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主義
1622年，日本曾燒死53名天主教徒，随後頒布了“鎖國令”。後來，列強東漸，日本也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危機—自保—進攻，乃至瘋狂。把自己搞成“武瘋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兒，那需要一個漫長演化的過程。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形成即是如此。
日本的軍國主義，來源有三：1、手握槍炮屠刀的“皇軍”，2、終日做着侵華迷夢的文人，3、本國原始宗教神道教。
侵華迷夢的文人
19世紀前葉，在歐美各國用炮艦撬開中國國門的時候，偏于一隅的日本一直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旁觀者。1838年，幕府的統治者之一德川齊昭曾經悲觀地預測，日本将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标。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日本廣為流傳，幾乎成了日本的一切知識分子都能讀到的著作。
到了19世紀中葉，日本向上海派駐了第一艘輪船“千歲号”。船上的乘客由身份混雜的武士、商人組成，他們的共同使命是向當局彙報在中國的見聞。上海不僅成了日本購進西洋軍火的中轉站，也成了日本人眺望西方的橋頭堡。在購買軍火的同一條航線上，一批批日本留學生經過中國洋行輸送到西方去遊學。
所有的見識和經曆讓日本人得出一個結論：日本應該與西方而不是東方站在一起。1885年，民間報人和私塾老師福澤谕吉把這種當時流布于日本知識階層的觀點總結進《脫亞論》。
福澤谕吉把漸進的西方文明比喻為麻疹，其傳播勢不可擋，與其阻擋，不如“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盡快沐浴文明的風氣”。在這股西風的淘瀝下，鄰近的“支那”和北韓是兩個不思進取的“壞鄰居”，“作為當今之策，大陸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北韓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隻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态度方式對付即可。”
福澤谕吉一生著述甚豐，被後世的日本主流輿論稱作“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啟蒙家”，他穿和服的頭像至今還清晰地印在日元面值最大的萬元大鈔上。
“脫亞”當中已經蘊含着“吞亞”的野心。福澤谕吉曾明言“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而他對待“支那”、北韓的“方略”——“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别予以同情，隻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态度方式對付即可”——到了他的弟子尾崎行雄那裡，已經變成明白無誤的“并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亦為中華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國中如有反對我并吞中國者，是反對人類之幸福也，亦反對世界之利益也”。
作為日本近代思想啟蒙領軍人物，福澤谕吉及其弟子的這種觀點深刻影響了日本政局、社會和曆史走向，為軍國主義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礎。
手握槍炮屠刀的“皇軍”
日軍暴行
1869年，明治上台的第二年，日本開始建軍。當時的重臣、被稱作“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積極主張建軍與擴張同時進行：“遣使北韓，責其無禮，如不服時，則興問罪之師，借以大振神州之威。”在建軍的同時，以擴充日本邊境線為宗旨的“大陸政策”也在積極謀劃中，甚至制定出分期計劃：第一期征服中國台灣，第二期征服北韓，第三期征服中國滿蒙地區，第四期征服中國内地和西伯利亞，第五期征服整個亞洲乃至于世界。
1870年，日本設定工部省，把兵工廠、造船廠、鐵路建設等放在優先發展的地位，1871年，頒布征兵令，修改戶籍法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田中奏折》繼承了明治時代大陸政策的基調，但更為狂妄，“使世界知東亞為我之東亞而不敢向我侵犯”，因為此時，日本已經在“滿蒙”經營了十幾年。
軍國主義文人們繁殖他們的理論。日本國内宣傳進入“非常時期”，純文學作品被視為有閑文學急劇壓縮；報紙常因為違反“戰時宣傳條例”而“開天窗”；電台裡連篇累牍地通報“皇軍”的神勇。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國也廣為人知的作家和藝術家，諸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黑澤明都曾是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吹鼓手。
日軍從精神、武器裝備、理論等方面實作了法西斯化，從此之後，亞洲迎來了橫沖直撞的惡魔，日軍牽引着日本這台戰争機器在滅亡的道路上狂奔，直至走向滅亡。
神道教
軍國主義
日本官方對佛教的極端限制和對本國原始宗教神道教的尊崇。神道教認為，統治世間萬物和天上衆神的天照大神是“萬世一系”的天皇的祖先，天皇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并且是其在人間的代表；日本民族是神的後裔，其他國家則是神創造日本時濺出的泡沫凝聚而成。
這種以神話傳說為根基、對于本民族優越性的想象本不罕見。日本的特殊之處，是在1880年由政府頒布“诏書”中，把傳說拜為國教，并在随後把“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寫進憲法。從此，佛的忍讓慈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神道”的名義不可一世的嗜血的日本。
1882年，明治天皇親自向陸軍卿頒授《軍人敕谕》，強調自神武天皇以來的日本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帥”，“朕為汝等軍人之大元帥，故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腦”，這就把武士對豢養自己的大名(将軍)盡忠兌換成軍隊對天皇的盡忠。
1890頒布的《教育赦谕》把武士道精神從武士擴充至全體國民。公民日常要遵守各種禮儀道德規範，“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這等于規定了對内對外的雙重道德标準，對内恭儉禮讓，有仁愛之心，對外則隻需“長刀殺敵人、短刀毀自己”的非人類的決絕。
短不過200餘字的《教育赦谕》對後世産生了極重要的影響，從頒布之日起到二戰結束，對其進行闡述的文本有六七百種之多。從1891年到1907年，從國家主義的角度解釋《教育赦谕》的《敕語衍義》重印了31次，成為各種演繹的正典。
神道教是日本天皇加強思想控制的武器，使得整個日本陷入一種戰争、暴力的狂熱氛圍中，把所有日本人都綁架到戰争的戰車上，這才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