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結合明代中期流民問題，聊聊關于土地兼并和封建王朝滅亡的聯系。
流民問題，是大陸曆史上所有朝代都會碰到的問題。它是指因遭受自然災害、社會動蕩或其他種種原因，人們為了避難或求生而背井離鄉，成為流民。
明代也避免不了流民問題。明初，由于戰争的影響就出現了很多流民，經過朱元璋和朱棣的治理，流民二字逐漸從史書上消失，這個情況一直持續到宣德年間。
正統年間，流民再次在史書上出現了，一出現就是爆發式增長，從此再也沒有消失過。
對統治者而言，流民是個相當頭疼的問題，他們帶來最直接的麻煩是讓社會變得不穩定，進而引發反抗。朱祁鎮統治時期的葉宗留、鄧茂七起義，朱見深時期的荊襄劉通、石龍起義，都是流民問題爆發的後果。
到正德一朝，形成了第三次流民運動的高潮，規模遠遠大于前兩次。
追問原因，還是那個困擾曆朝曆代的老問題：土地兼并。
在農業社會，生産力水準決定了土地問題是導緻一切問題的根源。
經過明初的配置設定，看上去是大家都有了土地，但這隻是表象。土地這種自然資源，差異是天然存在的。
比如兩家人同樣配置設定到三畝地，你的地好，我的地貧。哪怕他們同樣努力，也會發展成你富我貧，進而産生進一步的差異。
占有的土地多、少、好、壞，以及方方面面的關系，決定了資源的占有和人們發展的不同。
這些不同導緻了地主和貧民的産生。
在發展水準未能擺脫土地之前，土地的問題就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和一切人文的、社會的設計不同，土地是天然存在的問題根源，隻要發展水準仍然決定于自然條件，那麼土地問題就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明朝經濟是小農經濟，土地兼并是小農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
談到土地兼并，許多人印象是地主們坑蒙拐騙，窮人們含淚賣地。
事實不是這樣，大部分的兼并都是自願的，或者說是平等自由的。
自階層開始出現後，就有了貧富差異，窮人和富人抵禦風險的能力不是一個等級的。比如窮人生場大病沒錢看病，就隻能借錢或者賣地；再比如遇上天災，為了不被餓死，也隻能賣地換一口吃的。
等病好了或是饑荒過去，你的地就成了地主的。蛋疼的是，你還是種自己的地，但是大部分收入都給了地主。因為人家有資本，能在你攤上事兒的時候救你。
災禍饑荒這種事，一個家庭幾乎無法避免，差別隻是時間早晚，是以農民的土地早晚是地主的。在農業社會，土地兼并的發生幾率是百分之百。
朱元璋花大力氣整治土地兼并，卻隻能治标不能治本，因為這是經濟規律。
那麼，土地兼并和流民又有什麼關系呢？
表面看來，失去土地的農民承受不了地主的剝削，不得不背井離鄉成為流民。
深層原因要更加複雜。
當初朱元璋的政策為什麼能推行得下去？除了他的鐵腕，還要考慮時代背景。
在農業社會，由于生産力有限，一個國家所能養活的人口基數是有限的。
一個國家由建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盛世來臨，伴随着的往往是大口大爆炸。可是在古代社會，畢竟土地有限，生産力有限，糧食産量也就有其上限。
總的糧食産出就那麼多，能養活的人口就也有上限。這個上限每個朝代不等，大緻在6000萬至1億人口之間。
而一個王朝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口數量的增加必定會達到生産力所能供養的極限，從曆朝曆代的規律來看，這個數字大緻為200年。
當人口超過門檻值之後，接下來必然是口糧不足引起的危機。此時就是王朝崩潰的臨界點，要是再出現一點天災、人禍，喪鐘必然敲響。
同理，推導到任何一個朝代也是這樣，舊的地主貴族被消滅，又會産生新的地主貴族，周而複始。
元末混戰帶來大量人口減員，舊的社會結構被破壞，資源有了重新配置設定的基礎，是以老朱的政策能推行下去，他的後代就不行。
随着王朝由建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承平日久，人口總量不斷增加，帶來的結果是人地壓力加大。
在古代社會農業經濟的運轉邏輯下，這個問題無解，但可以通過改革财政制度來延緩，比如通過張居正改革，就給大明王朝續了一波命。
除此以外，在沒有更先進生産方式出現的情況下，那就隻能等待王朝崩潰，人口銳減，地權重分，再進入地廣人稀的狀态，以待下一次循環。
地主本意上并不願意把人都趕走，因為那樣就沒人幹活了。但到了王朝中後期，随着人地壓力越來越大，地租就越來越高，導緻佃農在利潤配置設定當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小。當他的份額不足以糊口，或者根本租不到地了，就會出現流民。
比如，弘治年間全國耕地面積約為6.22億畝，而早在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耕地就有約8.27億畝。1000多年下來，耕地竟然還退化了。
這裡面有多種原因造成的結果，如國家政策。明朝将一些山區及密林作為封禁地帶，設衛所屯駐，禁止農民進入開發，客觀上造成了不少土地肥沃的地區成了荒地。
像荊襄地區在洪武年間就被設為禁地，人煙稀少，大量土地成了荒地。此外，還有一些其他客觀原因如生産力發展問題，戶籍制度限制等影響，這裡就不多說了。
耕地不見增長，人口卻在增長。漢平帝年間，全國人口約5900萬。明朝僅到洪武二十六年，登記在冊的人口就有約7000萬，人口與耕地比例呈現嚴重失調的狀态。
吊詭的是，到弘治四年（1491年），官方統計的人口數量卻隻有5000多萬。這個數字無疑很不正常，經過将近百年的休養生息，弘治年間的人口數量理應遠高于洪武年間才是。
多出來的人去哪了？不用說，不少成了流民。
流民越來越多，不可避免地會鬧事，會造反，讓王朝秩序不穩。
正統-成化年間的荊襄流民起義就是這麼來的。這次起義規模大，時間長，雖然一度被兵部尚書項忠鎮壓下去，但流民很快沖破政府的限制，繼續洶湧地進入荊襄乞食。
眼看無法徹底鎮壓，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說》，提出了解決流民問題的新辦法，即開放禁地，推行附籍政策招撫流民。成化十二年，都禦史原傑奉旨撫定流民，花費十幾年時間，暫時解決了荊襄流民問題。
此後，荊襄地區的許多荒地，經過流民的進一步開發，迅速變成了肥沃的良田。荊襄山區的開發，使得湖廣地區農業經濟有了迅速發展，進而提高了湖廣在明代社會經濟史上的地位。“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從此更是盡人皆知。
後人評價說：項忠之蕩定，乃一時之功，原傑之經略，則百世之利。
但在農業社會的背景下，人地壓力隻能一時緩解，無法根本消除。随着人地壓力的加大，明初以來以自耕農為主的傳統經濟格局已經被打破。另一方面，國家的政治控制力也有所下降，流民問題也就不可能真正根除。
這個問題，我們還能換一個角度了解——為什麼古代王朝沒有能撐過三百年的？
抛開外敵入侵、上層内亂以及君主素質等種種因素，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土地兼并，而是人地壓力。
那麼在這裡面，朝廷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中央政府的種種制度和手段，可視為其中一個變量，決定了從土地兼并到流民四起的臨界點何在。
當然，在朝廷眼裡，直覺的感受是土地兼并導緻流民越來越多，于是試圖通過抑制土地兼并解決問題，但實際上此路不通。
由于地狹人稠，生産力有限，朝廷努力抑制土地兼并是不可能成功的，因其違反經濟規律，必然失敗。
#曆史開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