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德拉观世界
编辑/辛德拉观世界
1948 年 “二月事件”后执政的捷共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东欧地区最后一个被纳入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但移植的苏联模式与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国情之间存在着突出的内在矛盾。
20 世纪 50 年代的政治肃反损害了执政党的政治和社会威信，导致民族关系紧张、民主法治建设弱化等不良后果; 60 年代初期，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开始持续恶化，民生改善乏力。
最后一个被纳入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
来自党内外和社会各基层要求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压力迫使捷共在1958—1965 年进行了两次以经济管理体制调整为主的局部改革尝试。 两次改革尝试的中断为 1968 年的全面改革积累了经验。
对 “布拉格之春”的研究是国际共运研究中的重要选题之一。有关国际共运的专著一般都把 “布拉格之春”作为单独的章节进行论述，并强调它作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改革浪潮顶峰的历史意义。
国内外关于 “布拉格之春”的研究成果很多，相比而言，国外学者，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对 “布拉格之春”的研究更加丰富和深入，他们多从东欧的斯大林模式、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等视角展开评述。
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多的集中在对改革失败的原因以及改革过程的评述上，与以往研究成果不同的是，基于对相关捷克斯洛伐克档案文本和其他文献的解读，本文强调 “布拉格之春”在国际共运理论与实践上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把 “布拉格之春”与捷克斯洛伐克在 1958—1965 年进行的两次经济改革尝试联系起来，认为 “布拉格之春”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 60 年代后期冷战局势出现缓和迹象的背景下出现的。
它既包含着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反对权威、倡导民主的历史哲学因素，又是捷共反思政策失误和探索发展新道路的结果。捷共希望通过改革重新树立执政党的威信、激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缓和社会及民族矛盾。
从方法论角度看，在坚持捷共领导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把历史传统与 社会发展现实相结合正是捷共改革派强调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改革试图实现对既有苏联模式的创新。
体制与捷克斯洛伐克产经结构间存在的矛盾日益显现
“布拉格之春”的前奏———1958—1965 年两次经济改革尝试 20 世纪 50 年代，捷共通过政治肃反、国有化和新闻审查等方式不断强化集权制度建设，但计划体制与捷克斯洛伐克产经结构间存在的矛盾日益显现
表现为严重依赖国家投入、偏重军工和重工业发展的模式造成产业发展结构性失衡;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不合理; 生产率下降、经济下滑等。计划管理体制本质上属于实践哲学的主观方法论。
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都是由国家计委起草后提交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批准实施，国民经济计划几乎涵盖了经济生活中的所有活动。
捷共中央政治局在经济领域的决策权包括了经济计划、投资、外贸，甚至布拉格地铁线路和重要的首 演仪式出席者名单等。
科尔奈曾提出，计划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或许纸上的计划是可行的，但在实际过程中，计划却充满了摩擦、功能紊乱、效率低下、内部冲突层出不穷。
到 50 年代后期，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日趋恶化，投入产出比低，居民日常用品需求和企业生产资料供给得不到充分保障。
这时党内外出现了主张去斯大林化的声音。但与其他东欧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一进程缓慢，并具有一组内在的矛盾关系，即在 50 年代通过政治肃反起家的捷共保守派领导诺沃提尼出于对自身权力、地位的考虑而坚持维持现状的政策
但部分基层党员和多数知识分子希望在政治经济各领域去斯大林化。这一矛盾关系导致捷共领导层迫于党内外压力首先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两次管理体制调整的尝试。
第一次是1958—1961 年以下放企业生产决策权为主的管理体制调整，这次调整主要采纳布拉格经济大学罗斯帕尔教授提出的强调企业及国民经济效益的建议而进行。
它是 1948 年以来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第一次调整，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体制，只是企业生产指标的制定者由中央部门变为企业联合公司，企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指令性计划的限制
其对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仍不敏感，企业生产经营与市场间缺乏直接有效的联系。新体制执行后出现了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企业再投资严重依赖国家财政，在得不到财政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企 业自主投资的积极性低;
二是在制定企业生产计划指标过程中，为减轻生产压力或获得更多其他利益，企业往往向上级部门提供虚假数据。1962 年新体 制终止，企业生产重归中央计划管理。
1965 年第二次改革尝试也被称为希克改革。60年代初，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1963 年，国民生产出现了计划经济时期以来的第一次下滑，第三个 5 年计划 ( 1961—1965 年) 因执行不力而推迟。
向中央提出了改革方案
这时，党内外对现行经济管理模式的弊端有了共识，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使得 要求继续改革计划管理方式、引入市场机制的呼声再起。1963 年秋，以奥塔希克为首的经济改革筹备委员会理论小组向中央提出了改革方案
同时，方案强调在宏观层面上经济与政治改革并行的必要性， 它提出通过广泛的非集权化来打破垄断型权力结构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前提， 因此要对党的政策及机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新方案是在总结第一次管理体制调整经验的基础上推出的更进一步的改革措施。从经济学角度看，把生产与市场对接是对计划管理方式的突破。
方案明确了从中央计划向非中央管理体制过渡的经济改革方向，提出了通过改 革创立有效大市场机制和消除卖方市场的目标。关键的地方在于，它首次涉 及了政治体制的非集权化和去官僚化问题。
尽管这一方案出台后遇到了巨大的政治阻力，但急于扭转经济增长乏力不利局面的捷共中央在 1964 年 9 月 批准了该方案，只是其中涉及政治改革的建议被搁置。 自1965 年 1 月起，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计委开始在 400 余家企业中进行改革试点。
1966 年 3 月，希克理论小组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如统一企业利润上缴比例; 对企业自有投资给予财政资助; 向弹性工资调整过渡; 限制保护性政策 ( 如一些企业上缴利润减免与价格补贴) 和实施反垄断措施等。
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以及一些政策的不配套使其对经济 和企业效益增长的刺激作用仍然有限，经济形势改善仍不如预期，相反又新出现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国内商品平均价格涨幅超出改革预期
很多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情况突出，企业在得到较高财政补贴的同时，利润上缴比例过低，结果是虽然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上升了 3 倍，但其提高效益的动力不足， 盈利企业补贴亏损企业的状况普遍存在，企业与市场隔离的状况没有完全改 变; 国家预算增长缓慢。
1967 年 10 月，他在捷共州县书记会议上讲话中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倡议视为自由主义倾向对党的公开攻击，是党面临的敌人。 以杜布切克为代表的改革派认为，没有现行体制的民主化，经济改革难以继续。
在 1967 年 10 月捷共中央会议上，他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党既要 加强领导作用，也必须采用新的和民主的方式治理党和国家，这符合社会发 展的需要，党要切实努力解决当前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
在 12 月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希克提出改革不仅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领域，它不是部分修正或调整，而是体制的全面改革，尤其是要改革党的机构和工作方式，党不能事无巨细地决定和指挥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事务。
1968 年之前的两次管理体制调整和改革都具有被动性和局部性的特点， 即它们是捷共保守派领导层迫于经济增长的压力而进行的经济领域的局部调整和改革试验，由于缺乏相关配套措施，两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改革确立了以去集权化和强调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向，这是捷共在改革探索过程 中取得的宝贵经验。事物的发展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过程，“布拉格之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执政党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的实践结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