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中旬，我带着“海鸥”相机去灵空山圣寿寺拍照，被暴雨和连阴雨困在了山里，独自一人在深山古刹的老厢房里住了八天。这八天，没有白住，有了许多意外的收获。
最惊奇的发现，是在小小的茅庵里，从一通倒地的石碑上，看到了“灵空山公立林场”七个字。这通碑是民国23年的，公元1934年，准确说才49岁，一点儿也不老，不算古碑。字迹很清晰，笔划工整。遗憾的是，碑断成了三截，有被锤砸的痕迹，看来是“文革”爆发那年，红卫兵们“破四旧”的功绩。碑文标题是《重修茅庵碑记》，在文中刻着“灵空山公立林场”，记载重修茅庵时，公立林场参与其事，并曾捐资。碑不太厚，又断成了三截，我一人就把三块断碑一一翻了过来。碑的背面刻着许多捐资者的姓名。其中有：公立林场“经理”城关人唐常春，林场“协理”王庄人郭知鉴，“司事”定湖人段秉钧，“交际”孙向中，还有张廷俊和安□□（沁县人）等人。我正一一抄录这些姓名时，一个中年羊倌进来了，他也与我一同看碑，他说，碑文上人大都没听说过，只知道这个张庭俊，就是他们西务村的，现在的名字是张广福，还活着，八十岁了，早年在灵空山做过事。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高兴。我没想到，五十年前这里就曾有过“公立林场”，更意外的是碑文上的人现在还有健在的，在他的肚子里，会装着多少飘散的往事啊！
这天下午，我就趁着不下雨，从圣寿寺出来，下了峭壁裹夹的风洞沟，一路向南，穿过醋柳林，走出乱石滩，大约两个小时后，进了西务村。问一位慈祥的花甲长者，他告我张广福今天去了党家山村。我问：“走亲戚？”他说是给人家干木活去了。“不是八十岁了，还干木活？”我很惊讶。“他当了一辈子木匠，身体好着呢！”我问这位长者贵姓，他说姓窦。我忽然想起沁源县已退休的林业科长，就问：“您认识窦科长吗？”他笑着说：“我就是窦相卿。你是——”“我是太岳林局办公室的，姓李。”他把我请进家里，摆下了家常小菜，还有一瓶竹叶青。“叫你小李，不嫌吧？今天就住在我这儿。”沁源的老乡真诚好客，何况我们还都是“林家铺子”的。
这一晚，窦老给我讲了好多灵空山的事，有许多是他亲历的，也有些是人们传说的。他说到附近几个县的几代百姓年年来圣寿寺祈雨，说到日本鬼子在寺院杀八路军的伤员，说到灵空山曾经举办过最早的林校，还办过茶场，都让我听的很入神。我问他关于灵空山公立林场的事，他说明天你问张广福吧，林场的事他知道的多。
第二天在窦老家吃过早饭，去供销社买了两包点心和两瓶“潞酒”，还称了二斤熟花生米，向党家山走去。这个村出了沁源地面，是安泽县的（现在属于古县），但离西务村不到十华里，只不过是一路上坡。进了村，找到一户盖新房的人家，老张正在骑着架凳，弯腰推着推刨，飘着胡须，但不喘气。我过去握了握他枯瘦有力的手，问他能不能歇一阵，和我聊一会儿。他停下了手上的活，和我走出屋子，我们在晴朗的天空下，坐在两个小马架上。我开门见山就问：“茅庵的碑上写的张庭俊，是您吗？”他说：“那是大名，上学时起的，手章上也是。我的小名是广福，人们都这么叫。”从这儿起了头，他拉开了公立林场的话匣子：
灵空山的山林，是明朝弘治年间一个杨姓财主施舍给寺院的。现在草沟“四至崖”还刻有崇祯年间的文字。明朝时候，僧俗有分界，寺院的山林西起草沟、东至仙桥，僧家的树木谁也不能砍。往外就是周围五个村子的。这五个村是柏子（今灵空山镇所在）、王庄、第一川、上兴居和下兴居，五个村的山林是公有的社山。这公，可不是公家，是五个村的共有，也不是那家的私有。清朝时就是这样，五村有个乡社，各村的族长和有威望的人，轮流当社首。什么事都是社首召集，五村的族长和有威望的能人共议，社首拍板。
你们太岳林局的山林是国家的，以前的“大林区”也是国家的，灵空山不一样，抗战时期才收归国有了，早先不是国家的。
五村的山林共有多少？在灵空山全部山林中，公有林场至少占七成，合成亩数大概是3万2千来亩，特别好的林子至少有1万5千多亩，其中有上千株的参天大树。民国建立以后，县政府对灵空山的山林管开了，不让随便砍伐了。县上的公款局每年派人来，由人家的“技士”给编号，年年批字列号，每年批5个字，每个字200个号，一年只难砍1千棵树。准砍的树剥下一块树皮，用漆写上号码。雇工按号砍伐，砍下的树，制成材，运输到霍县、洪洞、赵城和安泽出卖。没有标号的树，不准砍伐。后来，太原大兴建筑，宁武的木材供应不足了，就加大了沁源的林木砍伐，木价逐年上涨，滥伐的事有时也发生。
民国21年（1932），县财政局和五村的村长们商量，成立灵空山公立林场，县上派唐常春来当经理。刚建场时我就是木工，净身窑那个木梯就是我给割的。那时寺里有广渡法师和他的四弟子，还有他的三个徒孙。林场办公在寺院的西配殿正窑里。
每年砍伐树木后，销售木材的收入由林场经办，二成上缴县政府，八成归五村所有，五村的这八成中再提出二成维修寺院。寺僧们的生活不用林场管，他们另有地租收入。灵空山的林木砍伐本来管得不错，执行的很严格。
可民国22年（1933），阎锡山修开南同蒲铁路了，急需大量的枕木，我们叫“道板”。阎锡山可真会算计，用兵工修路，能省下工钱；从附近山林里砍道板，能省下从远处购买。这一下，灵空山可就热闹了，几千号民工浩浩荡荡住进来，草沟就住了两千多人，南山、北山、八达站和第一川都住的满满的，山上到处是临时工棚，每天从早到晚听见放号子的喊叫声、拉锯声、砍树声，山里的鸟兽都吓跑了。头一年，还是“方圆四十里，抬头不见天，牵骡驮枕木，林中难转弯”。第二年就“拔大毛”、“推光头”，林子里到处是“天窗”，有的山头砍秃了。当时每支道板的价格是两毛钱，能买7斤白面或者16斤小米。一棵大树一般能出十几支道板，能卖两三块钱，够买七八袋洋面。后来，道板的价格涨到每支能换小米1斗。贩大烟的来了，民工们就买上大烟吸几口解乏，没多少天，都吸上瘾了，工头把工钱竟然干脆发成了“大烟”，每3支道板才能换2钱大烟土。
公立林场建立还不到一年，阎锡山先后派来上校肖维翰、资议暴光复和解永昌等几个大员，到沁源督办砍伐道板。沁源当地的土豪富商也都来插手道板的生产和运输，最有名的是郭道镇的邓维臣和城关的董福保兄弟。省城的大官们下来，说是监督，实际他们私下发了大财。他们让把好多能制道板的树木，改制成梁、柱、檩、楼板，甚至棺板，贪官和奸商勾结，卖了以后中饱私囊。第三年就出了轰动全省的“灵空山盗木案”，抓了好几个大官，唐常春也被撤了。原因是砍伐了电杆7千支，还有不少桥桩和大梁，这些材料用马车拉了一个多月。
“五村”另选了兴居村的史维藩为副经理，卖道板的收入改为八成归县，二成归“五村”，“五村”的分成掌握到郭知鉴和史维藩手中了，他俩没有从中渔利，灵空山销售道板收入分给“五村”后，其中二成开支到了兴办和维持“灵五学校”的费用，“灵五学校”就是灵空山周围五个村共办的高等小学校，在柏子镇，校长是郭哲鉴，协理郭知鉴的兄弟，学校有几十名男女学生。
灵空山砍道板的大规模生产，至少3千人连续砍伐将近3年。除了寺院绝对不让砍的1百多株古老大树外，檩材以上的树木砍光了。那两年，林场抽我到第一川的大路口清点运往霍县的道板，经我手出去的道板，我记得是19万8千多支。就按平均每株树出8支道板，至少应该是2万5千来株树。
民国25年（1936），南同蒲铁路完工了，灵空山也砍光了。再也没有能砍的林子，公立林场就散伙了。
张庭俊老人说起当年的事，如数家珍。末了，他问：“你这几天住在寺里，住的是东院吧，也只有东院能住人了。”我答：“是的，东院，厢房，护林员住的房子。”他又问我：“你看见过‘半面菩萨’没有？”我说：“没听说过，不知道。”他告诉我：“从东院的门口向外退，退到沟边上，抬头向悬崖上看，能看到‘半面菩萨’。”
我回去后，按他说的，真的看到了悬崖上石缝天然形成的“半面菩萨”，实际是侧面的，头部前额、鼻梁、嘴缝、下巴，还有眼眶，依稀可见，下面还有明代万历年间的题字“南无阿弥陀佛 半面菩萨圣像”。后来，我问过许多去过圣寿寺的人，都没留意过。至于茅庵的那通石碑，县文物管理所的人用水泥把三块粘合好了，立在茅庵里的岩壁前，风不吹，雨不打，没人欺负了。到今年，84岁，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