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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口通商以后，对于城乡民众日常生活影响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莫过于洋货的大量输入与流行。
洋货流行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外国商船、商品、商人开始自由往来，蜂拥而至。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北方沿海的天津、营口、烟台，长江沿岸的南京、镇江、九江、汉口，以及台南、汕头、海口，随后又陆续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地。
甲午战争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直至清末更有大批内地甚至边远地区的城市开放，中国沿海沿江及广阔内地，主要水路要道的城市都已陆续开放通商。形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覆盖广大区域，并直接与世界市场连接的商路交通网，中国成为正处于工业化蓬勃发展时期的西方列强争相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广阔市场。
大批外国商品，尤以适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机器制造的日用洋货为大宗，沿着这些口岸商路源源输入，并流散各地，进入广大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且日渐普及。
机制日用品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逐渐取代人们世代沿用的手工土货，成为民众衣食日用的常用消费品。
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无论高官富商还是平民百姓，概莫能外，不同之处只是依消费能力而选择的商品档次有所不同。
这种消费生活品的改变，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行为，改变着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及对近代工商业的认知，洋货流行引起的消费生活改变，成为中国民众近代观念启蒙的一个契机。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揭示了西欧民族文化精神，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联系，但随着近代化迅速发展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各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与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走上了各自的近代化道路。
在这一世界潮流中，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国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冲击下，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
其中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是怎样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相衔接，并演化生成自己的近代文化观念的。这是一个至今未能很好解释的课题。
文化观念是浸透于民族群体之中的思想、感情、价值观、行为方式、行为规范等的总和，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潜在的、无形的东西，因此，它不是外显的，不易被人所认识和把握。
而在一个变动时期，由民众自发的社会行为所形成的社会风习、流行时尚，最能反映当时人们文化观念变动的内容和趋向。
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晚清时期，即西洋文明冲击中国社会的初期，出现了新的社会风习、新潮流、新时尚，例如洋货风行、经商热、拜金潮等等，其中反映了一些文化观念变化的信息。
对这些新风习进行考察，并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问题，进而寻求答案。
日用洋货的流行与消费观念
自鸦片战争开放通商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进一步开放以后，西方人在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大为增加，影响着中国社会，而西洋文明与中国老百姓最直接、最普遍的联系，恐怕就是种类丰富的日用洋货了。
人们最早接触的是洋布、洋烟（鸦片）等，70年代西方对华商务大幅增加以后，人们所用所见的日用洋杂货的花色品种日渐繁多。这些洋杂货都是机器工业制品，制作精巧，新奇美观，且多价廉实用，因而深受人们欢迎。
80年代后，在西方驻华外交官的商务报告中，也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报道：“玩具、文具、铅笔、图片、装饰品、洋伞、刀剑、料器、肥皂等等，都构成大商店的贸易品。”金属品、钟表、玻璃和煤油的进口，有“广阔的发展余地”。这些都说明日用洋货销路很好，广为人们所喜爱。
七八十年代以后，日用洋货不仅成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用品，而且流行于内地村镇，甚至抵达边远的穷乡僻壤，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深居腹地的四川，就有从武汉沿长江运来的洋货销往各地。70年代后期，一个游历者曾说，在邻近四川的偏僻地区云南昭通，商店里就陈列着不少洋货，有洋布、钟表、纽扣、玻璃、洋铁器等。
在八九十年代，重庆专门批发洋布的商号就有27家，其贩销的范围很广，直至邻近的云南边远各县。北方则以天津、烟台等开放城市为洋货的集散中心，由此流入内地。
80年代中期，有人记述，在邻近天津的玉田，人们日常所需洋货“至不可胜数”，甚至说“饮食日用曰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
这种说法虽然可能略有夸张，但日用洋货在民间风行，受到广大城乡群众的喜爱和购买，将使用洋货视为时尚，形成了风气，这则是显然的事实。
那么，这些外来的洋货何以被人们如此迅速和普遍地接受了呢？在洋货风行的过程中，人们是以怎样的消费观念和心理来对待的呢？下面从两方面来分析。
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生活水平低下，将生存需求置于生活伦理的核心，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节俭和实用观念，衣食日用以价廉、实用为第一原则，而一些批量生产的机制日用洋货，物美价廉，适于应用，正符合这一观念，所以很快为人们所接受。
如洋布既细密美观，又价格低廉，甚至比土布还便宜，所以人们乐于购买。特别是主要依靠市场购买消费品的城镇居民，更是很快选择了洋布作为日常穿着衣料。
机制洋针缝制衣物更锐利，且坚硬耐用，价格低廉，所以很受人们的欢迎。煤油灯因其照明效果比土制豆油灯好，煤油价又不贵，也很快被普遍使用。火柴比原始的取火用具火镰、纸媒好用得多，价钱又便宜，因此普及很快。
正是由于这些洋货具有价廉实用的特点，符合中国人的实用生活伦理，所以很快取代了中国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土制生活用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生长于家族、村社共同体，注重等级身份和人际关系，重视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表现为日常生活顾体面、讲身份、随时尚等行为方式。所以，日常生活除了生存性需求之外，还有大量因社会生活而产生的社会性需求。
一些洋货精巧、美观、新奇的特点，适合于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的心理需求，所以吸引了人们购买使用，形成了流行洋货，乃至崇尚洋货之风。
道光、咸丰年间，就有人记述说，当时的风气是：“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名为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呼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
所以，花色鲜亮、细密平滑的洋布洋绸衣物，成了人们的体面服装，不仅城镇市民争相穿用，即使是购买能力十分有限的农民，只要稍有余力，也要置办一套洋布衣服，以备在正式场合穿用。他们虽然在平时劳动时仍穿着自制的土布，“然其他或祭祀，或应酬，或往稠人广众之中，皆穿洋布细密光泽者，以为外观美丽”。
他们为的是在亲朋面前显得体面，不背时，以免被人瞧不起。洋货还是当时亲朋间往来的时兴馈赠佳品。咸丰时期，在上海西人书馆做事的士人王韬，就常将洋皂、洋布等洋货作为礼品赠送给友朋。
那些离开农村流往城市经商做工的人，回乡探亲访友时，也会带回各种新奇的洋杂货分送亲友，以示夸耀。乡下人遂仿效城里人，以拥有新奇洋货为时尚。城镇居民更有赶时髦的，争相使用新奇洋货来炫耀。
特别是城镇的妇女，以使用西洋香水、洋皂、洋绸、饰物等为时尚。有人记光绪中叶城市妇女时兴以眼镜、怀表为装饰品，如眼镜，“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怀表，“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
照相作为既新奇，又可留下影像以为保存或赠送亲友的新鲜玩意，也很快时兴起来。自70年代起，报纸上就常可看到售卖照相器材的广告，可见照相已成了一个比较兴旺的行业。
最普遍、最大量，而又广为人知的“洋货消费”，恐怕要算鸦片了。
吸鸦片作为一种消遣、消闲方式和社交手段，伴随着鸦片输入量增长，迅速在民间，特别是城镇居民中广为流行，无论是官吏、士人，还是商贾、杂役，不分男女老少，吸食成风，以致许多人吸食成瘾，难以戒除。
社会风习与生活新观念
由上可见，日用洋货的风行，除了少量品种因其实用性而成为人们的生活常用品之外，大量非实用性的、种类繁多的各色洋杂货，是被作为社会性需求而为人们所接受的。人们购买它们，是出于交际、夸耀、消遣、享乐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出于生存、生活的必需。
这就说明日用洋货风行的社会现象，是人们社会心理、文化观念的反映。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和观念呢？
对于洋货风行这一社会现象，当时人多有批评和议论。
综合来看，这些议论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认为洋货流行于国内，使中国的大量金钱流入西洋人的口袋，因此是“无穷之漏卮”，是西人“耗我资材”的经济掠夺，势将使大陆财源外流，日益贫穷，造成祸患。
这是在经世观念指导下，从国家利益出发，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着眼的认识，是那些关心天下的经世之士发出的忧国之论，是从政治上来看待洋货流行这一现象，但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不能说明老百姓的心理。
第二，在当时的报刊、笔记中，可以看到许多明显带着欣赏、夸耀的口吻描写洋货风行的诗文，特别是当时流行的通俗直白、朗朗上口的竹枝词，更有许多对于洋货流行所带来的新奇、赞赏、繁华、享乐情景的描写。
这些文字显然出于中下层文人或商人，反映了这些有钱有闲阶层及经商致富的新商人阶层，乐于享用洋货的心理。他们当然也是这些洋货的积极消费者，特别是那些靠洋货商业而发家或小富的商贾、买办，更热衷于以各种新奇入时的洋货来装点自己的生活，以炫耀自己的新富和得意，而正是他们及其家属，引领了流行洋货的最新时尚。他们的这种行为举止意味着其在新生活状态下的成功，所以人们乐于仿效，遂蔚然成风。
第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议论，就是批评人们争用洋货是追求奢华、爱慕虚荣、喜新厌旧、道德沦丧的行为，是世风日下的表现。
这是一般正统士人的议论。他们以传统伦理道德的当然维护者自居，习惯于以书本上的圣贤言论、道德说教作为衡世论事的当然标准，所以，对眼下这种明显有悖于正统伦理观念的现象，当然是痛加针砭，抨击有加了。
然而，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是这样说，而在实际的个人生活中，除了极个别过分偏执的道学家之外，大多数人也难免随俗，也会使用洋货。
如咸丰时期思想还比较保守的王韬，一方面谴责众所周知的“鸦片之害”，因“近日愈烈，势不能禁”而为国担忧；
另一方面却经常伙同友人到烟馆、妓馆去吸鸦片以为消遣，并津津乐道“其趣殊永”，有“祛疾调胃”“骨节通灵”的妙趣。
事实上，沾染吸鸦片——这种既损害身体，又违背勤俭道德的恶习的人们中，素称道德楷模的官宦士人就占了相当一部分。
这种言论与行动的不一致，也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传统，源于一种经久形成的二分法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圣贤是伦理道德的化身，由于他们过于完美和崇高，是一般人所不可企及的，所以后人只能把他们视为一种理想来追求。
完美的道德伦理可以作为精神生活的指导，但不见得是日常生活的准则，只求在精神上保持崇敬和认可。
此外，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顺应自然”的传统观念，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欲求的天性得到肯定，由此形成了精神上的道德约束与实际生活中的自然欲求，形而上的伦理自觉与形而下的实际生活分为二途、并行不悖的伦理格局，从而缓解了崇高的伦理道德与日常凡俗生活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传统道德伦理易于使人接受，并得以被人们世代传承，没有间断的一个原因。
宋明理学虽然试图以“天理”压制“人欲”，但到了理学衰落的晚清时期，除了少数正统理学家之外，对于广大民众已经没有多大实际约束力了。因此，一个在正式场合满口道德说教的士人夫子，其个人生活却有可能追求世俗享乐。在士人文化中，纵情酒色，放荡不羁，也会被视为名士才子的“风度”而受到人们的欣赏，这往往无损于他们在正统学术、道德文章方面的威望，反而会为他们的形象增添光彩和魅力。
正因为如此，士夫文人们可以一方面在形而上的纲常大义方面贬斥、鄙视西方；另一方面又在形而下的器用方面赞赏、羡慕西洋。
在对西洋人抱着民族大义的敌视态度的同时，不妨碍其欣然接受那些可供享乐的日用洋货。
士人王韬就是一个典型。他一方面以经世情怀，从国计民生出发反对输入西洋器物洋货；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却喜逛洋货店，购买洋皂、洋布馈赠亲友，常携友流连妓馆、烟馆，大谈吸食鸦片之乐。
这时期素来最讲究道德伦理的士宦文人们，一面大叹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一面却争相享用新奇洋货，成了仅次于商人的第二个积极接受洋货的社会阶层。
由上可见，正是在传统的重实用和顺应人欲的生活伦理的支配下，在商人和市民阶层兴起的社会变动中，西洋日用杂货——这种近代工商业文明的成果，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先头部队，首先冲破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屏障，进入民众的生活之中，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普遍直接的联系，民众也由此得到了近代工商文明的最早启蒙，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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