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清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阶段。
明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经历了一个将内地制度移植到边疆地区的过程。
桂西北地处黔、桂交界的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明清时期这里主要分布着瑶、僮等非汉族群，因此应对瑶、僮问题，成为治理桂西北的关键。
明代桂西北的非汉族群以僮人居多，瑶人呈现出零散分布的趋势。至清代，随着王朝统治的深入，对桂西北瑶、僮分布的认识更加清晰。
为此，中央王朝根据桂西北的特殊情况，主要从政区设置与调整、军事管控、文教推行等方面对该区域进行治理。
从明至清，中央王朝对桂西北民族地区的治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行政方面，主要表现为从明代“以流制土”的土司政区设置演变为清代改土归流、“改大留小”的多措并举，并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对有关土流政区进行相应调整。
军事管控方面，军事镇戍经历了从明代控制点、线到清代控制面的军事驻防体系的演变，为中央王朝强化对桂西北地方的治理提供了保障。
在中央王朝加强治理的背景下，桂西北各个族群之间的交往逐步加深，
非汉族群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感日益加强，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
一、明清时期桂西北地区的民族分布
明初则将庆远路改为府，清代仍为庆远府。由此可见，桂西北地区纳入王朝行政管辖系统的历史较为悠久。
明清时期桂西北地区大致的范围包括今广西河池市的天峨县，来宾市的忻城县，以及贵州省的荔波县。
桂西北地处黔、桂交界地带，山多平地少，各个区域的气候差异较大。基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对该区域各个族群的分布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宋代以前，有关桂西北地区各个族群的记载十分简略。
同时要看到，宋元时期的文献尚缺少对桂西北非汉族群的空间分布及其关系的记载。
明代桂西北地区，瑶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比较偏远的山区。清代桂西北地区瑶、僮分布范围与明代相比变化不大。
二、明清时期桂西北地区土司政区的设置演变
明代继承元代的行省制度，但由于行省的权力甚大，在此基础上设置“三司”，分管军事、行政、司法，以此加强中央集权。
在对行省以下地方的管理上，主要采取军政两手，即设置政区、驻扎卫所军队。
明清时期桂西北地区为瑶、僮族群的聚居区，王朝统治者对该地区的行政治理经历了广设土司政区到清代逐渐改流和“流土并治”的过程。
而从明代的卫所屯守到清代的绿营驻防则是加强王朝管控的军事手段，军政两手为用，最终促进了桂西北地区的“内地化”进程。
在雍正时期则将其他土司政区的土官仍然继续任用。直到清末民国时期，桂西北的土司政区才相继地完成改流。这样说明了，桂西北地区改土归流的进程缓慢。
桂西北的政区变动也只是管理民族地区的方式之一，针对桂西北非汉族群“动乱”情况，采取军事管控策略则是最为直接的办法。
三、桂西北地区非汉族群的“动乱”
明清王朝处在中国封建集权统治的兴盛阶段。对边疆问题的处理，能够体现出中央王朝的军政策略。
在明代，西南地区的云、贵、广西等省，非汉族群分布众多，地方发展未能协调。
对广西而言，明代僮、瑶、汉、苗等族分布广泛，大杂居、小聚居，非汉族群与汉族的矛盾、各非汉族群之间的矛盾、非汉族群与官府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因此明代广西境内非汉族群特别是瑶、僮的“动乱”十分频繁，并且其原因复杂，为此明朝不仅设立卫所驻防，而且不断派遣大军征剿。
清代虽然广西非汉族群的“动乱”大为缓和，但是小规模的反抗斗争仍时有发生，一方面与清朝行政统治的深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严密的军事布防有关。
明清时期，对桂西北民族地区的治理仍是一个棘手问题，军政策略主要围绕土司治理以及应对少数民族的“动乱”而展开，其中军事管控是实施行政治理的重要保障。
清代对桂西北地区所采取的军事手段，表现在绿营兵驻防体制分工细化，驻防明确。
之后，巡哨制度在原“动乱”频繁区域的实施，监督其行为。再到在各个区域布置相应的关隘。
显然，清廷对桂西北管控的力度加大，组成一个多方位进行治理的格局，并且已经将中央王朝的权力深入到基层乡村的管理。
相对比明代的军事措施而言，则是掌握主动权，推行治理的力度更强。由此，经过明清王朝对桂西北所采取的军事措施，客观地促进了各族群之间的互动，也产生了非汉族群对国家的认同。
四、明清时期桂西北地区的民族交往与国家认同
明王朝是推行土司制度的重要时期。虽说从明朝初期就已经开始对广西土官进行改流，但是改流的成效不大，之后又恢复土官对地方的管理。
对于一些普通的百姓而言，在流官管辖的地区进行编户以后，就免受了土官的剥削。
明清时期，边疆地区的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教育的发展，使得非汉族群知识分子接受到中央王朝“儒家化”的教育。
“儒家化”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最基本的文化特征，使其成为社会的普遍政治思维。
儒家基本的思想就是仁义礼智信。而非汉族群知识分子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之后，产生了国家正统意识。
正统理论是指把人间秩序和道德都归于上天以及帝王，以世俗的方式论证权力的合法性。
对桂西北地区而言，非汉族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儒家化”，在土官及官族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土官在任地方官时，为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地位，采取了相应的方式推崇正统文化，以使自己符合正统。
到了清代以后，统治者改变策略，对非汉族群文武并用，实行纵深治理，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即使是桂西北地区最难治理的抚水、南北西三巢地方的非汉族群，如今已经成为向官府纳粮服役、安分守己的子民，并愿意入学读书，接受教育。
唯一比较担忧的问题，就是来自湖南、广东的外地流民诱导无知的非汉族群结会要盟，聚众引起“动乱”。
从总体上看，到了清代，官员士大夫认为桂西北的绝大多数非汉族群已经认同并愿意接受王朝的管束，并形成了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成为国家的子民。
总结
明清时期的桂西北庆远府地处边疆民族地区，地理区位十分重要，而且族群关系较为复杂，主要分布的非汉族群为瑶、僮。
而明清时期处在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阶段，面对瑶僮的“动乱”，明清王朝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维护其江山社稷。
统治者主要采取行政、军事与文教等多重手段对桂西北地区进行国家治理。
行政手段主要体现在设置和调整流官管控下的土司政区，明代桂西北地区非汉族群众多，通过设置土司政区，实行“以夷治夷”，对非汉族群进行管辖。
清代，为了解决土官权力过大的问题，清廷通过改土归流、“改大留小”、限制并削弱土官权力等措施，加强了对土官的管控。
就军事手段而言，从明至清，桂西北地区非汉族群的“动乱”不断，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复杂，朝廷如果只是凭借军事征剿，虽然能够平定于一时，却不能保证长治久安。
明廷针对非汉族群的“动乱”，积极推行卫所制，大力修筑城池，一方面有利于及时调兵平乱，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控制重要的据点和交通线，并对城内居住的汉民提供安全保障。
到了清代，清廷针对非汉族群的“动乱”，一方面推行改土归流，另一方面建立绿营兵驻防体系，推行巡哨制度，并加强关隘布防，不仅实现了对非汉族群的严密监控，而且将国家治理推进到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加速了边疆“内地化”的进程。
在明清王朝的治理之下，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密切。
在交往的过程中，非汉族群对中央王朝的国家认同不断加强，汉族官员及士人对非汉族群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
由此可见，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族群之间的互动交往促进了各族群的联系，增进了各族群的感情和国家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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