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结合明代中期流民问题，聊聊关于土地兼并和封建王朝灭亡的联系。
流民问题，是大陆历史上所有朝代都会碰到的问题。它是指因遭受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或其他种种原因，人们为了避难或求生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
明代也避免不了流民问题。明初，由于战争的影响就出现了很多流民，经过朱元璋和朱棣的治理，流民二字逐渐从史书上消失，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宣德年间。
正统年间，流民再次在史书上出现了，一出现就是爆发式增长，从此再也没有消失过。
对统治者而言，流民是个相当头疼的问题，他们带来最直接的麻烦是让社会变得不稳定，进而引发反抗。朱祁镇统治时期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朱见深时期的荆襄刘通、石龙起义，都是流民问题爆发的后果。
到正德一朝，形成了第三次流民运动的高潮，规模远远大于前两次。
追问原因，还是那个困扰历朝历代的老问题：土地兼并。
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土地问题是导致一切问题的根源。
经过明初的分配，看上去是大家都有了土地，但这只是表象。土地这种自然资源，差异是天然存在的。
比如两家人同样分配到三亩地，你的地好，我的地贫。哪怕他们同样努力，也会发展成你富我贫，从而产生进一步的差异。
占有的土地多、少、好、坏，以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决定了资源的占有和人们发展的不同。
这些不同导致了地主和贫民的产生。
在发展水平未能摆脱土地之前，土地的问题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和一切人文的、社会的设计不同，土地是天然存在的问题根源，只要发展水平仍然决定于自然条件，那么土地问题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明朝经济是小农经济，土地兼并是小农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谈到土地兼并，许多人印象是地主们坑蒙拐骗，穷人们含泪卖地。
事实不是这样，大部分的兼并都是自愿的，或者说是平等自由的。
自阶层开始出现后，就有了贫富差异，穷人和富人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是一个等级的。比如穷人生场大病没钱看病，就只能借钱或者卖地；再比如遇上天灾，为了不被饿死，也只能卖地换一口吃的。
等病好了或是饥荒过去，你的地就成了地主的。蛋疼的是，你还是种自己的地，但是大部分收入都给了地主。因为人家有资本，能在你摊上事儿的时候救你。
灾祸饥荒这种事，一个家庭几乎无法避免，区别只是时间早晚，因此农民的土地早晚是地主的。在农业社会，土地兼并的发生几率是百分之百。
朱元璋花大力气整治土地兼并，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这是经济规律。
那么，土地兼并和流民又有什么关系呢？
表面看来，失去土地的农民承受不了地主的剥削，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流民。
深层原因要更加复杂。
当初朱元璋的政策为什么能推行得下去？除了他的铁腕，还要考虑时代背景。
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有限，一个国家所能养活的人口基数是有限的。
一个国家由建立之初的百废待兴到盛世来临，伴随着的往往是大口大爆炸。可是在古代社会，毕竟土地有限，生产力有限，粮食产量也就有其上限。
总的粮食产出就那么多，能养活的人口就也有上限。这个上限每个朝代不等，大致在6000万至1亿人口之间。
而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必定会达到生产力所能供养的极限，从历朝历代的规律来看，这个数字大致为200年。
当人口超过阈值之后，接下来必然是口粮不足引起的危机。此时就是王朝崩溃的临界点，要是再出现一点天灾、人祸，丧钟必然敲响。
同理，推导到任何一个朝代也是这样，旧的地主贵族被消灭，又会产生新的地主贵族，周而复始。
元末混战带来大量人口减员，旧的社会结构被破坏，资源有了重新分配的基础，所以老朱的政策能推行下去，他的后代就不行。
随着王朝由建立之初的百废待兴到承平日久，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带来的结果是人地压力加大。
在古代社会农业经济的运转逻辑下，这个问题无解，但可以通过改革财政制度来延缓，比如通过张居正改革，就给大明王朝续了一波命。
除此以外，在没有更先进生产方式出现的情况下，那就只能等待王朝崩溃，人口锐减，地权重分，再进入地广人稀的状态，以待下一次循环。
地主本意上并不愿意把人都赶走，因为那样就没人干活了。但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地压力越来越大，地租就越来越高，导致佃农在利润分配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当他的份额不足以糊口，或者根本租不到地了，就会出现流民。
比如，弘治年间全国耕地面积约为6.22亿亩，而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耕地就有约8.27亿亩。1000多年下来，耕地竟然还退化了。
这里面有多种原因造成的结果，如国家政策。明朝将一些山区及密林作为封禁地带，设卫所屯驻，禁止农民进入开发，客观上造成了不少土地肥沃的地区成了荒地。
像荆襄地区在洪武年间就被设为禁地，人烟稀少，大量土地成了荒地。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客观原因如生产力发展问题，户籍制度限制等影响，这里就不多说了。
耕地不见增长，人口却在增长。汉平帝年间，全国人口约5900万。明朝仅到洪武二十六年，登记在册的人口就有约7000万，人口与耕地比例呈现严重失调的状态。
吊诡的是，到弘治四年（1491年），官方统计的人口数量却只有5000多万。这个数字无疑很不正常，经过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弘治年间的人口数量理应远高于洪武年间才是。
多出来的人去哪了？不用说，不少成了流民。
流民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地会闹事，会造反，让王朝秩序不稳。
正统-成化年间的荆襄流民起义就是这么来的。这次起义规模大，时间长，虽然一度被兵部尚书项忠镇压下去，但流民很快冲破政府的限制，继续汹涌地进入荆襄乞食。
眼看无法彻底镇压，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提出了解决流民问题的新办法，即开放禁地，推行附籍政策招抚流民。成化十二年，都御史原杰奉旨抚定流民，花费十几年时间，暂时解决了荆襄流民问题。
此后，荆襄地区的许多荒地，经过流民的进一步开发，迅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荆襄山区的开发，使得湖广地区农业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从而提高了湖广在明代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从此更是尽人皆知。
后人评价说：项忠之荡定，乃一时之功，原杰之经略，则百世之利。
但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人地压力只能一时缓解，无法根本消除。随着人地压力的加大，明初以来以自耕农为主的传统经济格局已经被打破。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控制力也有所下降，流民问题也就不可能真正根除。
这个问题，我们还能换一个角度理解——为什么古代王朝没有能撑过三百年的？
抛开外敌入侵、上层内乱以及君主素质等种种因素，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土地兼并，而是人地压力。
那么在这里面，朝廷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中央政府的种种制度和手段，可视为其中一个变量，决定了从土地兼并到流民四起的临界点何在。
当然，在朝廷眼里，直观的感受是土地兼并导致流民越来越多，于是试图通过抑制土地兼并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此路不通。
由于地狭人稠，生产力有限，朝廷努力抑制土地兼并是不可能成功的，因其违反经济规律，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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