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喀里多尼亚问题成为美拉尼西亚次区域发展的初始动力。随着次区域国家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加，次区域主义合作也逐渐机制化和正式化。在这过程中，“美拉尼西亚”身份与南太平洋大国——巴新的倡导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次区域身份加强了次区域认同，次区域结构创造了合作深化的环境。
“美拉尼西亚”身份形成于19世纪——20世纪的南太平洋劳工贸易时期，大批的美拉尼西亚土著被招募到不同岛屿从事种植园工作。频繁的流动务工让来自不同岛屿的土著了解到彼此之间的相同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为共同身份形成打下基础。在此期间形成的共同语言成为美拉尼西亚身份的重要内容之一。
19世纪中期，瓦努阿图有一段黑奴贸易时期，史称“黑鸟”贸易时期。“黑鸟”贸易兴起后，来自新赫布里底、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斐济等地的大批土著人，为了便于相互间交流以及与澳大利亚种植主进行沟通，逐渐形成一种以英语为主、混杂各自土著方言的语言——“皮钦语”。
经过50年的发展，被“黑鸟”们带回瓦努阿图的皮钦语开始流行，成为不同岛屿和部落间交流的语言纽带。
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人民承认以共同“皮钦语”作为表达的共同特性，“皮钦语”被认为是美拉尼西亚统一的支柱、精髓。皮钦语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官方语言，在讲法语的新喀里多尼亚，土著美拉尼西亚群体希望把它作为一种“历史语言”工具，因而，美拉尼西亚人将自己认定为同语言群体。
其次，出现的一些国际性组织成为美拉尼西亚人交流的平台。例如，美拉尼西亚独立阵线于1968年在拉包尔成立，其目的是建立美拉尼西亚国家，由新英格兰、布干维尔和马努斯群岛组成。
美拉尼西亚独立阵线虽然消失了，但其中所体现的感情是重要的。美拉尼西亚各地的人民都在独立地寻求独立，他们的跨国合作是他们与这个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并扎根的原因。最终，共同的身份认同体现在次区域国家独立之后对自身的定义之中。瓦努阿图独立之初，开国之父、首任总理沃尔特·利尼曾就独立之后的国家发展方向提出一个重要理念——美拉尼西亚道路，其基本涵义是尊重传统、平等主义、公社主义、自给自足。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宪法》前言写道：“以家庭为单位被确认为大陆社会的基本依据，以及将要采取的每一步，以促进美拉尼西亚家庭的道德，文化，经济和社会地位。”所罗门群岛的《1978年宪法》国籍篇章也写道：“每个在独立日之前在所罗门群岛出生的人，或有或曾有两名祖父母，或曾经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或新赫布里底群岛土著，部落或血统的成员的人，都可以是所罗门群岛公民。”
如果一个群体成功地通过将意义赋予自己来定义自己相对于其他群体，那么它就有了一个身份。身份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涵盖了这些情况：身份是通过将过去的社会关系与现在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而产生的。
独立之后，美拉尼西亚国家成功地将“坚定反对殖民主义”作为自己群体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南太平洋岛国身份基础上强化了独特的次区域身份。南太平洋的地区主义开始于“太平洋方式”的精神。但是“太平洋方式”随后没有在美拉尼西亚次区域引起强烈共鸣，反而让一些国家认为斐济试图将波利尼西亚方式的制度扩散至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因为，马拉的倡议包含了精英元素，除了含蓄地将波利尼西亚的等级形式确立为主要参照点外，还共同致力在保守的社会政治价值的基础上，让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达成和谐的理解。
但是在南太平洋的新赫布里底（现称为瓦努阿图）和新喀里多尼亚，法国殖民者不愿意放弃统治权力，反殖民斗争依然激烈。
稳定与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两个地方的独立问题。1976年至197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伯纳德·纳罗科比（BernardNarokobi）提出了“美拉尼西亚方式”（TheMelanesianWay）。“美拉尼西亚方式”是指将保卫想象中的“我们”的任务强加给自己，以对抗同样想象中的“他们”，后者指的是殖民地和地区大国的各种代理人或代表者。“美拉尼西亚方式”与“太平洋方式”形成对比，凸显美拉尼西亚文化圈对于特定问题的解决方式。
在更彻底的反殖民斗争中，美拉尼西亚的概念最终内化为自身认同，更重要的是脱离了任何与之有低劣含义的联系。“美拉尼西亚”这个词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一个肯定词，为当代次区域身份以及一个正式的组织提供了积极的基础。
巴新是整个南太平洋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自1975年独立以来在南太平洋地区事务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巴新的外交政策对次区域主义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减少澳大利亚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巩固新生政权，独立前夕，第一位全面负责巴新贸易和外交关系的部长毛利·基基（Kiki）爵士概述了后来成为政府独立后外交政策的原则——“普遍主义”，即“成为所有人的朋友而非敌人”。
这表明巴新政府希望采取睦邻外交，与所有承认新政权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对任何国家都不敌对态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被确定为南太平洋国家，并应被视为东南亚与南太平洋之间的桥梁或联系。
但是斐济和波利尼西亚国家认为巴新参与地区主义是想掌控地区领导权，实现自身国家利益，同时巴新的地区政策并非被所有国家所认可。1980年，瓦努阿图爆发了“椰子战争”（CoconutWar）。5月28日，即瓦努阿图独立前两个月，在反对派吉米·史蒂文斯（JimmyStevens）领导下，瓦努阿图爆发了分离主义运动。吉米·史蒂文斯接管了政府财产，自称为总理。这次起义不仅得到了法国官员和殖民者的支持，也得到了美国“菲尼克斯基金会”自由主义者的支持。6月8日，瓦努阿图当选总理沃尔特·利尼（WalterLini）呼吁英国和法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平息叛乱。
虽然两国政府都部署了部队但是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激进分子的活动。最终巴新政府派遣军队平息叛乱，但是行动最终遭到了南太平洋论坛的反对和其他国家的怀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无动于衷”也让巴新意识到在该地区协调其他国家建立独立行动机制的重要性。因此，从索马雷政府（MichaelThomasSomare）政府后期开始，鉴于外部环境中的挑战、威胁和机遇，巴布亚新几内亚逐步制定更务实的外交政策，可用于追求其国家利益。
1981年，朱利斯·陈（SirJuliusChan）起草了一份新的外交白皮书，提交国会审议。《白皮书》建议巴新采取积极、选择性的对外政策。帕尼斯·温提（PaiasWingti）总理（1985-1988年）在对外交政策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他的目标是从根本上调整巴新的外交政策。
1986年，在温提总理的倡议之下，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非正式层面上促成了MSG。巴布亚新几内亚认为MSG是一个重要的次区域组织，通过它可以促进其利益。在1986年MSG成立会议期间，迈克尔·索马雷爵士说：MSG的建立为我们美拉尼西亚人民的治理奠定了法律基础，这将是我们存在的基础。这表明，我们的美拉尼西亚精神、兄弟情谊和团结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区域大国在我们面对未来挑战时不干涉我们的事务。
巴布亚新几内亚在MSG的基础之上，支持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重新划定领土，并就新喀里多尼亚问题和南太平洋论坛的其他问题进行游说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将新喀里多尼亚和核试验视为密切相关的问题。
在法国罗卡尔政府上台并就新喀里多尼亚的临时解决办法进行谈判之后，情况有所改善。然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其他美拉尼西亚国家一样，对新喀里多尼亚的罗卡尔计划持强烈保留意见。
1988年12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部秘书斯蒂夫·莫基斯（StevenMokis）表示，尽管法国政府更迭，但是他预计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将继续存在困难，并将双边关系形容为“冷淡”。
在全球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之中，南太平洋岛国取得独立，并且自主成立协调本地区活动的地区性组织。南太平洋论坛在准入原则上只接纳独立国家，在成员构成上排除英国、法国等传统殖民大国。南太平洋论坛打破南太平洋会议“不谈政治”的传统，广泛关注地区非殖民化，建立了平等、共同协商地区事务会议机制。
南太平洋岛国希望建立一个协商一致的议事规则而非西方国家实行的复杂投票规则。但是一旦成员国数量增多，成员国出现利益分歧、诉求相异，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方法，在某些议题上很难作出达成共同的决定，最终直接造成了决策效率不高的结果。
在南太平洋论坛中，虽然成员国都反对地区殖民主义但是岛国之间并非对反殖民主义的具体内容达成共识。美拉尼西亚国家希望极度挤压法国等老牌殖民大国在本地区的势力范围，最终让本地区实现真正独立。波利尼西亚国家和密克罗尼西亚国家则希望不过度触碰原宗主国的地区利益，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来争取独立。加之，法国的利诱外交满足了另外两个次区域国家的发展需求，最终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太平洋地区反殖民化努力进展缓慢。
这也直接导致美拉尼西国家选择小集团合作，协调反对西方大国在地区的行动。同时，美拉尼西亚认同为合作提供了身份和精神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倡议和领导为美拉尼西亚三国合作提供了方向。美拉尼西亚非正式合作的形成给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MSG也一度被称为“GingerGroup”（有活力的组织），有利的推动了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解决，高效的推动了南太平洋地区非殖民化进程，最终促进地区主义发展。
参考文献：
1.吕桂霞：《列国志——斐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刑瑞磊：《比较地区主义:概念与理论演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