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清王朝處于中國封建王朝的鼎盛階段。
明清王朝對邊疆地區的治理，經曆了一個将内地制度移植到邊疆地區的過程。
桂西北地處黔、桂交界的地區，地理環境複雜，明清時期這裡主要分布着瑤、僮等非漢族群，是以應對瑤、僮問題，成為治理桂西北的關鍵。
明代桂西北的非漢族群以僮人居多，瑤人呈現出零散分布的趨勢。至清代，随着王朝統治的深入，對桂西北瑤、僮分布的認識更加清晰。
為此，中央王朝根據桂西北的特殊情況，主要從政區設定與調整、軍事管控、文教推行等方面對該區域進行治理。
從明至清，中央王朝對桂西北民族地區的治理經曆了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
行政方面，主要表現為從明代“以流制土”的土司政區設定演變為清代改土歸流、“改大留小”的多措并舉，并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對有關土流政區進行相應調整。
軍事管控方面，軍事鎮戍經曆了從明代控制點、線到清代控制面的軍事駐防體系的演變，為中央王朝強化對桂西北地方的治理提供了保障。
在中央王朝加強治理的背景下，桂西北各個族群之間的交往逐漸加深，
非漢族群對中央王朝的認同感日益加強，促進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
一、明清時期桂西北地區的民族分布
明初則将慶遠路改為府，清代仍為慶遠府。由此可見，桂西北地區納入王朝行政管轄系統的曆史較為悠久。
明清時期桂西北地區大緻的範圍包括今廣西河池市的天峨縣，來賓市的忻城縣，以及貴州省的荔波縣。
桂西北地處黔、桂交界地帶，山多平地少，各個區域的氣候差異較大。基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對該區域各個族群的分布也造成一定的影響。
宋代以前，有關桂西北地區各個族群的記載十分簡略。
同時要看到，宋元時期的文獻尚缺少對桂西北非漢族群的空間分布及其關系的記載。
明代桂西北地區，瑤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比較偏遠的山區。清代桂西北地區瑤、僮分布範圍與明代相比變化不大。
二、明清時期桂西北地區土司政區的設定演變
明代繼承元代的行省制度，但由于行省的權力甚大，在此基礎上設定“三司”，分管軍事、行政、司法，以此加強中央集權。
在對行省以下地方的管理上，主要采取軍政兩手，即設定政區、駐紮衛所軍隊。
明清時期桂西北地區為瑤、僮族群的聚居區，王朝統治者對該地區的行政治理經曆了廣設土司政區到清代逐漸改流和“流土并治”的過程。
而從明代的衛所屯守到清代的綠營駐防則是加強王朝管控的軍事手段，軍政兩手為用，最終促進了桂西北地區的“内地化”程序。
在雍正時期則将其他土司政區的土官仍然繼續任用。直到清末民國時期，桂西北的土司政區才相繼地完成改流。這樣說明了，桂西北地區改土歸流的程序緩慢。
桂西北的政區變動也隻是管理民族地區的方式之一，針對桂西北非漢族群“動亂”情況，采取軍事管控政策則是最為直接的辦法。
三、桂西北地區非漢族群的“動亂”
明清王朝處在中國封建集權統治的興盛階段。對邊疆問題的處理，能夠展現出中央王朝的軍政政策。
在明代，西南地區的雲、貴、廣西等省，非漢族群分布衆多，地方發展未能協調。
對廣西而言，明代僮、瑤、漢、苗等族分布廣泛，大雜居、小聚居，非漢族群與漢族的沖突、各非漢族群之間的沖突、非漢族群與官府的沖突交織在一起。
是以明代廣西境内非漢族群特别是瑤、僮的“動亂”十分頻繁，并且其原因複雜，為此明朝不僅設立衛所駐防，而且不斷派遣大軍征剿。
清代雖然廣西非漢族群的“動亂”大為緩和，但是小規模的反抗鬥争仍時有發生，一方面與清朝行政統治的深入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嚴密的軍事布防有關。
明清時期，對桂西北民族地區的治理仍是一個棘手問題，軍政政策主要圍繞土司治理以及應對少數民族的“動亂”而展開，其中軍事管控是實施行政治理的重要保障。
清代對桂西北地區所采取的軍事手段，表現在綠營兵駐防體制分工細化，駐防明确。
之後，巡哨制度在原“動亂”頻繁區域的實施，監督其行為。再到在各個區域布置相應的關隘。
顯然，清廷對桂西北管控的力度加大，組成一個多方位進行治理的格局，并且已經将中央王朝的權力深入到基層鄉村的管理。
相對比明代的軍事措施而言，則是掌握主動權，推行治理的力度更強。由此，經過明清王朝對桂西北所采取的軍事措施，客觀地促進了各族群之間的互動，也産生了非漢族群對國家的認同。
四、明清時期桂西北地區的民族交往與國家認同
明王朝是推行土司制度的重要時期。雖說從明朝初期就已經開始對廣西土官進行改流，但是改流的成效不大，之後又恢複土官對地方的管理。
對于一些普通的百姓而言，在流官管轄的地區進行編戶以後，就免受了土官的剝削。
明清時期，邊疆地區的教育得到進一步發展。教育的發展，使得非漢族群知識分子接受到中央王朝“儒家化”的教育。
“儒家化”是指以儒家思想為最基本的文化特征，使其成為社會的普遍政治思維。
儒家基本的思想就是仁義禮智信。而非漢族群知識分子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之後，産生了國家正統意識。
正統理論是指把人間秩序和道德都歸于上天以及帝王，以世俗的方式論證權力的合法性。
對桂西北地區而言，非漢族群知識分子群體的“儒家化”，在土官及官族身上展現得比較明顯。
土官在任地方官時，為建構自身的合法性地位，采取了相應的方式推崇正統文化，以使自己符合正統。
到了清代以後，統治者改變政策，對非漢族群文武并用，實行縱深治理，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即使是桂西北地區最難治理的撫水、南北西三巢地方的非漢族群，如今已經成為向官府納糧服役、安分守己的子民，并願意入學讀書，接受教育。
唯一比較擔憂的問題，就是來自湖南、廣東的外地流民誘導無知的非漢族群結會要盟，聚衆引起“動亂”。
從總體上看，到了清代，官員士大夫認為桂西北的絕大多數非漢族群已經認同并願意接受王朝的管束，并形成了對國家的政治認同，成為國家的子民。
總結
明清時期的桂西北慶遠府地處邊疆民族地區，地理區位十分重要，而且族群關系較為複雜，主要分布的非漢族群為瑤、僮。
而明清時期處在中央集權制度高度發展階段，面對瑤僮的“動亂”，明清王朝積極采取各種措施，以維護其江山社稷。
統治者主要采取行政、軍事與文教等多重手段對桂西北地區進行國家治理。
行政手段主要展現在設定和調整流官管控下的土司政區，明代桂西北地區非漢族群衆多，通過設定土司政區，實行“以夷治夷”，對非漢族群進行管轄。
清代，為了解決土官權力過大的問題，清廷通過改土歸流、“改大留小”、限制并削弱土官權力等措施，加強了對土官的管控。
就軍事手段而言，從明至清，桂西北地區非漢族群的“動亂”不斷，各族群之間的關系複雜，朝廷如果隻是憑借軍事征剿，雖然能夠平定于一時，卻不能保證長治久安。
明廷針對非漢族群的“動亂”，積極推行衛所制，大力修築城池，一方面有利于及時調兵平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控制重要的據點和交通線，并對城内居住的漢民提供安全保障。
到了清代，清廷針對非漢族群的“動亂”，一方面推行改土歸流，另一方面建立綠營兵駐防體系，推行巡哨制度，并加強關隘布防，不僅實作了對非漢族群的嚴密監控，而且将國家治理推進到民族地區的基層社會，加速了邊疆“内地化”的程序。
在明清王朝的治理之下，各族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密切。
在交往的過程中，非漢族群對中央王朝的國家認同不斷加強，漢族官員及士人對非漢族群的認知也發生了轉變。
由此可見，對邊疆民族地區的國家治理是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各族群之間的互動交往促進了各族群的聯系，增進了各族群的感情和國家認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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