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三大戰役之一的官渡之戰，是一次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經典戰役。通過這次戰役，曹操為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而袁紹則從此衰落，直至退出曆史舞台。
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是這樣學的，也一直是這樣認識的，而且從未對此有過不同的看法。直到前幾天讀到裴松之所注的《三國志》時，看到裴松之對官渡之役以少勝多的質疑時，始覺其評論頗有道理。裴松之的評論大緻是這樣的：
曹操剛起兵時，已“有衆五千”，自此以後，幾乎百戰百勝，失敗的次數，僅有十之二三而已。尤其是在攻破黃巾軍後，接受降卒三十多萬，再加上其它勝仗所并吞的力量，雖未有明确記載，為數亦必不少；雖然有戰鬥損耗，但也不應該像各種史書所載一樣少到如此地步。
那麼，官渡之戰中，袁曹雙方的軍力對比是怎樣的呢？在查閱一些資料後，雖然具體的資料稍有出入，但大緻相同：袁紹兵力總數為11萬左右，曹操的兵力為2萬左右。《三國志》中的記載是：“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瓒，兼四州之地，衆十馀萬。”曹操方面則是：“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以此計算，則是十馀萬對七八千。按前一種說法，袁紹與曹操的兵力對比為5：1，若按《三國志》的說法，則至少為10：1。
曹操起兵讨卓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當時“衆有五千人”。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冬，戰勝黃巾軍後，“受降卒三十馀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号為青州兵。”自此之後，曹操征戰不斷，除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曾小敗于呂布，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被張繡偷襲之外，幾無敗績。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戰大敗袁紹時，曹操起兵不過十多年，在這十多年間，幾乎攻必勝，戰必克，且沒有出現像後來赤壁之戰那樣的慘敗。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會出現“兵不滿萬”的窘境呢？
要知道，官渡之戰并非遭遇戰，它持續了一年零五個月之久（199年6月至200年10月）。這就決定了雙方對于對方的情況已心知肚明，了然于胸，不會發生因不明情況而突然被打懵的情況，這也是遭遇戰和持久戰最明顯的差別。《三國志》記載，“紹連營稍前，依沙塠為屯，東西數十裡。公亦分營與相當。”能在數十裡的戰線上，與對手相持一年零五個月，并且在對手屯有軍隊的地方，即“分營與相當”，若隻有七八千的軍隊，怎麼可能做到呢？
是以，裴松之質疑道：“夫結營相守，異于摧鋒決戰。”“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也就是說，結營對抗和沖鋒對決是兩種不同的情況，在野戰中正面硬剛，若沒有足夠的硬實力，僅靠機變和謀略，是不會起太大的作用的。
裴松之認為，在這場戰争中，曹操的兵力必定“不得甚少”，其原因如下：
第一，袁紹屯兵數十裡，曹操卻可以分兵與之相抗。若兵力不足的話，隻能攥成一個拳頭打人，而不是把有限的兵力分散開來，使自己的力量更小。所謂以少勝多，隻能是整體可能少，但局部應占優，若是兵力本就不足，再分散使用的話，會造成整體弱，局部更弱的情況，久曆戰陣的曹操一定不會犯這種錯誤。
第二，如果袁紹有十倍的兵力，就應該把曹操包圍起來進行困守，使其出入斷絕。即兵法所謂的“十則圍之，五則攻之”。但曹操卻可派出徐晃截擊袁紹的運糧車，并盡燒其車。還可在幾個月後又親帥五千人馬出擊袁紹的運糧車隊——由淳于瓊等五人帶領萬餘人的軍隊護送——并“大破瓊等，皆斬之”。在此過程中，“揚旌往還，曾無抵閡，”也就是說，這些行動都是大張旗鼓地進行的，袁紹卻無力制止。
第三，衆多的史書均說曹操“坑紹衆八萬，或雲七萬”。若七八萬人跑散的話，七八千人是無法将其一一捆縛回來的，但這麼多的軍隊卻大多是“拱手就戮”的，那麼，什麼力量可以制止他們呢？當然是一種足以強大到制止他們的力量。
除此之外，還有間接的佐證。在白馬之圍被解後，袁紹派兵追擊曹操，“紹騎将文醜與劉備将五六千騎前後至”，“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這也是一場兵力懸殊的戰鬥，且是一場騎兵較量，勝利的，同樣是曹方。然而《三國志》卷十三《鐘繇華歆王朗傳》記載，“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馀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即便曹方騎兵原來無馬的話，此時也應至少可裝備二千馀人的騎兵部隊，又怎麼可能“騎不滿六百”呢？
既然如此，官渡之戰怎麼會逐漸成為後來我們所熟知的樣子呢？裴松之的猜測是：“将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記述者是誰呢？
其一，自然是《三國志》的作者是陳壽，陳壽曾在蜀漢為官，蜀漢滅亡後，入仕于晉。晉是繼承魏而統一全國的，是以，魏國在晉朝仍擁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三國志》中，《魏書》列前，且魏國帝王以“本紀”來記述，而吳、蜀帝王隻能入“傳”。陳壽作為蜀臣，赤壁之戰自是早已熟稔于心，這一戰幾乎就是蜀漢和吳、魏并立成為“三足”之一的立國之戰。那麼，将對魏來說重要性不亞于此的官渡之戰塑造成以少勝多的奇迹，自足讨好晉朝的統治者。然而以陳壽的個人品德、性格及其當時就有的“直寫實錄”的寫作風格來看，其這樣做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其二，陳壽的《三國志》中，《魏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官修的王沈的《魏書》及私撰的魚豢的《魏略》。魚豢的寫作風格與個人品德不亞于陳壽，而王沈在曹髦當政的正元年間，遷為散騎常侍、侍中，掌管著作，與荀顗、阮籍共同編撰《魏書》，多為當權者隐諱。并且，其人格并不令人稱道，作為曹髦所依的心腹，在曹髦為大權旁落而欲出讨司馬昭之時，王沈立刻亳不猶豫地“馳告文王”，緻使曹髦被殺，自己也因告密之功而被晉封侯。是以，從其一貫的做法來看，若故為“以少見奇”之事，王沈是比陳壽及魚豢更為合适的人選。
當然，曆史已然成為曆史，真正的史實如何我們也許永遠都不會有答案。然而求知及讀書的樂趣和魅力正在于此，不同的觀點及看法為我們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景和畫卷，讓我們流連其間，樂而不疲。設若間或有一得之見，則會更增其樂。竊以為如此，君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