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徽州地处浙，赣，皖三省的交界，这里山岳连绵，重谷崎岖，可耕作的田地很少，徽州人为了谋生，不得不“以贾代耕”，外出寻找生计。
明中期以前，徽州人就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但“徽商”二字真正为世人所熟知还是在明中期以后。因为在此之后，徽州商人逐步形成了“商帮”，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改变。
自明中期至清道光时期，徽商群体称雄于国内商界达300余年，他们足遍天下，富甲一方。但到了清末时期，由于政策的变化和战争外资等因素影响，曾经盛极一时的徽商逐渐走向了没落。
一、徽商兴起的条件
有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人并不是是天生喜爱经商，而是与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有莫大关系。
徽州又叫新安，其下辖有歙县，绩溪，黟县，祁门，休宁和婺源六县。这里山多地少，粮食难以自给，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另谋出路。
徽州景色图
徽州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极其富有经济价值，特别是婺源所产的杉木，其质量奇佳，是建造房屋，制作家具的好材料，早在南宋时期，就曾有大批徽州人以种植杉木为生。
徽州地处亚热带北部边缘，这里海拔适中，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非常适宜种茶产茶。早在唐代，歙县就以产茶闻名于世，陆羽曾在其《茶经》中记载“歙州产茶，且素质好”。
如今的江西景德镇是天下闻名的瓷器之都，但其烧瓷制瓷所用的土料却全依赖于婺源和祁门两地的供给，明清时期就有不少两县之地的百姓开设“碓厂”，专门制作瓷土为生。
有“文房四宝”之称的笔墨纸砚是古代必不可少的文化用具，在其生产上各地皆有专精，然徽州所产的文房四宝却是样样皆精。
早在唐代，徽州所产的纸墨砚就以闻名天下，《新安志》中曾记载：“李后主留意翰墨,有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旧坑石之砚”。宋代时期，徽州还出现了几位制笔大家，他们的作品也是名动一时。
除了自然条件外，徽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给经商提供了便利。
徽州虽处群山之中，但其与经济发达的江浙距离很近。古时徽州人东去苏杭，西出饶州，或北上芜湖，不过三五日路程，且大部路线都可依靠水路以舟代步，一旦徽州人走出群山，便可利用便捷的水运交通往来经商，聚敛财富。
自然资源丰富，靠近富庶地区，因此徽州人很早就有了经商的传统。
徽州人经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东晋将军司马晞每次举行宴会，都会让娼妓扮作新安人，演奏凄婉动人的离别之曲。可见当时徽州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的事都已十分普遍了。
唐代时期，婺源祁门两地所产的茶叶闻名于世，吸引着大批商人前来选购，唐末五代时期，徽州所产的墨砚纸皆为天下精品。
两宋之交时期，大批北人纷纷南迁至徽州地区，为这里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徽州地区得以进一步开发。
南宋政权稳定后，江南经济不断发展，经济重心逐步实现了南移，南方城市的商业愈加繁荣，这些都为徽州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宋建临安为都，大批权贵豪强得以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徽州所产的桐漆木材，皆是良好的建筑材料，很好地满足了新都大兴土木之需。
徽州所产的纸在临安也是良好的快销品，南宋朝廷曾为了发行会子货币，一口气从徽州采购了50万张纸。
南宋时期，无数商人依靠繁荣的商业得以富甲一方。朱熹外公祝确广就是当时有名的大商人，其所经营的酒肆客栈产业所占面积已达到了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城。“
徽商群体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才干，这些知识的传承都为他们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有利基础。
明清之前，徽商已经在国内商业初露头角，但其经商范围也仅限于徽州和围绕徽州的部分地区，经商形式也只是将徽州的特产运出徽州，换取粮食等生活物品，其影响力比较有限。
明中期后，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有了更显著的发展，商品种类日益丰富，国家商业愈加繁荣。
国家的赋税制度也随之有了变化，一条鞭法和地丁制推行后，赋税中的折银比例逐渐提高，百姓为了缴税，不得不出售产品，以物换钱，这让百姓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古代市集
大量的商品流入市场，当地市场一时难以消化，这就为长途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不少百姓为了尽快纳税，不得不低价售卖自己的产品，这更吸引了大批商人加入市场谋取暴利。
商业中的利润是在贱卖高卖，不等价交换中取得的，长途运输贸易正是实现这类不等价交换的有利途径。在距离遥远的不同地区，由于自然和生产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商品存在地区差价，有着丰富经商经验的徽州人，恰恰就是抓住这一机会，快速积累财富的。
徽州人走出大山，凭借自身优秀的商业才干，借助江河水运之便，将苏浙杭一带的丝绸棉布食盐等商品，远销全国各地，又将各地的特产商品带会苏浙杭，从中谋取暴利。一代代的徽州人投身其中，从零星的小本生意做起，不断积累财富成为一方富贾。
二、徽商商帮的形成
明中期以前，在外经商的徽州人还不能被称作“徽商”，他们的经商活动虽然活跃，但其总体影响力十分有限。在明中期之后，徽州商人逐渐依靠宗族地缘关系，形成了一个整体，“徽商”才为世人所熟知，“徽商”二字也成了所有徽州商人行走天下的名片。
徽商商帮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不过人们仍然能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到其形成的具体脉络。
徽商商帮大致形成于明弘治成化时期，这一时期的徽州商人群体发生了三点变化。
其一，徽人经商风气的形成。万历年间的《歙县志》有载，正德之前，徽州民间大多还是安于耕作，过着“耕有其田,居有其屋”的农耕生活，正德之后，民间从商习气渐盛，变得：“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揵,起落不常”。
有记载，生于成化十年（1474）的歙县人江才，早年立志从商，苦于手无资本，其妻变卖首饰为其筹措本钱；生于成化二十年（1484）的歙县人黄豹，少时家贫，曾见一衣着华丽的富贾行走于街上，前簇后拥，好不威风，遂立志经商，终成富贾。
同一时期，不止歙县的民间风气有了变化，休宁也是如此。弘治年间的《休宁县志》有记载，“民鲜力田，而多货殖”。可见，在成化弘治时期，休宁歙县两地民间就已形成了外出经商之风气。
明后期，人口不断增加，资源不足的矛盾愈发尖锐，徽州人外出谋生的愿望更加强烈。当时徽州六县中，除了绩溪和黟县经商之风形成较晚外，其他四县人早就将经商作为致富的主要手段了。
比如，歙县“业贾者什家而七”，休宁百姓“以货殖为恒产”，祁门“服田者十三，贾十七”。
古代社会虽说是“士农工商”，以“士”为四民之首，但在实际情形中，依靠苦读考取功名的人少之又少。很多徽州人为了谋生，不得不让子代暂时放弃功名仕途，追求商业利益。
明末时期，徽州已形成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第其次的风俗，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便是这种情形的反映。
其二，徽人依靠宗族地缘关系合作经商现象的普遍。封建时代社会，是一个规则限制下的丛林社会，外出经商者要应对很危险的社会环境，比如当地土商的排挤，路上盗匪的抢劫，官员的盘剥勒索等。
徽州商人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谋求商业发展，必然要借助群体的力量，最好的办法便是利用天然的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组织，互帮互助。
宗族关系对商业活动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它可以调动宗族内部的人一同联合起来，动用政治，财力和商业资源，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使得在外经商的徽州人得以扎根立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外出经商之人发迹后，往往会回馈乡里，带动宗亲一同经商致富。这样大大小小的乡里商人组织，便是整个徽州商帮形成的基础。
弘治年间，徽州人许赠在正阳关经商20余年，带动身边亲友一同起家，也使得当地商业兴盛繁华，其死后“挽者三千人，观者万人”，其葬礼规模已经超过了当地的达官显贵。
嘉靖年间，徽州人王子承经商致富后，对宗族子弟无比关怀，他给予族内子弟经商本钱，帮助他们分析商业市场，指点经商之道。在他的多方提携下，不少族内子弟都成为一方巨富。族内子弟致富后，皆以王子承为领袖，大小事务皆唯其马首是瞻。
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繁盛，商业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商业竞争愈加激烈，仅靠一宗一族之力已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了，这时各大宗族之间就有联合起来，共同合作发展的必要，而宗族之间最普遍的联合方式便是姻亲。
徽州人之间习俗相近，有经商的传统，所以互相结亲的现象极为普遍。商人结亲后，便可以已姻亲关系互为后援，商业上互相支持帮助。
歙县名商汪道昆祖辈历代务农，其祖父汪玄仪娶了一位盐商之女，汪玄仪后来在岳父的提携下经营盐业，汪家从此成为了有名的盐商之家。
《初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徽商金朝奉在浙江天台经营当铺，某天他的小舅子带着儿子登门，说想和金朝奉一同经营典当生意。
可见，当时徽州商人之间互相结亲，因为亲戚关系协助经商是非常普遍之事。从某种角度看，姻亲关系的结合就是宗族关系的扩大与延伸。名遍天下的徽商商帮便是靠这样的宗族血缘和姻亲血缘地缘一步步发展壮大的。
其三，徽人对两淮盐业的垄断。两淮一带盐矿资源丰富，盐产量巨大，这里常年活跃着大批盐商，但在明初时期，两淮的盐业却被山西陕西的商人所垄断。
明初，朱元璋为抵御北元，在北部边疆设立了九大军镇，为了解决士兵军需问题，特别设立了“开中制”，规定商人向边塞运送粮草，可以取得贩盐凭证，叫做“盐引”。商人持盐引方可去盐场取盐贩盐。山西地接塞外，拥有产粮运粮的地理优势，南方徽商受限于地理条件，难以与之竞争。
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推行变法，改开中制为“折色法”，规定商人不再需要运送粮草至边疆，只需向盐运司缴纳银两便可换取盐引，这极大方便了徽商对两淮盐业的经营。
徽商从此得以凭借地理条件，在两淮的盐业中取得了市场优势，此前处于垄断地位的晋商渐渐转型，不再与徽商争取盐业利润。
当时有名的大盐商，竦塘人黄崇德便是在此时期发迹的，黄崇德起初在山东一带经商致富，后来投资两淮盐业的经营。
黄崇德自幼饱读经史，对朝廷盐法利害的见解颇为独到。官府每次找各大盐商商议盐政事务时，黄崇德总能侃侃而谈，切中要害，因此他的很多建议都被官府所采纳，就连陕西山西的盐商也为他的见识所折服，纷纷推举其为盐商领袖。
黄崇德的宗族子弟在他的带动下，纷纷投身盐业，全都成为了大富商，竦塘黄氏因此也成为了“富等千户侯，名重素封”之家。
三、徽商商帮的发展
明中期到清朝中后期300余年间，徽商商帮先后经历了发展，受挫和兴盛三个阶段。
明朝弘治时期到万历后期，是徽商商帮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徽商群体主要有三点表现。
其一，经营行业的增多。徽商的经营行业极广，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其货无所不居，无论是何生意，只要有利益可循，他们都会去经营。
明中后期，随着社会分工增多，工农业产品逐渐商品化，人们生活所需的盐茶粮布，木材丝绸等商品的利润越来越大，因而便成了徽商所经营的主要行业。
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很迅速，人们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大，徽商中从事典当行业和货币经营的人业也越来越多。
诸多行业中，尤其是盐业，典当业，茶业和木材业，堪称是徽商的四大支柱产业，其经营规模之盛，从事人数之多，是其他商帮难以望其项背的。
不过值得说的是，许多徽商并无其固定经营行业，往往是多种行业一齐经营，跟随市场和地点随时变化，以灵活的方式规避风险，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利润最大的行业中。
其二，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钻天洞庭遍地徽”。其意是在说当时的洞庭商人和徽州商人活跃度广泛，他们为了谋取利润，几乎是无所不到，无处不去， 不管是繁华的两京和各省省会，还是穷乡避壤的小山村，都能看到徽商的身影。
奔走于各地的徽商，主要是经营长途货运贸易，因此商品经济最发达的苏杭两浙，和运河江淮沿岸，都是主要徽商聚集的地方。
徽商由此形成了以苏浙地区作为主要根据地，商业路线向全国辐射的格局，这有利于他们及时收集商业信息，把握市场最新动向，将资本投入到利润最高的地方，从而完成资本的积累。
其三，徽商整体财力的雄厚。嘉靖时期，严世蕃曾对全国富户搞过一个评测，当时全国家产达50万两以上的家族共有17家，除去贵族官僚家族外，剩下山西3家，徽州2家。
万历时期，徽商的富有更加引人咂舌，当时的文学家谢肇淛曾说，徽州富商大贾中，手握二三十万资本的不过才称得上是“中贾”。
大科学家宋应星曾对此有过估计，当时扬州各大盐商中，晋商，秦商，徽商三大帮商人的资本总计不下3000万两，每年获利在900万两左右。当时明朝朝廷一年的收入不过有1461万两，这足可见徽商财力之雄厚。
万历后期至清康熙初年，是徽商发展的受挫期。这一阶段，徽商因为统治阶级的盘剥和战争的影响，实力大不如前。
万历时期，朝廷派出矿税监四处搜刮盘剥，手握巨财的徽商正是他们盘剥敲诈的对象。当时苏浙一带经济最为发达，徽州也最多，也是矿税监搜刮最严重的地方。
朝廷的矿税监太监们和当地官员狼狈为奸，不少商人为免受迫害，不得不破财免灾。歙县盐商汪士明在觉察灾祸将至时说，与其让家产落入贪墨污吏之手，不如让其充实国库，于是应召向边疆输送粮草以免祸。
魏忠贤上台后，商人选择“破财免灾”这一招已不再灵验。
当时徽商吴时佐经营盐业，富甲一方，曾捐资30万帮助朝廷抗倭援朝，不曾想狠辣的魏忠贤依然没有放过吴家。天启六年，魏忠贤指使下属，诬陷吴时佐之子吴养春侵占黄山山地2400亩，借机大肆株连，盘剥敲诈徽商，继而引发徽州民变。
这起案子后来虽得以平反，但不少徽商家族已因此资产尽失，元气大伤。
明末政权交替时期，因为战乱等因素，整个徽商群体又遭受了一次打击。
李自成起义后，颁布了“公平交易”“平买平卖”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但他对依附于皇权之下的富商大贾坚决打击，其军所到之处，万贯家财的徽商无不一片凄凉。
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对城内的富商巨贾大肆搜刮，其“掠之尤酷，死者千人”，有着数百万资产，数十处典当行的徽商汪箕就丧命于其中。
河南湖广一带是徽商经营盐业的重要地区，也是农民军活动的主要范围，无数徽商在这场战争中落得家徒四壁，资产丧尽。
农民军势力褪去后，属于徽商的灾难依然没有停止。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将领高杰因觊觎扬州财富，纵兵围困扬州，对扬州城周围大肆劫掠，“人屠脍日以百数”，山东总兵刘泽清南撤途中一路掠杀，“所至焚劫一空”。
清兵入关后，对南方城市施行掠夺屠杀的血腥政策。多铎围困扬州时，徽商汪文德献银30万，乞求清兵勿杀无辜，结果依然酿成了扬州十日的惨剧。
顺治初年，清廷颁布剃发易服令，江南多地百姓强烈反对，引得清兵血腥屠杀，不少徽商聚居的城镇遭到血洗，白骨遍野，人烟断绝。
明清之交，战争频繁，人口锐减，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经商环境不复存在，曾经富极一时的徽商遭到重大打击，实力已不及此前十分之一。
清康熙初年至道光时期，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商业活动也逐步恢复，徽商在这一时期重新活跃起来，走向了鼎盛期，其诸多方面的发展甚至还超过了明代，其主要有四点表现。
其一，徽商盐商势力的再兴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两淮盐法道按察使袁世振推行盐纲法，将持有盐引的盐商等记成册，此后每年派法新盐引，必须按照登记册为依据，册上无名者不可获得盐引。
此法给了盐商经营盐业的世袭垄断之权，但此法推行不久，明朝就出现了动乱。清朝中期，社会生产逐步恢复，人口大量增加，盐业市场也随之扩大，加上清廷推行的抚商恤商的一系列政策，盐商们从盐纲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不少徽商乘势而起，依靠盐业成为巨富。继明代有黄家汪家等盐商家族崛起后，清代又有程家，江家，鲍家相继崛起，形成了“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的格局，其中邑人便是指歙县徽商。
其二，徽商在运河江淮一线贸易的扩大。明代国内的贩运贸易主要集中在运河一线，朝廷在全国设置有八个钞关，其中七个位于运河沿线，长江沿线仅在九江设有一个钞关。
万历时期，九江关的税收有2.5万两，不足运河七关的十分之一。清代时期，除了运河贸易外，沿江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
清廷在长江沿线设立了九江关，芜湖关，赣关等六处钞关，至乾隆时期，六处钞关的税收已达100万两，相当于运河沿关税收的85%，这侧面说明了长江沿线贸易的繁盛。
长江一带的盐茶布帛和典当等行业，其经营者大部分都是徽商，长江湘江，赣江沿线的大小城镇皆是徽商聚集之处，曾经毁于战火的徽商城镇再次发展了起来。
其三，徽商会馆在各地的建立。会馆是徽商商帮除血缘地缘外，更高一层的组织形式，对商帮的凝聚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馆最初并非为商业服务，而是为学子应试服务。如建于嘉靖年间的北京的歙县会馆，由士商共同出资所建，但专门用来接待入京赶考的歙县学子，不许其他人在此寄居，因此会馆最初也叫“试馆”。
在明朝用于服务商业的会馆还很少见，但徽商在各地所建的公共设施已经出现，比如义冢，公所，关帝庙等场所，这类场所最初只是供徽州人祭祀，丧葬之用，后来逐渐成为联络乡谊的枢纽，被扩建为会馆。
入清以后，伴随徽州人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团结意识的加强，徽州会馆在各地普遍建立了起来。不但两浙两淮，连北方和南方各大繁华城市都有徽州人建立的会馆。
徽州人依靠会馆联络乡谊，在定期的日子举行祭祀活动，一同分享商业资源。当同乡商人遇到商业纠纷时，会馆会出面支持，帮助同乡商人争取商业利益。
会馆内还设立有义冢，殡舍等设施，用来帮助客死他乡，无力归葬的同乡，同乡商人贫病无依者也能得到会馆的帮助，
徽州商人以血缘地缘为纽带，散落各地的会馆为连接节点，结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商帮，共同谋取商业发展，这也是他们能称雄于商界的重要因素。
其四，徽商与政治势力的联系更加紧密。自古以来，商人致富后攀附权贵，取得政治庇护之事屡见不鲜。
明中期，徽商利用金银贿赂官府，买官捐爵者是大有人在，入清后，徽商与官府的联系更加紧密，一是因为清代大兴捐纳卖官之风，为徽商谋取政治权力提供了便利。二是因为徽商财力的增强，他们当中通过“急公议叙”“捐纳”等途径获得官爵的人越来越多。
当时不但巨贾富商喜欢买官猎爵，就连中等财力的商人也要花重金给自己捐一个贡生，监生的头衔，所谓贡生监生，是指当时有资格入国子监官学读书的学子。
徽商所捐取的官爵多为虚职头衔，并无实际权力，但这已经代表他们被吸入到了封建政治势力当中，有了和统治阶级一同谋取利益的资格。
乾隆时期歙县盐商江春，六次接驾巡防江南的乾隆皇帝，服侍皇帝的花费达到了上千万两白银，乾隆也因此对其极尽荣宠，特别赐予其“布政使”“正一品光禄大夫“官衔。
四、清末徽商的衰落
以道光三十年为界（1850），徽商在清末时期的衰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嘉庆和道光时期，因为朝廷政策的改变，徽州盐商逐渐走向了没落。咸丰和同治时期，因为战争和外资竞争等因素，徽商整体走向了没落，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赖于纲盐法的保护，徽州盐商享受着经营盐业的专利权，能够坐拥巨利，所以此法的存去关乎着整个徽州盐商的兴衰。道光十年（1830），朝廷任陶澍为两江总督，兼办两淮盐务。陶澍到任后，发现朝廷的纲盐法已严重败坏，朝廷纲盐出现滞销的情况已逾数十年，所亏历年课银税已达五千七百万。
纲盐的滞销缘于私盐的竞争，当时私盐种类繁多，有“枭私“，”邻私“，”漕私“，”商私“等多种盐业走私行为。
枭私，即贩私盐的武装团伙；邻私，即为规避税务，越界贩盐的走私行为，当时两淮盐业课税最重，所以异地贩运能谋取厚利；漕私，指漕运船回程，在空船中夹带私盐；商私，即盐商在贩运盐时夹带未缴税之盐。
各种私盐名目汇集起来，一同与官盐争利，朝廷的纲盐法早已名存实亡。为解决危机，清廷于道光十二年（1832）废除了纲盐法，改票盐法，即盐商贩盐之权不再世袭，无论何种商人，只要向朝廷缴纳盐课，便可凭票取盐贩盐。
徽州盐商在失去了政策便利，丧失了垄断地位后，昔日之雄风不复存在，渐渐地走向了衰落。
咸丰和同治时期，国内发生了天平天国起义，这场战争持续长达17年，波及南北18个省份。战争之中，无数房屋被毁，店铺被洗劫，徽商中“资本大半丧去”“家徒四壁，囊空如洗”者比比皆是。
这场战争给徽商群体中的木材业和典当业造成了重大打击，徽商的这两股中坚行业就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
然而，这一时期的徽州茶商却不落反起，靠着对外贸易，一度成了支撑徽商的中坚力量，这主要源于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出口的茶叶约45万石，1886年，出口量猛增至221万石，相当于之前的4.6倍。
不少在其他行业受挫的徽商，纷纷投入到茶贸中，一瞬间徽州茶叶贸易无比兴旺。然而这种兴盛却只是暂时的，印度锡兰等国的茶贸在不久后便发展了起来。
当时的印度地区是英国的殖民地，采用的是资本主义的种茶销茶方式，而徽州依然还延续封建时代的生产作风，在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及。
19世纪80年代前，中国的茶叶外销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于1886年销量达到顶峰221万石，但至此之后，销量便一路下滑，到世纪之末，茶叶外销量已降至150万石，而与此同时，世界市场对茶叶的需求却在与日俱增。
徽商的四大支柱产业中，盐业由于政策影响而衰落，木材业和典当业毁于战火，到了光绪后期，徽商仅剩的茶叶生意也在外国资本的竞争下山穷水尽，虽然其中尚有不少徽州茶商专做内销经营，但其经营规模与利润已大不如前。
结尾
徽商群体是依附于统治阶级，封建色彩浓厚的商帮群体，其兴衰起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统治阶级和社会环境。清末时期国家积贫积弱，整个徽商群体不可避免地在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外国资本的竞争下走向衰落。
徽商的传说虽已远去，但其胜败兴衰之事却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经验，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如今国家强大，经济繁盛，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智慧勤劳的中华儿女在这个时代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