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的官渡之战，是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通过这次战役，曹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而袁绍则从此衰落，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学的，也一直是这样认识的，而且从未对此有过不同的看法。直到前几天读到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时，看到裴松之对官渡之役以少胜多的质疑时，始觉其评论颇有道理。裴松之的评论大致是这样的：
曹操刚起兵时，已“有众五千”，自此以后，几乎百战百胜，失败的次数，仅有十之二三而已。尤其是在攻破黄巾军后，接受降卒三十多万，再加上其它胜仗所并吞的力量，虽未有明确记载，为数亦必不少；虽然有战斗损耗，但也不应该像各种史书所载一样少到如此地步。
那么，官渡之战中，袁曹双方的军力对比是怎样的呢？在查阅一些资料后，虽然具体的数据稍有出入，但大致相同：袁绍兵力总数为11万左右，曹操的兵力为2万左右。《三国志》中的记载是：“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馀万。”曹操方面则是：“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以此计算，则是十馀万对七八千。按前一种说法，袁绍与曹操的兵力对比为5：1，若按《三国志》的说法，则至少为10：1。
曹操起兵讨卓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当时“众有五千人”。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冬，战胜黄巾军后，“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自此之后，曹操征战不断，除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曾小败于吕布，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被张绣偷袭之外，几无败绩。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大败袁绍时，曹操起兵不过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间，几乎攻必胜，战必克，且没有出现像后来赤壁之战那样的惨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出现“兵不满万”的窘境呢？
要知道，官渡之战并非遭遇战，它持续了一年零五个月之久（199年6月至200年10月）。这就决定了双方对于对方的情况已心知肚明，了然于胸，不会发生因不明情况而突然被打懵的情况，这也是遭遇战和持久战最明显的区别。《三国志》记载，“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能在数十里的战线上，与对手相持一年零五个月，并且在对手屯有军队的地方，即“分营与相当”，若只有七八千的军队，怎么可能做到呢？
所以，裴松之质疑道：“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也就是说，结营对抗和冲锋对决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在野战中正面硬刚，若没有足够的硬实力，仅靠机变和谋略，是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的。
裴松之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曹操的兵力必定“不得甚少”，其原因如下：
第一，袁绍屯兵数十里，曹操却可以分兵与之相抗。若兵力不足的话，只能攥成一个拳头打人，而不是把有限的兵力分散开来，使自己的力量更小。所谓以少胜多，只能是整体可能少，但局部应占优，若是兵力本就不足，再分散使用的话，会造成整体弱，局部更弱的情况，久历战阵的曹操一定不会犯这种错误。
第二，如果袁绍有十倍的兵力，就应该把曹操包围起来进行困守，使其出入断绝。即兵法所谓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但曹操却可派出徐晃截击袁绍的运粮车，并尽烧其车。还可在几个月后又亲帅五千人马出击袁绍的运粮车队——由淳于琼等五人带领万余人的军队护送——并“大破琼等，皆斩之”。在此过程中，“扬旌往还，曾无抵阂，”也就是说，这些行动都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袁绍却无力制止。
第三，众多的史书均说曹操“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若七八万人跑散的话，七八千人是无法将其一一捆缚回来的，但这么多的军队却大多是“拱手就戮”的，那么，什么力量可以制止他们呢？当然是一种足以强大到制止他们的力量。
除此之外，还有间接的佐证。在白马之围被解后，袁绍派兵追击曹操，“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这也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战斗，且是一场骑兵较量，胜利的，同样是曹方。然而《三国志》卷十三《钟繇华歆王朗传》记载，“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太祖与繇书曰：‘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即便曹方骑兵原来无马的话，此时也应至少可装备二千馀人的骑兵部队，又怎么可能“骑不满六百”呢？
既然如此，官渡之战怎么会逐渐成为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样子呢？裴松之的猜测是：“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记述者是谁呢？
其一，自然是《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陈寿曾在蜀汉为官，蜀汉灭亡后，入仕于晋。晋是继承魏而统一全国的，所以，魏国在晋朝仍拥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三国志》中，《魏书》列前，且魏国帝王以“本纪”来记述，而吴、蜀帝王只能入“传”。陈寿作为蜀臣，赤壁之战自是早已熟稔于心，这一战几乎就是蜀汉和吴、魏并立成为“三足”之一的立国之战。那么，将对魏来说重要性不亚于此的官渡之战塑造成以少胜多的奇迹，自足讨好晋朝的统治者。然而以陈寿的个人品德、性格及其当时就有的“直写实录”的写作风格来看，其这样做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其二，陈寿的《三国志》中，《魏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官修的王沈的《魏书》及私撰的鱼豢的《魏略》。鱼豢的写作风格与个人品德不亚于陈寿，而王沈在曹髦当政的正元年间，迁为散骑常侍、侍中，掌管著作，与荀顗、阮籍共同编撰《魏书》，多为当权者隐讳。并且，其人格并不令人称道，作为曹髦所依的心腹，在曹髦为大权旁落而欲出讨司马昭之时，王沈立刻亳不犹豫地“驰告文王”，致使曹髦被杀，自己也因告密之功而被晋封侯。因此，从其一贯的做法来看，若故为“以少见奇”之事，王沈是比陈寿及鱼豢更为合适的人选。
当然，历史已然成为历史，真正的史实如何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然而求知及读书的乐趣和魅力正在于此，不同的观点及看法为我们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景和画卷，让我们流连其间，乐而不疲。设若间或有一得之见，则会更增其乐。窃以为如此，君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