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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開口通商以後，對于城鄉群眾日常生活影響最大、影響範圍最廣的莫過于洋貨的大量輸入與流行。
洋貨流行
從第一次鴉片戰争後開放東南沿海的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五口通商，外國商船、商品、商人開始自由往來，蜂擁而至。
到第二次鴉片戰争後開放北方沿海的天津、營口、煙台，長江沿岸的南京、鎮江、九江、漢口，以及台南、汕頭、海口，随後又陸續開放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等地。
甲午戰争後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直至清末更有大批内地甚至邊遠地區的城市開放，中國沿海沿江及廣闊内地，主要水路要道的城市都已陸續開放通商。形成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覆寫廣大區域，并直接與世界市場連接配接的商路交通網，中國成為正處于工業化蓬勃發展時期的西方列強争相傾銷商品、掠奪資源的廣闊市場。
大批外國商品，尤以适用于人們日常生活的機器制造的日用洋貨為大宗，沿着這些口岸商路源源輸入，并流散各地，進入廣大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且日漸普及。
機制日用品以其物美價廉的優勢，逐漸取代人們世代沿用的手工土貨，成為群眾衣食日用的常用消費品。
中國社會從上到下，無論高官富商還是平民百姓，概莫能外，不同之處隻是依消費能力而選擇的商品檔次有所不同。
這種消費生活品的改變，引起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消費行為，改變着人們的消費方式、消費觀念及對近代工商業的認知，洋貨流行引起的消費生活改變，成為中國群眾近代觀念啟蒙的一個契機。
馬克斯·韋伯的研究，揭示了西歐民族文化精神，與近代資本主義産生之間的聯系，但随着近代化迅速發展為一種世界性現象，各有關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都與近代化的發展産生了這樣或那樣的聯系，走上了各自的近代化道路。
在這一世界潮流中，中國作為一個具有古老文明傳統的東方國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沖擊下，與西方近代文明相彙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獨具特色的近代化發展道路。
其中留給我們的問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民族文化精神，在這一過程中到底起了怎樣的作用；是怎樣與西方近代文明相彙合、相銜接，并演化生成自己的近代文化觀念的。這是一個至今未能很好解釋的課題。
文化觀念是浸透于民族群體之中的思想、感情、價值觀、行為方式、行為規範等的總和，是隐蔽在人們社會行為後面的、潛在的、無形的東西，是以，它不是外顯的，不易被人所認識和把握。
而在一個變動時期，由群眾自發的社會行為所形成的社會風習、流行時尚，最能反映當時人們文化觀念變動的内容和趨向。
在19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晚清時期，即西洋文明沖擊中國社會的初期，出現了新的社會風習、新潮流、新時尚，例如洋貨風行、經商熱、拜金潮等等，其中反映了一些文化觀念變化的資訊。
對這些新風習進行考察，并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上述問題，進而尋求答案。
日用洋貨的流行與消費觀念
自鴉片戰争開放通商以後，特别是19世紀70年代中國進一步開放以後，西方人在中國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大為增加，影響着中國社會，而西洋文明與中國老百姓最直接、最普遍的聯系，恐怕就是種類豐富的日用洋貨了。
人們最早接觸的是洋布、洋煙（鴉片）等，70年代西方對華商務大幅增加以後，人們所用所見的日用洋雜貨的花色品種日漸繁多。這些洋雜貨都是機器工業制品，制作精巧，新奇美觀，且多價廉實用，因而深受人們歡迎。
80年代後，在西方駐華外交官的商務報告中，也常常能看到這樣的報道：“玩具、文具、鉛筆、圖檔、裝飾品、洋傘、刀劍、料器、肥皂等等，都構成大商店的貿易品。”金屬品、鐘表、玻璃和煤油的進口，有“廣闊的發展餘地”。這些都說明日用洋貨銷路很好，廣為人們所喜愛。
七八十年代以後，日用洋貨不僅成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用品，而且流行于内地村鎮，甚至抵達邊遠的窮鄉僻壤，影響着人們的生活。在深居腹地的四川，就有從武漢沿長江運來的洋貨銷往各地。70年代後期，一個遊曆者曾說，在鄰近四川的偏僻地區雲南昭通，商店裡就陳列着不少洋貨，有洋布、鐘表、紐扣、玻璃、洋鐵器等。
在八九十年代，重慶專門批發洋布的商号就有27家，其販銷的範圍很廣，直至鄰近的雲南邊遠各縣。北方則以天津、煙台等開放城市為洋貨的集散中心，由此流入内地。
80年代中期，有人記述，在鄰近天津的玉田，人們日常所需洋貨“至不可勝數”，甚至說“飲食日用曰洋貨者，殆不啻十之五矣”。
這種說法雖然可能略有誇張，但日用洋貨在民間風行，受到廣大城鄉群衆的喜愛和購買，将使用洋貨視為時尚，形成了風氣，這則是顯然的事實。
那麼，這些外來的洋貨何以被人們如此迅速和普遍地接受了呢？在洋貨風行的過程中，人們是以怎樣的消費觀念和心理來對待的呢？下面從兩方面來分析。
一般群眾，特别是農民，長期以來由于經濟生活水準低下，将生存需求置于生活倫理的核心，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節儉和實用觀念，衣食日用以價廉、實用為第一原則，而一些批量生産的機制日用洋貨，物美價廉，适于應用，正符合這一觀念，是以很快為人們所接受。
如洋布既細密美觀，又價格低廉，甚至比土布還便宜，是以人們樂于購買。特别是主要依靠市場購買消費品的城鎮居民，更是很快選擇了洋布作為日常穿着衣料。
機制洋針縫制衣物更銳利，且堅硬耐用，價格低廉，是以很受人們的歡迎。煤油燈因其照明效果比土制豆油燈好，煤油價又不貴，也很快被普遍使用。火柴比原始的取火用具火鐮、紙媒好用得多，價錢又便宜，是以普及很快。
正是由于這些洋貨具有價廉實用的特點，符合中國人的實用生活倫理，是以很快取代了中國人祖祖輩輩延續下來的傳統土制生活用品，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并由此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中國人生長于家族、村社共同體，注重等級身份和人際關系，重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表現為日常生活顧體面、講身份、随時尚等行為方式。是以，日常生活除了生存性需求之外，還有大量因社會生活而産生的社會性需求。
一些洋貨精巧、美觀、新奇的特點，适合于社會交往和社會生活中的心理需求，是以吸引了人們購買使用，形成了流行洋貨，乃至崇尚洋貨之風。
道光、鹹豐年間，就有人記述說，當時的風氣是：“凡物之極貴重者，皆謂之洋：重樓曰洋樓，彩轎曰洋轎，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燈名為洋燈，火鍋名為洋鍋，細而至于醬油之佳者，亦呼洋秋油；顔料之鮮明者，亦呼洋紅、洋綠。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
是以，花色鮮亮、細密平滑的洋布洋綢衣物，成了人們的體面服裝，不僅城鎮市民争相穿用，即使是購買能力十分有限的農民，隻要稍有餘力，也要置辦一套洋布衣服，以備在正式場合穿用。他們雖然在平時勞動時仍穿着自制的土布，“然其他或祭祀，或應酬，或往稠人廣衆之中，皆穿洋布細密光澤者，以為外觀美麗”。
他們為的是在親朋面前顯得體面，不背時，以免被人瞧不起。洋貨還是當時親朋間往來的時興饋贈佳品。鹹豐時期，在上海西人書館做事的士人王韬，就常将洋皂、洋布等洋貨作為禮品贈送給友朋。
那些離開農村流往城市經商做工的人，回鄉探親訪友時，也會帶回各種新奇的洋雜貨分送親友，以示誇耀。鄉下人遂仿效城裡人，以擁有新奇洋貨為時尚。城鎮居民更有趕時髦的，争相使用新奇洋貨來炫耀。
特别是城鎮的婦女，以使用西洋香水、洋皂、洋綢、飾物等為時尚。有人記光緒中葉城市婦女時興以眼鏡、懷表為裝飾品，如眼鏡，“自光緒中葉以後，婦女之好修飾者，亦皆戴之以為美觀矣”；懷表，“光緒中葉，婦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間以為飾者，或金或銀，而皆小如制錢，故呼曰金錢表”。
照相作為既新奇，又可留下影像以為儲存或贈送親友的新鮮玩意，也很快時興起來。自70年代起，報紙上就常可看到售賣照相器材的廣告，可見照相已成了一個比較興旺的行業。
最普遍、最大量，而又廣為人知的“洋貨消費”，恐怕要算鴉片了。
吸鴉片作為一種消遣、消閑方式和社交手段，伴随着鴉片輸入量增長，迅速在民間，特别是城鎮居民中廣為流行，無論是官吏、士人，還是商賈、雜役，不分男女老少，吸食成風，以緻許多人吸食成瘾，難以戒除。
社會風習與生活新觀念
由上可見，日用洋貨的風行，除了少量品種因其實用性而成為人們的生活常用品之外，大量非實用性的、種類繁多的各色洋雜貨，是被作為社會性需求而為人們所接受的。人們購買它們，是出于交際、誇耀、消遣、享樂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出于生存、生活的必需。
這就說明日用洋貨風行的社會現象，是人們社會心理、文化觀念的反映。那麼，這是怎樣的一種心理和觀念呢？
對于洋貨風行這一社會現象，當時人多有批評和議論。
綜合來看，這些議論大緻可分為三類。
第一，認為洋貨流行于國内，使中國的大量金錢流入西洋人的口袋，是以是“無窮之漏卮”，是西人“耗我資材”的經濟掠奪，勢将使大陸财源外流，日益貧窮，造成禍患。
這是在經世觀念指導下，從國家利益出發，從政治和經濟角度着眼的認識，是那些關心天下的經世之士發出的憂國之論，是從政治上來看待洋貨流行這一現象，但并不能解釋這一現象的原因，也不能說明老百姓的心理。
第二，在當時的報刊、筆記中，可以看到許多明顯帶着欣賞、誇耀的口吻描寫洋貨風行的詩文，特别是當時流行的通俗直白、朗朗上口的竹枝詞，更有許多對于洋貨流行所帶來的新奇、贊賞、繁華、享樂情景的描寫。
這些文字顯然出于中下層文人或商人，反映了這些有錢有閑階層及經商緻富的新商人階層，樂于享用洋貨的心理。他們當然也是這些洋貨的積極消費者，特别是那些靠洋貨商業而發家或小富的商賈、買辦，更熱衷于以各種新奇入時的洋貨來裝點自己的生活，以炫耀自己的新富和得意，而正是他們及其家屬，引領了流行洋貨的最新時尚。他們的這種行為舉止意味着其在新生活狀态下的成功，是以人們樂于仿效，遂蔚然成風。
第三，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常見的議論，就是批評人們争用洋貨是追求奢華、愛慕虛榮、喜新厭舊、道德淪喪的行為，是世風日下的表現。
這是一般正統士人的議論。他們以傳統倫理道德的當然維護者自居，習慣于以書本上的聖賢言論、道德說教作為衡世論事的當然标準，是以，對眼下這種明顯有悖于正統倫理觀念的現象，當然是痛加針砭，抨擊有加了。
然而，這些人雖然表面上是這樣說，而在實際的個人生活中，除了極個别過分偏執的道學家之外，大多數人也難免随俗，也會使用洋貨。
如鹹豐時期思想還比較保守的王韬，一方面譴責衆所周知的“鴉片之害”，因“近日愈烈，勢不能禁”而為國擔憂；
另一方面卻經常夥同友人到煙館、妓館去吸鴉片以為消遣，并津津樂道“其趣殊永”，有“祛疾調胃”“骨節通靈”的妙趣。
事實上，沾染吸鴉片——這種既損害身體，又違背勤儉道德的惡習的人們中，素稱道德楷模的官宦士人就占了相當一部分。
這種言論與行動的不一緻，也是中國士人的一個傳統，源于一種經久形成的二分法的思維習慣和生活倫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古代聖賢是倫理道德的化身，由于他們過于完美和崇高，是一般人所不可企及的，是以後人隻能把他們視為一種理想來追求。
完美的道德倫理可以作為精神生活的指導，但不見得是日常生活的準則，隻求在精神上保持崇敬和認可。
此外，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順應自然”的傳統觀念，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欲求的天性得到肯定，由此形成了精神上的道德限制與實際生活中的自然欲求，形而上的倫理自覺與形而下的實際生活分為二途、并行不悖的倫理格局，進而緩解了崇高的倫理道德與日常凡俗生活之間的沖突，這也是傳統道德倫理易于使人接受，并得以被人們世代傳承，沒有間斷的一個原因。
宋明理學雖然試圖以“天理”壓制“人欲”，但到了理學衰落的晚清時期，除了少數正統理學家之外，對于廣大群眾已經沒有多大實際限制力了。是以，一個在正式場合滿口道德說教的士人夫子，其個人生活卻有可能追求世俗享樂。在士人文化中，縱情酒色，放蕩不羁，也會被視為名士才子的“風度”而受到人們的欣賞，這往往無損于他們在正統學術、道德文章方面的威望，反而會為他們的形象增添光彩和魅力。
正因為如此，士夫文人們可以一方面在形而上的綱常大義方面貶斥、鄙視西方；另一方面又在形而下的器用方面贊賞、羨慕西洋。
在對西洋人抱着民族大義的敵視态度的同時，不妨礙其欣然接受那些可供享樂的日用洋貨。
士人王韬就是一個典型。他一方面以經世情懷，從國計民生出發反對輸入西洋器物洋貨；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卻喜逛洋貨店，購買洋皂、洋布饋贈親友，常攜友流連妓館、煙館，大談吸食鴉片之樂。
這時期素來最講究道德倫理的士宦文人們，一面大歎道德淪喪、世風日下，一面卻争相享用新奇洋貨，成了僅次于商人的第二個積極接受洋貨的社會階層。
由上可見，正是在傳統的重實用和順應人欲的生活倫理的支配下，在商人和市民階層興起的社會變動中，西洋日用雜貨——這種近代工商業文明的成果，作為西方近代文明的先頭部隊，首先沖破了中國傳統文明的屏障，進入群眾的生活之中，與中國群眾的日常生活産生了普遍直接的聯系，群眾也由此得到了近代工商文明的最早啟蒙，思想觀念開始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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