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之地》，作者：Michael Vatiatis，译者：张新芳，世纪观|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05.
为什么印尼苏丹国王仍然是共和革命的英雄？
1980年代中期，我作为记者抵达印度尼西亚后不久，我就了解到爪哇贵族的不可思议的奥秘。我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难忽视他们的存在。占印度尼西亚人口的大多数爪哇人近1亿。与主流的印尼语不同，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一种优良的文化，并受到8世纪左右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当时该阶级分布良好，受到重视。
我参观了日惹，这是一座迷人的古城，位于雅加达东南约300公里处，是爪哇的文化之都，并参观了"世界之王"苏丹国王哈蒙库·布沃诺九世（Hamengku Buwono IX）的广阔宫殿。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我无法弄清楚骄傲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如何能够容纳拥有封建头衔和额外权力的苏丹国王。在苏丹国王肮脏的宫殿里，穿着棉质深色长袍和棕色蜡染围裙，戴着传统帽子冠冕（blangkons，脖子上打结的硬头巾）的老人赤脚在尘土飞扬的庭院中踱步，部分覆盖着生锈的波浪形面板。
日惹宫
据说他们是皇家仆人，自愿以低薪服务为国王服务。当我得知苏丹国王仍然是共和革命的英雄时，我更加困惑。据我所知，他赢得了印度尼西亚人的不懈尊重，因为他拒绝与荷兰殖民当局打交道，并资助爱尔兰共和军与试图夺回革命首都日惹的荷兰军队作战。事实上，Hamonku Bwono IX还曾在1973年至1978年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
1988年10月，老苏丹死于心脏病，我参加了他的葬礼，现场非常壮观。至少有一百万人冒着暴风雨聚集在宫殿前，排成17公里长的龙，一直到城市郊区山丘上的伊莫吉里皇家公墓。当穿着衣服的国王的棺材经过华丽的灵车，在八匹马拉马和一名身穿五颜六色的宫殿制服的服务员的护送下，一大群人涌入，将他的衣服与身体摩擦，以获得苏丹的最后神秘阴影。他被称为"我们的国王"，过去的封建统治短暂地成为一个已经是现代共和国的国家关注的焦点。为了参加葬礼，我不得不穿爪哇宫廷礼服 - 蜡染纱笼，传统的帽子皇冠和天鹅绒轻口船鞋。
随着葬礼队伍的进行，我登上了一辆满载哀悼者的公共汽车。在整整三个小时的车程中，苏丹国王的近亲一动不动地坐在前排座位上。同时，城里也有神秘的传闻：葬前一天晚上，太阳升起之前，时针停止摆动，公鸡不哭;在宫殿旁边的开放空间中间种植的两棵大桉树中的一棵已经消失了（现在一棵新的小树已经就地种植了）。许多人说这对苏丹国来说是个不好的预兆。哈蒙库·布沃诺九世（Hamonku Buvono IX）没有任命任何继任者，私下里有人说，印尼独裁总统苏哈托认为自己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爪哇文化是席卷爪哇火山岛的外国文化浪潮的组合。今天，大多数爪哇人是穆斯林，但罗马天主教人口也相当可观。同时，许多人也相信根植于早期古代信仰的迷信神秘主义，向控制着海岸多变肥沃环境的女神投降，如暴风雨海岸和活火山。为了爪哇人的统一，古老的印度教神话《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通过精心制作的舞蹈和木偶戏代代相传，得到了历任国王的支持和推动，不容易被现代进步和发展所取代。
后来，Hamonku Buvono IX的儿子Mangkubumi王子加冕为Hamengku Buwono X。在我父亲去世一年后，我参加了他的加冕典礼，这是爪哇仪式的一个精彩活动，它始于在旧宫殿的凉亭里用黄铜加麦兰的半音敲击。已故苏丹国王的兄弟Puroboyo穿着精致的手绘蜡染纱笼，在与Hamonku Buvono X交谈时不小心将衬衫滑到脚踝。年迈的王厚危在旦夕，靠近一位客人，如果他顺利地走出会场，一个守规矩的仆人就护送他离开现场。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挂在宫殿博物馆的苏丹的古代肖像，国王们小心翼翼地向荷兰殖民指挥官鞠躬。尽管君主们表面上表现出惊人的服从，但他们散发着自信，尊严和不可低估的气质。事实上，目前在任的Hamonku Bwono X不仅是日惹的州长，甚至正在考虑竞选印度尼西亚总统。不寻常的是，爪哇君主在共和革命和向独立的过渡中幸存下来，尽管他们与荷兰人勾结。
爪哇君主制的悖论令人困惑：一方面，现代君主充当数百万人民城市的统治者，促进现代民主;另一方面，现代君主制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它被视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传统国王，可以与古代南中国海女神（Nyai Roro Kidul）的思想联系起来。不久前，我乘坐出租车经过日惹的一个新会议中心，司机说这座建筑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完工。我说："哦，怎么这么快？""为什么这么快？"他用崇拜的眼神说。当然是因为苏丹施展了魔法！
东南亚利用古代"上帝之王"的领导文化来平衡政府对民选官员不可避免的开放性。
了解君主和王子过去和现代的角色是理解当今东南亚力量如何竞争的关键。在一个以人民为基础的民主的现代趋势认为君主制的整个概念是错误的时代，这种观点似乎是荒谬的。然而，就我个人对东南亚权力和政治的经历而言，情况并非如此。我非常同意已故英国学者迈克尔·莱弗（Michael Leifer）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君主制已经变得例外，但"就东南亚而言，这一原则只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挥之不去的记忆和君主的角色在当代东南亚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不仅仅存在于君主本人出现时。统治精英中的这种权力和特权文化反过来又助长了有罪不罚和腐败的温和专制文化。正如罗杰·克肖（Roger Kershaw）在他关于东南亚君主制的书中所说，君主制的文化"被精英，甚至君主本身所操纵，以防止现代性的破坏性影响"。
君主制在殖民时代幸存下来，因为它是加强对殖民社会控制的有用手段。荷兰人获得了爪哇和其他当地苏丹国王的支持，以巩固奴役制度;英国人拉拢并安抚了马来国王，以便他们能够承认大英帝国的统治。
然后，在殖民时期结束时，君主制再次被视为一个有用的工具，抵抗共产主义的主要堡垒。君主制的虚荣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现代精英，这表明早期的民族主义者未能走向更平等的社会主义秩序。例如，如果深受喜爱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谭马拉卡（Tan Malaka）在1949年没有被谋杀，或者如果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陈鹏（Chin Peng）在1960年代没有在英国的协助下被政府军镇压，东南亚的权力结构可能与现在截然不同。相反，现代国家制度得到了西方在冷战期间防止共产主义力量扩张的努力的支持，并促进和振兴了传统的帝国统治形式。
基于对旧式权力的依赖，东南亚一直在努力平衡政府对民选官员不可避免的开放性，以建立植根于古代Devaraja传统的领导文化。这种独特的领导风格使用了两种源自前殖民帝国统治模式的过时技术：赞助和犯罪不受惩罚。随着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终结，他们在人民的概念中实践了现代的，往往是革命性的主权，这些神秘国王的遗产变得更加深刻。它们长期以来一直阻碍着人们的自由，因此值得深入探索，以深入了解东南亚的当代权力动态。
东南亚十个国家中有五个仍然拥有君主制，这种形式融合了前殖民时代的王室传统和现代宪法形式。文莱，泰国，马来西亚和柬埔寨都有国王作为国家象征;
这两种传统，一种是古老的，一种是现代的，彼此不安地共存，特别是在动荡的时代，无论是因为权力的转移还是政治动荡。殖民者留下的民主制度所确立的现代国家地位的形式标志着东南亚殖民时代的结束。泰国从未被殖民过，但该国的绝对君主制早已现代化，以应对20世纪初的官僚效率和1930年代的民主改革。君主立宪制是在限制王室权力的条件下建立的。泰国最后一位暴君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68-1910 年）的旧照片记录了一次访问几个欧洲首都的样子。他穿着轻便的外套和燕尾服，与高层人士密切交谈，研究现代行政制度。他把几个儿子送到公立学校。与西方制度打交道的经验促使泰国国王限制他的贵族权力，任命官方继任者，并引入广泛的官僚创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代化的趋势被普密蓬国王逆转，普密蓬国王于2016年10月去世，他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在位君主。
泗拉隆功
为了确保他们在马来亚政权的合法性，英国人发现资助传统君主是一种省级做法。他们观察到，马来社会习惯于服从合法的国王，人们会对国王发出不公平的声音，并期望他主持正义，或者让父亲拿走自己的钱并希望得到奖励。最后，随着三权分立的发展，统治新马来西亚联邦核心王国的九位君主被誉为马来传统的守护者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九位国王轮流担任马来西亚的国王，马来西亚的最高国家元首（Yang di-Pertuan Agong）。与中爪哇的Hamonku Buvono IX一样，柬埔寨的Sinuhak王子既是传统的君主又是现代民族主义者，于1953年带领该国摆脱了法国的统治，后来辞去王位并参与政治。
帮助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日惹苏丹在某个阶段甚至被视为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就像Hamonku Buwono IX和Sihanouk一样。有一段时间，他担任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兼财政部长，并能够保留领土作为特别行政区，他的子女有权管理。一位熟悉西哈努克的欧洲人告诉我，国王经常说"我是一个拥有实权的20世纪独裁者！"这句话挂在嘴唇上。
东南亚的王权在现代是如何运作的？
这些君主的适应和再生能力不仅有助于东南亚君主制国家在时代变迁中生存下来，而且保持了其权力和影响力。这不仅是现代化的结果，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必将削弱君主制的重要地位。君主制得以保留的部分原因是它延续了古代的神圣和文化象征，君主本身（以及他们周围的精英）利用可观的财富来延续支持体系。換句話說，這是君主制的神聖和世俗取向的一個好處。但王位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的起源是什么？它在现代是如何运作的？
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古代社会都相信，国王可以通过神圣的宇宙秩序促进世俗人类世界的和谐。当地古代形式的皇权受到佛法所体现的佛教传统的强烈影响，佛法是规范个人行为的宗教和道德佛法，并将传统的仇外种姓制度纳入印度教。早期佛教王国异教徒（Pagan）的一座寺庙的外墙上刻有12世纪古代缅甸国王宣布的铭文："贪婪，憎恶，妄想，都植根于自我。啊，每当它来临时，希望它已经消失了。不要从迫害中获利，愿一个人的财富永远持续下去。"
这段话可能不像《大宪章》那样具体，后者承诺英国贵族遵守基本的社会规范，但实际上比《大宪章》早了几十年。印度教与启蒙运动前欧洲君主的基督教信仰非常相似，这解释了中央集权统治的正统观念，湿婆和毗湿奴的象征意义，印度教神灵以及国王的超自然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矛盾：国王和佛教徒一样，有责任体现达摩所设定的公平正义的理想，但如果他们优越，无视内弊，坚持印度种姓制度，他们只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并集结权力。
权力和价值观的悖论在泰国最为明显。普密蓬国王1927年出生于美国，是一位贵族医生的儿子。他在瑞士长大和学习，在70年的王位生涯中，他一直支持达摩为人民伸张正义和福祉的概念，直到2016年去世。普密蓬国王虽然名义上是立宪君主，但在人民心中享有近乎神圣的地位（尽管受到《冒犯君主制法》的管制）。他在1946年继承的王位比今天弱得多。主张民主改革的平民和军官在1932年发动政变，结束了绝对君主制。
一些学者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让暹罗（以前在泰国被称为暹罗）被殖民者蹂躏，而不是解放人民。紧接着是一段长期的强人军事和政治统治时期。在她的兄弟阿南达·玛希隆（Ananda Mahidol）去世后，普密蓬国王于1946年登上王位，当时他似乎没有潜力成为一名强大的君主。这位身材瘦削、戴着眼镜的19岁国王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瑞士柠檬湖畔度过，享受水上运动和驾驶快速汽车。然而，到1970年代中期，他在很大程度上将君主制转变为泰国政体的核心，并将其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和发展基础设施。
萨里特·塔纳拉特（Sarit Thanarat）是在1957年军事政变中上台的极端专制军队元帅，他认为君主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强大盟友，也是反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强大盟友。普密蓬最初在沙利的监督下，后来通过政府官员，士兵和商人的精英网络来打击政权，他们认为自由民主将威胁到泰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精英们以国王的名义，支持间歇性的保守派军事政变，以推翻骄傲的、民主选举的政府，让保守的司法制度的好处战胜任何有原则的宪法。正如《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 Economic Review）的前同事保罗·汉德利（Paul Handley）在他写得非常出色的普密蓬传记中所说的那样，宪法是"暂时的、反复无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种坚定的反动立场很难允许任何有效的反对派挑战君主制及其用来执行《冒犯君主制法》的社会和法律约束力;在泰国，违反君主制的罪行将被判处长期徒刑。这对泰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人民真诚地尊重和服从国王。当8 a.m响起时，大多数泰国人在公共场合停下来，在国家公共广播系统上听皇家国歌。同样的仪式将在6点.m。在称呼王室成员时，泰国人必须使用"脚下的灰尘"而不是代词"我"，而在国王或王后及其子女面前，他们必须俯身敬拜。1979年，我在曼谷的第一天碰巧遇到了主持佛教夏季节日的普密蓬国王，许多泰国朋友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我记得有一天，一位严肃的皇家卫队让我蹲在玉佛寺的大理石台阶上（我碰巧正在参观寺庙），跪姿太低了，我的膝盖疼痛了几个小时。
泰国雄伟的君主制以皇家家庭局为基础，这是一个名义上由政府管理的精细划分的官僚机构，实际上由君主任命的官员组成，部分资金由皇家财产局资助，该局拥有至少400亿美元。通过土地管理和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皇宫每年可以赚取超过3亿美元而不缴税。从理论上讲，国王可以随意使用这些资产;事实上，皇宫已经成为一个成本高昂、资本过剩的赞助大熔炉，侍从属于不同派系，暗中从王室获利。王室成员不仅享有特权和特权，而且还受到《君主制犯罪法》在不同程度上的保护 - 批评国王及其亲属的人将受到重判，毫无疑问，泰国君主制将受到挑战。
围绕王室形成了几个权力和支持的同心圆，包括一个精锐的部队团，特别是国王和王后卫队。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卫队已经控制了军队的指挥结构，并在2006年和2014年发动了军事政变。"你知道，这些军官从小就为国王或王后服务，在皇家社交宴会上守夜，晚上睡在国王的床前，"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这是荒谬的：国王的流浪狗被尊为民族英雄和动画电影的明星;在拉尔夫·博伊斯（Ralph Boyce）主持的一次外交晚宴上，一只名叫傅福的贵宾狗跳上桌子，吃了受惊的客人盘子里的食物，但没有人挥手或大喊大叫要把它赶走。不久之后，博伊斯在维基解密（WikiLeaks）发布的一份官方跨洋电报中描述了这一幕，让人想起雷扎德·卡普（Ryszard Kapu）对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宫殿的奇怪描述。
普密蓬国王个人对泰国及其人民发展的强烈使命感支持着他无与伦比的魅力和知名度。他因开发先进的农业技术而受到赞誉，这些技术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包括灌溉，云种植（人工降雨）以及鱼苗和牲畜的喂养。就规模和影响力而言，这些成就可能并不引人注目，但它们将普密蓬塑造成一个慷慨的赞助人和慷慨的统治者。国王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象征主义。他认为，泰国的生存取决于国内审慎的经济和环境管理。
普密蓬国王
后来，这些观点被正式定义为普密蓬的自给自足经济概念，并成为官方发展正统观念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词的含义仍然含糊不清，但普密蓬国王自己的观点是明确的。"为了促进发展，我们必须尊重每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在1987年告诉记者。我们必须向人们伸出援手，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充分解释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他的晚年，普密蓬国王患有中风和退行性疾病，长期住院，很少出现。在这方面，他利用年度公开讲话就法治和民主等问题提供咨询意见。据信，他对司法机构的公开认可使法官变得大胆和傲慢，使过去十年来影响该国政治进程的一些力量能够自由行动。从外部角度来看，泰国当代的政治冲突使王室的保守制度与依赖大众魅力（和雄厚财力）的大众运动对立起来。由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领导的为泰党（Pheu Thai Party），被称为"泰泰党"（Thai Thai Party），中文名为ChudaXin，一些领导人参与了1970年代受到王室反对和军队镇压的左翼运动。因此，君主制卷入政治冲突导致反对君主制的犯罪案件增加。这种现象显然与国王本人无关，国王本人在他去世前已经被疾病困扰了七年，而与操纵王位继承以保持权力的老式王室精英有关。
普密蓬国王长期且贡献良好的政府于2016年10月13日结束，引起了泰国社会的极大关注。成千上万的人涌向通往曼谷大皇宫的街道，争先恐后地看到国王的遗体，这些遗体在该国早期首次被放置在宫殿中（一年，随后是火葬）。人们穿着代表传统丧葬器皿的黑色或白色礼服，或抽泣，或泪眼汪汪，有些人用全民喜爱的国王肖像哀悼。然而，几起丑陋的事件玷污了国家的悲痛，包括对看似不合群的人的迫害。
普密蓬国王在执政后期的公开露面越来越少，每年只露面一次，与高级官员会面，敦促人们遵守法治，尊重民主。泰国政府官员不擅长调解内部争端，因为他们习惯于依靠国王作为调解人，即使国王的立场有利于一个由谨慎的保守派组成的衰落的联合政府。此外，虽然普密蓬因平缓1992年向学生等抗议者开火的军队而受到称赞，但他此后一直支持镇压民众的军事行动，并支持军事政变。
随着普密蓬国王的健康状况恶化，人们对王位继承人的猜测越来越多。64岁的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于1972年正式成为王位继承人;根据继承法，他是王位的合法和正统继承人。新闻报道显示，他最初推迟了对拉玛十世国王的任命，因为他自己要求加入国家哀悼普密蓬国王的死亡。也可能是天文人不得不选择Jiji，或者王室为了谨慎起见，象征性地将继任仪式与前任国王的崩溃隔开，避免了众所周知的预测，即Chakri王朝将只持续九位君主。
新国王面临许多挑战。泰国人失去了一位备受喜爱的国王，对未来感到困惑，因为在过去，国王非凡的道德魅力使人们依靠他解决问题。在高度分裂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希望看到君主制的衰落，特别是因为他们相信王室支持军队。过去十年的混乱政治局势导致泰国北部和东北部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他们认为自己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受到王室集中统一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看法在南方更为强烈，那里甚至发生了代表马来穆斯林社区的激进起义，要求从泰国统治中独立出来。
普密蓬国王的去世剥夺了泰国在该国还活着的时候的强大统一领导。军队不可能操纵强大的军队或内部分裂的政治精英，利用大会和立法机构（其成员都是橡皮图章）将其领导权合理地扩大到人民或合法人民。没有人期望新君主在掌权时修补这些裂痕。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事實上，一些保守派希望君主放棄他在泰國社會的核心角色 - 幫助人們解決問題。"普密蓬国王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应该是，泰国人民现在可以以真正民主的方式管理自己，"一位泰国高级官员和立法者说。
东南亚王位的另一个历史根源：支持制度
不仅仅是君主本身一直在操纵王位的有效权力。印尼前总理苏哈托（1966-1998）是印尼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配得上理想统治者对人民的象征意义。他不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元首，但許多印尼人認為他是國王。苏哈托于1921年出生在爪哇中部，是一个二等水务官员（可能是非法的）的儿子。亲戚把他当作养子，让他在家里接受基础教育。苏哈托的崛起仍然是一个谜，让许多认识他的人和他创造的环境感到困惑。与在无声的革命后被赶下台的印尼革命的现代主义领袖苏哈托不同，苏哈托是一位魅力非凡的演说家，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卓越的智慧，领导着一位具有荷兰教育背景、社会主义理想和独立运动经验的战友。
虽然有传言说他来自一个贵族家庭，但他的家乡实际上离日惹的宫殿很远 - 尽管他确实因为他的婚姻而从邻近的帝国城市梭罗搬到了下层福音派。然而，这个在寄养家庭长大的男人是奸诈和无情的。1965年9月底，苏哈托在一场混乱而棘手的清洗中夺取了政权，造成六名海军上将死亡。通过与中国企业家和高级军官的利润丰厚的交易，他掌握了印尼军队的军事需求，从而受益于海外华人移民一直依赖的支持形式。
此外，苏哈托调整并充分利用了爪哇对地方权力和支持的管理，其细节由他的女婿Siti Rukmana汇编成一本短书。除其他原因外，苏哈托的爪哇谦虚智慧解释了他使用伪装和诡辩来获得权力。他生来就是为了以一种可能遵循爪哇传统的方式说话，即明智的国王谨慎说话，知道言语不能收回。此外，他非常善于确保一切都由他决定，甚至乡镇发展补助金也亲自监督。在这方面，他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印度教佛教统治者，而不是泰国的普密蓬国王（也许是在西方长大和学习，避免直接干预政治，以保持立宪君主角色的概念）。
苏哈托
历任爪哇国王从潜伏在超自然中的权力概念中衍生出自己的正统观念;神圣的灵感，魅力或气场（光环，印度尼西亚wahyu）与超自然力量（sekti）相结合，从王室向外传播到整个领土。这种力量的特殊性会因距离而减少，实际上是短暂的——所以在国王的政策失败，或者国家的不幸中，人们可能会认为国王已经失去了呼吸。研究爪哇历史的已故印尼华人学者王鹤岩（Ong Hok Ham）一再指出爪哇王室权力的不稳定性。权力继承的主要基础不在于世袭权，而在于转世的超自然现象。皇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它也是流动的，容易受到内部皇室成员或外部皇家官僚与行政系统之间竞争的影响。
这种将权力视为流动的有限资源的概念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哈托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来展示他的飞翔，通过有效的发展，并费心去打乱潜在的竞争对手。苏哈托呼应了古代爪哇国王的做法，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来支持农民。他下令在雅加达郊区建造一个大型牧场，以发展畜牧业技术。正如普密蓬国王经常被媒体拍到拿着地图或平面图，指导官员进行供水和植树造林项目一样，新闻中经常出现苏哈托在桶里砍米，与农民谈论犁米和饲养牲畜的画面。总统喜欢引导农民去农场。当谈到人工授精牛的新技术时，他皱起了眉头，在国家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这位可怜的农民在听他关于农业的珠子言论时，用讨人喜欢的表情向总统致意。事实上，苏哈托出生于一个水务官员的儿子，从未做过农民。
苏哈托知道如何利用爪哇传统的权力展示来推广其正统观念。最着名的爪哇皇家传说之一，以12世纪中叶统治东爪哇王国的国王Jayabaya或Joyobooyo为特色。他被视为智慧国王或"拉图·阿迪尔"的原型，重新统一了王国，预示着繁荣时代的曙光。苏哈托和"公平之王"一样，小心翼翼地树立了一个谦逊的形象，以掩盖他对权力的垄断以及他的家庭坐拥巨额财富的事实。他穿着浅棕色的狩猎服，准时上下班。他拒绝住在宏伟的总统府，抹灰，住在雅加达中郊一栋单层平房里，里面有廉价的雕刻玻璃。他不爱跑车，也不爱痴迷于女性色彩的弱点，他的爱好是钓鱼。然而，与贾亚巴雅国王不同的是，苏哈托并没有屈服于冥想。
苏哈托总统和普密蓬国王都使用农业自给自足（种植或耕地）的象征来美化理想国王的形象，并表现出无私的精神。苏哈托最自豪的时刻之一是联合国于1985年颁发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奖，以表彰印度尼西亚的大米自给自足。普密蓬国王更喜欢以更温和的方式突出他的成就 - 赞助玛希隆奖，这是一项科学成就的国际奖项，但当地的圣人传记将人工降雨和水资源管理举措归因于他。像素可泰时期的兰坎根国王一样，普密蓬基本上确保了人们享受了田间大米和水中的鱼的生活环境。
虽然苏哈托总统和普密蓬国王也都意识到需要通过现代环境中的政治表现来加强他们的正统观念，但他们统治的社会容易受到传统领导象征的影响，特别是在精英阶层中，这些象征满足了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因此，苏哈托和普密蓬，这两位现代东南亚任职时间最长的统治者，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公正、良好的统治者形象，以符合印度教和佛教的范式。这些广泛存在的象征性策略使反对者难以质疑他们的正统观念，并帮助建立巨大的力量。如前所述，苏哈托确保他是村里建造学校、诊所、道路和桥梁的资金来源（约占总数的20%），他直接通过极权主义总统指示机制（Inpres）提供资金。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之父"，苏哈托从未打算让其他人做这项工作。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进步都受到旧的温和和专著风的阻碍。苏哈托的微观管理和决策集中化政策阻碍了国家机构和官僚机构的发展，使印度尼西亚对民主毫无准备。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有绝对的自由，可以随意建立一个商业帝国来垄断有利可图的产业，从而迫使外国投资者与他们打交道。荷兰殖民统治结束后，在军方形成的特许经营权和商业垄断下，苏哈托将位于经济增长首选地区的公司分配给亲戚，然后命令国有银行向他们提供贷款。他利用独立运动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难以理解的基金会法来钻洞来赚钱，隐藏数十亿美元，并迫使低收入公务员捐款。
无论是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是维持财富，苏哈托和普密蓬都控制了社会，发展了一个非常不平等、非常富有、总是强硬的官僚阶层，以保持他们无与伦比的领导地位。虽然一些评论家指出，这两个人是人民有效落实主权的障碍，但他们的亲信和看门人的作用，他们拥有非凡的权力，因此应该对长期腐败和改革障碍承担主要责任。这一趋势从东南亚领导和权力的另一个历史根源中汲取养分：卑鄙的国王对其追随者的支持和管理。
东南亚国家是由以农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发展起来的，在这些社会中，佛法的理想和开放平等的必要性在农业和资源共享方面达成了一致。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水稻种植蓬勃发展的低洼地区的人口呈指数级增长，强大而成功的领导层主导着最有效地集中权力和维持社会分化的战略。例如，13世纪的Mangraisat条款是泰国国家组织最早的详细记录之一，描述了泰国北部清迈的法律和传统。清迈是平河岸边一个拥有数千人的小镇，被狭窄的稻田灌溉，周围环绕着森林和神灵的险恶山丘。"皇家法律条款"的主要条款之一明确规定了官员的类别：
一个"Nay Sip"负责十名文职人员（相当于十名管理人员），一名工头负责经纪和出版任务。一个"Nay Ha-Sip"负责五个"Nay Sips"（相当于五十个经理），两个工头，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Nay Roy"负责两个"Nay Ha-Sip"（即管理一百个人）......等等。在今天的柬埔寨，这种基本的阶级形式，考虑到农业人力的组成，被涂上了9世纪高棉国王建立的印度教种姓制度的强烈色彩。深深植根于印度婆罗门传统种姓特权的皇家习俗诞生了，泰国和柬埔寨是吴哥高棉王朝的一部分，遵循这种做法并将其转变为复杂的地位阶级制度。过去，劳动最多的国王是统治国家的人。在这些早期的王国中，拥有劳动力和有效的准备比占领土地更重要。人口流动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受到国王或王储的恶劣对待，他们可以直接搬到其他地方。没有人民的国王没有权力，难怪马来语"makmur"的意思是"大量人口"。
为了保持臣民的忠诚，统治者必须建立激励措施。这样，人民也可以接受统治者因其地位的神圣性而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而使那些与国王关系密切的人能够获得阶级和地位。13世纪末访问高棉首都的中国文人周大观详细记录了高棉人的文明和社会。他讲述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地位以奴隶的数量来区分，国王是至高无上的，领土上最美丽的女人被送到宫殿为君主服务。此外，他还简要介绍了居住在那里的中国商人。在元朝之前，当中国的大部分对外贸易受到严格控制时，新兴的东南亚王国依靠中国商人进口贵金属，以换取稀有木材，宝石和其他中国视为奢侈品的天然商品。19世纪末清朝灭亡后，中国不断增长的商业人口通过皇室授予的商业特权和税收，鼓励王室内部的派系斗争。
各种发展创造了东南亚社会和政治组织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支持制度在团体和派系的规模和组成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政治制度的基本单位侧重于对人力资源的控制，而不是土地和货物的所有权。奴隶制主要是常态，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战俘。胜利的统治者对占领战败国王的土地和领土不感兴趣;他们不仅夺取了战败的军队，而且还把整个人口当作奴隶。這解釋了為什麼現代緬甸仍然有一代泰國奴隸，而生活在泰國的緬甸奴隸仍然對強迫移民有著共同的記憶。平民在国王骑高车进入城市时所遭受的苦难和伤害尚未在任何相关的历史文献中记录。在研究清迈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民族时，我听到了定居者作为猎物被运送到异国他乡的故事。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大规模杀戮或屠杀是罕见的，因为人力是主要的战利品。
本文经出版商授权，摘自《季风吹拂的土地》一书。
原作者|迈克尔·瓦蒂亚蒂斯
摘录 |徐月东
编辑|罗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