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
1622年，日本曾烧死53名天主教徒，随后颁布了“锁国令”。后来，列强东渐，日本也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危机—自保—进攻，乃至疯狂。把自己搞成“武疯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那需要一个漫长演化的过程。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形成即是如此。
日本的军国主义，来源有三：1、手握枪炮屠刀的“皇军”，2、终日做着侵华迷梦的文人，3、本国原始宗教神道教。
侵华迷梦的文人
19世纪前叶，在欧美各国用炮舰撬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偏于一隅的日本一直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旁观者。1838年，幕府的统治者之一德川齐昭曾经悲观地预测，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的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
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向上海派驻了第一艘轮船“千岁号”。船上的乘客由身份混杂的武士、商人组成，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向当局汇报在中国的见闻。上海不仅成了日本购进西洋军火的中转站，也成了日本人眺望西方的桥头堡。在购买军火的同一条航线上，一批批日本留学生经过中国洋行输送到西方去游学。
所有的见识和经历让日本人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应该与西方而不是东方站在一起。1885年，民间报人和私塾老师福泽谕吉把这种当时流布于日本知识阶层的观点总结进《脱亚论》。
福泽谕吉把渐进的西方文明比喻为麻疹，其传播势不可挡，与其阻挡，不如“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在这股西风的淘沥下，邻近的“支那”和朝鲜是两个不思进取的“坏邻居”，“作为当今之策，大陆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甚丰，被后世的日本主流舆论称作“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家”，他穿和服的头像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日元面值最大的万元大钞上。
“脱亚”当中已经蕴含着“吞亚”的野心。福泽谕吉曾明言“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他对待“支那”、朝鲜的“方略”——“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到了他的弟子尾崎行雄那里，已经变成明白无误的“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作为日本近代思想启蒙领军人物，福泽谕吉及其弟子的这种观点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局、社会和历史走向，为军国主义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手握枪炮屠刀的“皇军”
日军暴行
1869年，明治上台的第二年，日本开始建军。当时的重臣、被称作“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积极主张建军与扩张同时进行：“遣使朝鲜，责其无礼，如不服时，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在建军的同时，以扩展日本边境线为宗旨的“大陆政策”也在积极谋划中，甚至制定出分期计划：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期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
1870年，日本设置工部省，把兵工厂、造船厂、铁路建设等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1871年，颁布征兵令，修改户籍法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田中奏折》继承了明治时代大陆政策的基调，但更为狂妄，“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而不敢向我侵犯”，因为此时，日本已经在“满蒙”经营了十几年。
军国主义文人们繁殖他们的理论。日本国内宣传进入“非常时期”，纯文学作品被视为有闲文学急剧压缩；报纸常因为违反“战时宣传条例”而“开天窗”；电台里连篇累牍地通报“皇军”的神勇。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国也广为人知的作家和艺术家，诸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黑泽明都曾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
日军从精神、武器装备、理论等方面实现了法西斯化，从此之后，亚洲迎来了横冲直撞的恶魔，日军牵引着日本这台战争机器在灭亡的道路上狂奔，直至走向灭亡。
神道教
军国主义
日本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和对本国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神道教认为，统治世间万物和天上众神的天照大神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这种以神话传说为根基、对于本民族优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见。日本的特殊之处，是在1880年由政府颁布“诏书”中，把传说拜为国教，并在随后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从此，佛的忍让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义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这就把武士对豢养自己的大名(将军)尽忠兑换成军队对天皇的尽忠。
1890颁布的《教育赦谕》把武士道精神从武士扩展至全体国民。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这等于规定了对内对外的双重道德标准，对内恭俭礼让，有仁爱之心，对外则只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的非人类的决绝。
短不过200余字的《教育赦谕》对后世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从颁布之日起到二战结束，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有六七百种之多。从1891年到1907年，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解释《教育赦谕》的《敕语衍义》重印了31次，成为各种演绎的正典。
神道教是日本天皇加强思想控制的武器，使得整个日本陷入一种战争、暴力的狂热氛围中，把所有日本人都绑架到战争的战车上，这才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