞭再乘上岁月，总有一天枣红马也会像这一匹灰杂色的老马一样，萧萧然，噩噩然，吉凶不避，宠辱无惊的吧？”“所以，大家都说骑这一匹灰杂色的老马最安全。是啊，当它失去了一切的时候，它却得到了安全。而有了安全就会有一切，没有了安全一切就变成了零。”
如果说枣红马是现代性的象征的话，那么灰杂色老马则有些反现代性，这是一匹被时间遗弃了的老马，“瞧它这个样儿吧：灰中夹杂着白，甚至还有一点褐黑的杂色，无人修剪、因而过长而且蓬草般地杂乱的鬃毛。磨烂了的、显出污黑的、令人厌恶的血迹和伤斑的脊梁。肚皮上的一道道丑陋的血管，臀部的深重、粗笨因而显得格外残酷的烙印……尤其是挂在柱子上的、属于它的那副肮脏、破烂、沾满了泥巴和枯草的鞍子——胡大呀，这难道能够叫做鞍子吗？”在《杂色》里，王蒙已经预感到现代性也会衰老，也会变得脆弱，也会变成时间的“过去时”。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王蒙在《杂色》里的困惑，由情绪的意识流和语言的延展再生慢慢转化为一种写实性的理性呈现。
多年之后，王蒙写作了小说《笑的风》，《笑的风》里的傅大成对“现代性”的向往、追求，是通过对爱情的追求来表达的。傅大成感受过现代性的快乐和喜悦，但现代性追求带给傅大成的困惑和苦痛也同样煎熬着傅大成。傅大成和杜小鹃或许代表着的是某种现代性，而白甜美代表的则是前现代，代表着某种乡土文明，穿行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的傅大成在饱尝爱情的悲欢离合之后，选择和判断愈发彷徨。
傅大成的内心是有伤痕的，情感是有伤痕的，他无疑是带着理想主义的目标去选择婚姻，但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是理想主义的，傅大成娶了白甜美，但他有挫败感，觉得生活“不真实”，觉得生活太庸俗，这就是现代性造成的焦虑。但傅大成在与理想的“爱人”杜小鹃结婚之后，并没有想象的幸福，最终还是分手了。离婚以后，傅大成更加产生了“被欺骗”的感觉，又产生了新的“伤痕”，因为他追求的理想实现之后，他反而觉得更加的失落，更加的失重，所以他又回到了白甜美的“身边”，甚至要为她建立“婚姻博物馆”，完成她生前的设想。人生是如此的吊诡，爱是自由的还是孤独的？王蒙的发问是哲学层面上的诘问，王蒙的写作很多的时候也被人称赞为“智慧”，王蒙的“不怨恨”其实在于对生活的深刻认识，不是简单的通过现代性观照来判断，不是用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和绝对的真理去剖析生活的是非、黑白，将人简单地分为善恶、美丑，而是遵循生活的本真，还原生活现象本身，因为小说不是观念的传声筒，现代性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王蒙不仅通过小说来反刍现代性，还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考与省悟，《“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是他对现代性的追问，而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王蒙也在一片“拯救”和“颓废”的声浪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回头来看当时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对中国现代性的一次规划和阐释，也是现代性在中国落地后的众声喧哗的反响。王蒙的冷静和清醒，再次证明他对现代性的反刍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对生活的热爱，对任何“向前一步”真理的警惕。
四、中国意象流小说的大家
新时期以来，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小说，打破了之前故事情节结构小说的创作模式，以人物的感受来结构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波动，引发了中国文学“现代派”的大讨论。而王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写作这些小说将会引起整个文坛的小说革命，他当时觉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交集的信息交织和复杂情感的层积堆叠，用传统的小说方式难以表达，于是索性采用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被称为意识流小说。而王蒙当时并没有接触过伍尔夫、普鲁斯特这些意识流大师的作品，那么王蒙的意识流来自何处？王蒙的这些作品能算真正的意识流吗？
王蒙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到意识流的作品，但王蒙酷爱李商隐的诗歌，他写过好几篇关于李商隐的评论，他对李商隐的《无题·锦瑟》推崇至极。如果用现代诗歌意象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会发现李商隐的《锦瑟》是非常规范的意象诗，事实上，美国意象派诗歌的鼻祖庞德正是通过对王维等中国唐代诗人作品的改写和创造，才创立了对现代主义影响极大的意象派诗歌，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后来对意识流小说的非理性的心理表现方式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王蒙的所谓的东方意识流的表现方式，实际和庞德等现代派同宗，师承的都是唐诗——唐诗体现出来的意象美学。王蒙对李商隐的欣赏实际上是对其意象美学精神的赞叹，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能够感受到“李商隐”化身为他笔下五彩缤纷的意象激流冲破传统小说的藩篱，是自由地逍遥游。小说《相见时难》的题目便直接化用李商隐《无题》的诗句。王蒙小说的意识流其实是从中国诗歌意象美学转化出来的意象流。
其实，意象化写作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是一股涌动的暗流，“文革”前，孙犁、汪曾祺、茹志鹃等人的中短篇小说在当时的非诗化的文学环境里顽强体现着中国小说的诗学传统，就是对意象写作的痴迷和执着。孙犁的《风云初记》、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茹志鹃的《百合花》等都有意象化写作的流韵，他们或以女性或以童年视角来营造的小说场景，和当时的小说拉开了距离。到了1978年以后，意象大面积的运用，最初是一些先锋作家的特殊手段，但很快被更多的作家在创作中接纳，他们同时又借鉴西方的象征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诗学特色的意象写作。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铁凝的《玫瑰门》、张承志的《金牧场》、莫言的《红高粱》、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苏童的《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河岸》、格非的《青黄》等都大量使用意象写作的手段，来丰富小说的内涵和层次。张炜的《古船》属于写实主义的小说，但整个叙事的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意象的激情，而《九月寓言》则是其意象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中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思想和情绪的载体，正是借助意象的方式搭建。另一位几乎全身心投入意象写作并初步建立了自己意象王国的作家苏童，其长篇小说《河岸》以充沛的意象语言勾勒壮阔的小说语言洪流，成为一部意象流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如果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王蒙其实是用意象的蒙太奇方式来结构小说、组织语言，与意识流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样看来，王蒙的意象流被误读为意识流也就很正常了。发端于《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等的“东方意识流”，其实源于王蒙对意象美学的钟情与爱戴，王蒙这些小说实际不是以情节或人物的命运来结构小说，而是通过一个意象作为触发点来结构小说。《夜的眼》是陈杲对城市夜的眼奇妙联想，继而扩展为情绪的流动，人物的思绪和潜意识也浮出水面。《春之声》则以施特劳斯的名曲来贯穿小说，通过声音的聆听和联想，发现了生活的转机。而《风筝飘带》被人看作是象征小说，但对象征物又众说纷纭，就像唐湜说汪曾祺的早期小说“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意味’”。《海的梦》也是如此，“海”象征什么？也是很难具体落实的，却构成了小说的整体结构。《蝴蝶》当时被称为“反思小说”，王蒙确实是在回叙历史、反刍人生，但张思远最后的蝴蝶之幻，又让小说超越了当时的流行套路，不仅是历史的审思，而是对自我的怀疑和丧失。《杂色》的出现，可以说王蒙是意象流美学的完美呈现。《杂色》虽然有意识流的形态，写曹千里和杂色马在草原上行走的思绪，但其意象的流动和意象的自由组合，更具备李商隐式的美学。《闷与狂》的结构又超越了《杂色》的思维形态，《杂色》还属于定点叙述的产物，曹千里和杂色马在草原上的时空是固定的，而《闷与狂》完全以一种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式来组合意象，又以意象来贯穿小说，穿越时空，链接未来，时空消失了，只是意象的汪洋。
王蒙和张爱玲在谈到《红楼梦》时，不约而同地说到《红楼梦》的一个特点，就是《红楼梦》可以从任何一回读起，甚至随手翻阅一页都可以津津有味地阅读下去。王蒙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锐发现了《红楼梦》的特别之处，他说，《红楼梦》有些章回可以当做短篇来阅读，这是因为《红楼梦》采用非线性化的思维方式，通过“横断云岭”“伏脉千里”（脂砚斋评语）的意象化来结构小说。王蒙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讲故事和编排情节的作家，他更擅长在作品中表达情绪、渲染情感，他的小说结构常常不使用情节为主线，而以意象来结构，从他的小说题目就可以看出。小说的题目是小说的文眼，也往往是一个作家构思一部作品灵感的源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布礼》《蝴蝶》这六篇最早被称为意识流的小说，除了《布礼》外，其余五篇都是具象的画面感，意象形态化。后来写的小说《蜘蛛》《夏之波》《笑的风》《青狐》《活动变人形》《春堤六桥》《葡萄的精灵》《霞满天》《女神》等，都是用意象来作为题目。
除了小说结构意象化之外，王蒙笔下的人物也是意象化的，有很强的精神性。王蒙深得《红楼梦》写人的三味，他的小说既有非常写实的人物，也写了大量的意象化的人物，《布礼》《杂色》等小说就尤其明显。另外还有一些形象模糊的人物，比如《春之声》里的岳之峰，《夜的眼》里的陈杲，他们不像传统小说里人物那样棱角分明，他们更接近印象派画家笔下的人物，情绪化，变形化。意象化的人物不注重人物的全貌，而是将人物的命运和性格通过特定的意象化来展示，形象的意象化在王蒙的小说写作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们不一定是小说中的主要形象，但是在主人公的心理发生巨大变化时伴随在主人公身边的重要角色，这些角色大多是主人公内心的外化，这种外化的意象让小说离开了实指而进入虚境，使得小说极具审美想象的空间。《来劲》中的xiangming不再是具体的名字，而是一个靠声音来分辨的人物，人名的“去具体化”并不影响名称本身的指代，所以，《来劲》这个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人名的意象化，人名意象化带来的人本身的意象化。
王蒙的意象流被误读为意识流，也具有某种意义，王蒙之后的小说创作有意识地探寻东方意识流的表现方式，像《铃的闪》《来劲》确实只是一股奇妙的语言流或意识流了，而力作《杂色》就是一部超级意识流的作品，说它“超级”，是小说不仅仅有意识流的表现方法，还有其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段。曹千里和杂色马在草原上的行走，带来的语言和意识的新变，也成为文坛的一道风景。到了晚年，王蒙又重燃《春之声》时期的热情，再度探索意象流的极限，写作了一部文体桀骜不驯的奇作《闷与狂》。在这部小说里王蒙将意识流叙述的多视点、无视点无限发挥，将意识流的潜意识、无意识自由书写，将意识流语言的“自动书写”、无标点叙述等反语言的功能巧妙整合，和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美学的跨时空、无时空、零时空成功嫁接。
五、激励青年作家的良师
作家张炜曾说，王蒙“是中国作家的榜样。他长期以来提携了那么多中青年作家，不光是个人的创作成果丰硕，对中国整个作家队伍的培养也做出很大贡献”。张炜的话道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王蒙喜欢春天，热爱春天，他知道文学的未来在于青年，文学的春天也在青年作家身上。2000年1月，王蒙把自己获得的《当代》拉力赛十万元大奖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倡议设立一项奖励30岁以下作家的文学新人奖，支持年轻人的创作，以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当时有人建议用王蒙的名字来命名，王蒙坚持用“春天文学奖”命名奖项，寓意着文学的希望和未来在春天。春天文学奖一共颁发了五届，先后有十几位青年作家获得了正奖和提名奖，徐则臣、李修文、张悦然、戴来、了一容、彭杨等人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获得了春天文学奖。
王蒙在文坛的身份主要是一个作家，但也有高光的编辑生涯。1984年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之后，《人民文学》成为文学新人、文学新潮的高地。为了更多地了解年轻作家的创作计划和创作现状，1985年，《人民文学》发起并组织了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莫言、马原、扎西达娃、何立伟、刘索拉、徐星等都到会，并作了具有个性的发言。多年后，马原在文章中说：“在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的这次研讨会上露面的这些新的作家，带动了大陆文坛上一轮新的小说美学、小说方法论。”王蒙对先锋文学的提携不仅是在《人民文学》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还在于当他们的小说引起文坛争论后，以名家身份撰写文章进行评介。他为青年作家写下了大量的评论，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刚刚问世，他就在《文艺报》上撰文推荐，这些评论是王蒙在繁忙的创作之余抽空写出来的，体现了敢为人先、甘为青年作家奉献的精神。
2022年9月22日，首届(2021-2022)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在北京揭晓，青年作家孙频、郑在欢、渡澜入选。这是继春天文学奖之后王蒙又一次的“特别行动”。70年前，王蒙欢呼青春万岁，70年后已经耄耋之年的他，将青春的火炬用特殊的方式传递更年轻的作家手中。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桥梁
近十余年来，王蒙在创作之余，悉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先后出版了《庄子的奔腾》《庄子的快活》《与庄共舞》《庄子的享受》《老子的帮助》《老子的智慧》《天地仁心》《天下归仁》《中华玄机》《御风而行》《得民心 得天下》《治国平天下》等著作，对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列子等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王蒙通过对传统典籍的解读，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做出了有益尝试，王蒙在《天地人生》中写道：“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目的不是为了查核与校正古史古事古物古书，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之高雅，更不是要返回古代与先辈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认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的来历与精微内涵，认识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变。”王蒙历时多年研习和解读，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五千年文明，用自有的独特的生活化、哲理化、思辨性的语言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回应时代对文化转化与创新的呼唤。王蒙的这些著作的一个特点，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大胆创造性的解读，从文化与生活之关系作为解读的出发点，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国人心理链接的可能，强调传统文化对当下生活的共情性和精神支撑。
在这些著作中，王蒙努力做到承先启后，贯通古今，连接中外。随着时间的的推移，他的这些著述和他的文学作品交相辉映，在共和国的星空中，将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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