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神
王元冲《重塑中华帝国的救赎——完全关系，1616-1911》（《重塑中华帝国：满朝关系，1616-1911》，王元充，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
近年来，清代中国与边疆及其周边地区关系的研究继续成为学术热点。例如，以马世佳的《突破边疆，破解帝国》、金光明的《边境资本主义》和金玄轩的《人民参与边境》为代表的北美所谓"新清史"影响的一系列作品，生动地揭示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其复杂的取向绝不是用"进贡制度"来概括的。甚至说到"贡品制度"，许多新作品告诉我们，所谓的"制度"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复杂、灵活、多样得多。2018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特拉华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王元宗的《重塑中华帝国：满洲的朝鲜关系，1616-1911》。本书着重于朝代与朝鲜关系中最典型的关系，生动具体地展现了清朝对外关系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但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也许有些读者会被这本书的副标题"误导"，这本书是一本讨论早期现代中朝关系历史的书。不，关注这个问题的读者可以参考杨兆泉、李华子、王元舟、孙卫国等大陆学者的精彩著作，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很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有相当的了解。重塑的真正重点不是这一点。它的核心关注点是清朝中国如何通过将朝鲜置于其构建的国家世界观中来塑造和改变其身份，以及它如何处理清政权与世界的关系。换言之，《重塑》并不像其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是一本关于普通意义上的"双边外交史"的书。清朝与朝鲜的双边关系更像是一场正面交锋的关系，引出了本书的真正主题：清朝中国世界观的变化发展，它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以及它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兴衰。从这个角度来看，再造更明显的问题意识是讨论"中国为什么是中国"？因此，与其把这本书放在清朝外交史的背景下，不如把它放在美好的过去二十年，围绕清朝的历史、建国、民族性的学术道路。当然，对"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多方面回答还没有结束。与关注清朝"内在"身份主张的作品（如张英智的《马背上的朝廷》或杨念群的《江南在哪里》）不同，这本书通过观察清政权"外在"的相互作用和身份塑造来介入讨论。
作为一个由横跨东亚和东亚的边疆社区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建立的政权，清朝在成立之初就开始建立一种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以便在东亚和内亚的世界观下建立自己的双重合法性。为了巩固其在内亚边境的统治，清政府拘留了蒙古，并通过蒙古进一步包围了西藏。其最典型的思想建构，是接受藏区最流行的宗教：格鲁藏传佛教，与宗教领袖建立牢固的个人奉献关系，从而获得纳雅草原的政治认同。然而，要建立一套能够克服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东亚"华夷方言"的法律话语显然要困难得多。《重塑》一书重点介绍了这一过程。笔者认为，清朝政权在东亚社会建立合法性的重要策略，是通过与朝鲜建立（甚至强迫）一种特殊、密切和等级森严的制度关系来挑战"华谊"的意识形态，朝鲜称之为"小中国"。这样，曾经被东亚儒家视为一地的满洲精英，已经把自己塑造成文明世界的新领袖。到了19世纪，当清政府政权和整个中国世界秩序受到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殖民化的威胁时，清朝和朝鲜人试图通过调整双边关系来适应基于欧洲国际法的新世界秩序。当然，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大韩民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从朝臣的等级关系转变为平等和主权的国家关系，进一步加速了中华帝国的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概可以说，中国在17世纪到20世纪之间被"重塑"了两次：第一次是满洲加入中原，第二次是全球殖民主义的入侵。在这两次重塑中，中国治外法权朝鲜的角色既重要又微妙。
在我看来，《重塑》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三个重要的讨论视角：宗正原则、礼仪话语和韩国案例。正是这三种视角，使得本书跳出了一般的双边关系，以一种似乎在讨论"国际关系"的方式介入了对清朝民族本质的探索。甚至在国家间关系方面，作者的理论选择也很明确：放弃更流行的国际关系框架（典型的南加州大学康灿雄教授，"东亚先于西方"），专注于将清朝与朝鲜的关系置于自己的历史话语语境中。当然，强调"话语"并不是对物质力量的否定。很明显，清朝和朝鲜的关系始于战争，最后是战争。同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两国关系的本质是暴力、胁迫、对话、妥协和适应相结合的强权政治。但不能忽视的是，归根结底，是意识形态资源，包括意识形态原则、礼仪做法和历史先例，使清朝两国（以及清朝的整体对外关系）合理化、固定和正常化。这种所谓的"软实力武器"的思想资源，是有别于现代欧洲体系的"中国世界秩序"最显著的特征。我们需要超越权力的表面政治层面，进入历史档案来观察和认识。
"宗派"
半个多世纪前，费正清开创了东亚"中国世界秩序"的观念。50多年来，从当年的讨论中衍生出来的所谓"贡品制度"（及其衍生概念）已成为分析东亚前现代或早期现代地区秩序的方便概念，至今仍广受欢迎。东亚世界复杂、丰富、互动的跨界互动往往被简化和曲解为所谓的"贡品体系"，而事实上，很多时候这种互动是无关紧要的，也远非系统化。二十年来，通过何伟亚、翟德培、宾师五志等历史学者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这一概念的局限性。重塑也反映了这一概念的不适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具解释性的本土概念，该概念逐渐引起了新一代东亚学者的关注：宗裕。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宗宗"来自儒家理想世界中的家族氏族结构。在帝中的政治语境中，"宗"指皇室，"宗"是周围拱卫王室的屏风。这两个概念共同体现了世界秩序中相互同意的、等级制和亲属关系的政治秩序。从理论上讲，按照这个顺序，通常中原政权作为天朝，是上级的"宗"，认同这个顺序的周围政治机构来自"豫"的属性。问题是，"世界"包括在哪里？"中国"等于"世界"吗？
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直到19世纪末，中国还不是一个由明确、抽象的边界定义的领土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根本没有边界。作为"天国之子"，天皇的统治权并不在国界和疆界之外，但他也是周边政权（朝鲜、越南、琉球等）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您如何理解这种看似模糊甚至矛盾的现象？《重塑》一书建议，中华帝国应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中国，一个"领土帝国"，天子通过官僚机构和军事设置直接统治。另一个是中国，一个"政治文化帝国"，天子通过礼仪部等机构进行仪式和文化监督。朝鲜王朝属于第二层次的帝国。朝鲜在内政上是完全自治的，同时也是中国皇帝的局外人。
按照当代的标准，被称为"宗派"的政治制度似乎类似于帝国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因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清朝对待朝鲜的方式证明了该地区存在"中国帝国主义"。然而，作者清楚地表明，父权制和帝国主义显然是不一样的。宗宗关系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帝国主义是单方面强加的。在宗宗的关系上，虽然外来皇帝主要依靠前国皇帝的名义承认，但上王国的皇帝也需要外国皇帝的支持，才能有合法性。每当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时，新统治者迫切需要邻国的身份认同，以显示他们对天堂的"承诺"。在明元两朝为正统而斗争，甚至在明朝内部政变期间，明朝皇帝和新成立的朝鲜王朝建立并加强了相互承认的宗元关系，两个新政权相互赋予了合法性。清朝的繁荣意图也是如此。
1616年，建州大可汗努尔哈奇在建立黄金后，迫不及待地证明他们是"天国归来"。其战略之一是在宗锺的框架下重建与朝鲜王朝的双边关系。当时，朝鲜作为明朝最忠诚的盟友，将女性视为二等阶级。然后，通过1627年的第一次入侵，金氏政权迫使朝鲜接受双方之间的重新建立关系，称其为"兄弟国家"。十年后，1636年，已更名为"大庆"的满洲政权再次入侵朝鲜，迫使朝鲜不再忠于明朝，并承认明朝为上层国家。这两场战争，满洲政权需要的不是土地，不仅仅是财富，而是首先需要上层国家在宗祹网中的地位。清朝获得的认可绝不是象征性的。通过迫使朝鲜承认清朝皇帝为新天子，清朝实际上宣布自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合法统治者。换句话说，在清军进入中国之前的七年，清朝已经通过儒家朝鲜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从宜华到边缘政权的新"中国"。
时间跳到19世纪，宗炳主义是一套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的新制度规范。西方殖民帝国迫使亚洲国家接受欧洲国际法，而从表面上看，欧洲国际法是基于主权国家独立和彼此平等的假设。父权制的逻辑很难与国际法对世界的想象和调节相协调。虽然李洪章等晚清政客极力使宗元原则适应新制度，在国际法话语中解读宗元秩序，以期在末日保持潮流。但来自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外交官拒绝承认朝鲜既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一个中国国家。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一事无成地陷入了"法律泥潭"（第124页）。对此，《重塑》明确指出，中国19世纪末对朝鲜的措施，不是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的表现，而是"宗范经验主义"（第17页）。"再造"的思想，也与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出现的清朝帝国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日中日战争后，朝鲜最终成为"独立"国家，东亚的儒家世界秩序被彻底瓦解。"政治文化"的中华帝国消失了。因此，"失落的朝鲜"将中国从一个世界国家转变为国际法所定义的"现代"领土国家。
礼貌和话语的力量
重塑并没有淡化军事、商业和其他大国等物质力量在塑造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但很明显，人们更加关注话语权，包括礼仪、政治修辞和写作格式等细节。对于清帝国，作者认为，"朝鲜是中华帝国的政治文化边界，但它是隐藏的，只存在于中国世界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第184页）。这本书仔细地展示了权力政治中"意识形态"权力的本质。在塑造东亚的等级秩序时，话语、修辞和写作，就像军事征服一样，发挥了具体而深刻的作用。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象征性的和不实际的。
学者们依靠外交文书和档案来研究外交关系。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关注文本的内容，但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写作格式和沟通渠道，事实上，很大一部分"隐藏文本"被自动忽略了。在研究早期满洲政权与朝鲜之间的外交互动时，如果我们能够破解非文本信息，许多看似例行公事的互动本来会很生动。例如，《重塑》一书提到，1619年，努尔哈奇首先向韩国国王送去了"国书"和七张仇恨纸条，这些纸币以蒙古语印制为"后黄金命运的皇帝"。在宗朝的儀式制度基礎上，韓國國王（光海中李在寅）拒絕承認Nurhachi是平等的國王，更不用說皇帝了。因此，既不能回复努尔哈奇，也不能直接回复广海君的信，不得不假装不懂蒙古语，下令观察平安路，让朴玉春书《努尔哈奇》，至今仍被称为《建州威马法》（第23页）。另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正式文本中的"提升"。在清朝的官方外交文件中，凡是遇到"天"、"皇帝"和皇年等字眼的人，都必须把文本的位置抬高一行，使他的地位高于"国王"等字样。满洲与朝鲜政权在1627-1636年间建立了兄弟关系，此时是太极皇帝时代的工具，仍然低于"日"，但与朝鲜国王的提升水平有关。1636年，朝鲜沦为太极帝国，并皈依清朝作为上层国家，之后太极帝国的外交工具等于"天空"，高于朝鲜国王（第35-40页）。这种看似微小的写作形式，在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中，具有非凡的意义，显示出政治地位的巨大变化。满洲政权成为中心，成为双边关系中父权制和君主制的象征，而朝鲜则进一步从满洲的"兄弟"沦为"朝臣"和"局外人"。
韩国国王宫廷对清朝的礼仪，对提升清政权在东亚世界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1637年2月，朝鲜国王（仁祖李在寅）走出南汉山城，向太极皇帝投降。清朝在三天渡搭建了一个平台，李伟向太极皇帝三下跪九礼。作者指出，这种高度仪式性的表演"标志着清朝与朝鲜父权制之间关系的正式建立"（第41页）。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清朝正在借鉴明朝的一套宗璋系统来建立自己的中国身份。两年后，1639年，在清朝的命令下，朝鲜在三天渡竖立了一座功勋纪念碑，以"庆祝"清朝皇帝。纪念碑上的铭文刻有中国和蒙古文本，以进一步建立双方之间的关系。碑文称清朝为"大邦"或"上海"，朝鲜为"小刘"（第46-48页）。如果从政治礼仪的角度来看，The Clearer似乎需要更多地依靠朝鲜来促进其正统权威，而不是相反。政治认同体现在礼仪上，所以礼仪成为一种政治权力，体现了对皇帝权威的根本承认。从这一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英国人让马加里尼在1792年会见乾隆皇帝时，清朝曾经坚持要他向皇帝下跪九次。
韩国电影《南汉山市》
同样，在19世纪后期，当清朝和朝鲜处于弱势时，儒家的世界观和礼仪制度被西方外交制度坚决拒绝。当时，正式的宗章礼仪，恐怕是两人传统关系的最后一根胶水。清朝官员想用它来延续天朝的名字，甚至借用西方的制度来这样做。清朝成立了外交部（首相国务办公室），并指导朝鲜与美国等国签订友好条约。与此同时，清朝任命袁世凯为驻朝鲜代表。向西方和日本外交官表明，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外交官"。袁世凯精心挑选了他的官方头衔（"首相的贸易和贸易部长"）的英文翻译："中华帝国陛下的居住地"。但翻译相当蹩脚，实际上将朝鲜比作欧洲的保护国，甚至是南亚或非洲的殖民地（第179页）。这种文化错位再次表明了父权制和殖民主义的不可分割性。与殖民主义不同，父权制从未超越"政治文化"层面，发展成实质性的殖民化。虽然少数清朝官员进行了县级朝鲜的讨论，但这次讨论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更不用说清廷的支持了。
"朝鲜的情况"
尽管清朝一直致力于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建设受到了各种挑战和挑战。核心问题是，满族人在儒家眼中是"野蛮的"，无论是在民族上还是在文化上。因此，清朝皇帝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证明所谓"中国"既不是民族概念，也不是文化（语言、服装）概念，首先是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只要统治者能够成功地证明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发扬了儒家的道教，他就是"中国"。中国身份不一定是排他性的。从顺吉到禹正，清朝统治者的策略是消除华谊边界，作为他命运的标志。另一方面，乾隆皇帝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他面前的几位皇帝不同，他强调"华夷的辨别力"无非是把人当成"华"，把周围地区当成"彝"。无论哪种情况，朝鲜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作者在书中论证，在清代世界观的构建中存在"朝鲜案例"作为模板。
朝鲜是清朝第一个崇尚儒家正统的外部世界。一旦宗宗与朝鲜建立关系，清朝就可以在宗宗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宗唲制度，包括封书王国的王室成员、历法的发行、敬礼的接纳、互使、互集等。清朝以与朝鲜的关系为先例，与其他前明朝国家建立了关系，如安南、鲁急和暹罗。清初，在地区秩序的建设中，朝鲜是常态和标准。到乾隆时期，清朝作为"中国"和地区超级大国的地位已经稳固。乾隆发动了一系列思想运动，重新划定了华谊的边界。身着明代服饰的朝鲜儒家官员的形象首先出现在清朝发布的"易"文本和图像中（例如"庆功图王"）。这种转变有些出乎意料，表明清初成为"中国人"的标准-坚持儒家礼仪和意识形态-不再是判断中期政治地位优点的充分条件。至少在乾隆眼里，人们不需要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宗宣教团本身足以为清朝成为"中国"提供合法性。
1761年《清王公图》
更重要的是，该书指出，朝鲜案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19世纪后期，李鸿章等清朝官员要求朝鲜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补充说，朝鲜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影响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旨在通过西方条约机制确认宗派主义。在随后的几年里，清朝以此为蓝图，为朝鲜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签署友好贸易条约。至此，"朝鲜案"成为清朝维持其政治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后努力。另一个例子表明，"朝鲜案"不仅被用来维持，而且可以排他性，拒绝将某些政治力量纳入中华帝国的"政治文化"意义上。当康熙入台正政权时，郑曾建议台湾"以朝鲜为榜样"，与清朝建立关系，以免他们剃光头发。康熙皇帝拒绝了，理由是朝鲜是"有史以来的外国"，与台湾不同（第56页）。换言之，清朝皇帝对谁可以被排除在"领土"中国之外，谁不能被排除在"领土"之外，设定了严格的界限。
综上所述，《再造》详细、全面地解读了清朝与朝鲜近三百年的关系，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概念曲折复杂的发展与演变。作者精通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和满语等多语种资料的使用，讲述了一个关于"身份"塑造的精彩故事。虽然作品主要面向的是英文读者，但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也足以引发深入的思考。比如，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清朝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帝国相比，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称清朝为帝国呢？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本书对清朝的身份认同有很多笔墨，但也强调了朝鲜在宗裕关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双边互动中，朝鲜也塑造了自己独特的身份，并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当然，这部分内容在这篇短书评中还不能完全展开，希望感兴趣的读者能够自己去探索其中的奇妙之处。
（本文基于作者发表在《中国研究杂志》上的英文书评。见念神松，"重塑中华帝国：满朝关系1616-1911"，《中国研究杂志》。70号， （2020）： 203-210.
责任编辑：彭姗姗
校对：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