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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是中国原产还是舶来品 其争论已经不重要 人们最爱听的是其故事

作者:鲁卑陬

说驴小札之一

  驴,何时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以前在《文史知识》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说驴原产于非洲,作者并未拿出什么根据来。作者这样说,大概与《圣经》有关。《圣经》有关驴的记述很多。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中记述亚伯兰到埃及后得到许多牛羊、骆驼,当然还有公驴、母驴和奴婢;耶和华的使者告诉撒莱(撒拉)的侍女夏甲,说夏甲将与亚伯兰生下一子,其子必像野驴。《创世纪》还有雅各善于放牧,因此有许多羊群、仆婢、骆驼和驴,以至于把母驴二十匹、驴驹十匹送给哥哥以扫的记载。《创世纪》有关驴的文字很多,还有以色列的儿子们用公驴、母驴驮载美物粮食蔬菜等等记述。

  埃及属于非洲,或许是这个原因,《文史知识》杂志上的这篇文章才有驴原产于非洲的推断,认为汉朝时期,驴才在中国出现。有人对此说有异议,拿出根据予以反驳。

  驴是中国原产,还是舶来品,那是学者们考究的事,现在看来,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中国人最爱听的还是中国人与驴有关的故事。

驴是中国原产还是舶来品 其争论已经不重要 人们最爱听的是其故事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104年秋,通使西域的使者回到朝廷后向汉武帝禀告:“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汉书》的《张骞传》也有相关的记载。

  这里指的善马,就是汗血马,也称为天马。汗血马十分珍贵,是大宛国的特产。大宛国曾与大汉天朝约定,每年只能贡献两匹而已。汉武帝后来觉得两匹太少,就派使者带着钱物去换取,不仅没有换来,派去的人竟都被大宛国杀害。汉武帝于是大怒,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讨伐大宛。因为大宛的贰师城有汗血宝马,就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由此可见,汉武帝对汗血马占有欲是多么强烈。

  一个小小的大宛国,出乎汉武帝和臣子们的意料,要想打下来却很不容易,天朝官兵损失很大。有人建议中途停止战事,汉武帝大怒,查办了主张停战的臣子。汉武帝下定决心,一定要征服大宛国,他要随心所欲,把汗血马要个够。汉武帝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接着这样做:“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齎粮、弓弩甚设。”

  为了夺得宝马,驴被选中参加军事活动,而且“驴、橐驼以万数”,由此可见,那时的驴数量之多,已经很普遍。有驴参加的这次战争,最终攻破大宛,不仅得到了想要得到的汗血宝马,同时还震慑了大宛周边国家,使他们不得不送上贡献,当然包括名贵的好马。

  汉武帝为了求得宝马,竟然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是否划得来暂且不论,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驴,这貌不出众隐忍负重的动物居然能为战争胜利献出固有的那一份力量。

  贰师将军李广利几次出征与匈奴等敌人作战,但并不是常胜将军。一次征剿匈奴,他最后兵败,投降了匈奴。李广利兵败投降,驴也跟随他成为匈奴的战利品。

  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即位,于公元前87年病逝,在位五十多年间,战争频繁。他晚年对战争有了新认识,他有一次要停止一场战争,于是下诏,诏书有这样的语言:“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

  在汉武帝发动的军事活动中,驴既参与出征,参与输送给养,参与班师回朝,说明驴在军事、交通、运输诸领域已经不能可有可无,它们一定有其独特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马和牛所不能替代的。

  有人撰文说,驴在汉朝时期还很稀缺,由此看来,此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驴是中国原产还是舶来品 其争论已经不重要 人们最爱听的是其故事

  《汉书》的《匈奴传》有明确的记载,说匈奴盛产多则马、牛、羊,其次有橐驼、驴、骡等等。《汉书》的《西域传》也有明确的记载,说鄯善国和婼羌的百姓们随着水草而迁移畜牧,哪里水草丰茂,哪里就有大批大批的驴、马、橐驼。为了取得军事胜利,要调动一切力量参与战争,因此匈奴和西域各国出产的宝马,还有包括驴在内的其它牲畜,都成为重要的战争资源。这些丰富的资源令大汉王朝垂涎欲滴,使它们往往成为大汉军队的战利品,来到中原大地。

  公元前74年汉宣帝即位,不久派大军出西河,出张掖,出云中,出酒泉,出五原,五路大军起头并进,显示了天朝的无比威力。《汉书.匈奴传》记载,校尉常惠与乌孙合兵,进军至右谷蠡庭,俘虏单于以下三万九千余人,获得马、牛、羊、驴、骡、橐驼共七十余万头。常惠功劳大,被封为长罗侯。五路大军围剿匈奴,匈奴遭到重创,史载:“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在这里,驴除了成为他人的战利品,在“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之中,当然会有它们的亡灵。

  在汉朝,驴不仅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战争中,在外交往来中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汉武帝时期,罽宾国为了取悦大汉天朝,谋取获利,派使者与汉朝交往。到了汉成帝时,罽宾国国王又派使者来修好,还来了很多罽宾国的大商巨贾,想要在天朝做生意。汉成帝想要派人去罽宾国宣示国威,表示友好,这时杜钦上书规谏,反复强调路途遥远,道路崎岖险峻,即使“驴畜负粮”,派往的使者及随从最终也要饥馁山谷间,乞丐求讨无所得,难以生还;何况罽宾国反复无常,他们这次派来使者的目的,一是求赏赐,二是为了获利,所以还是不要与之交往为好。朝廷觉得是这个道理,于是采纳了杜钦的意见。

  虽然没有与罽宾国通使和好,但是从《汉书》西域传的这段文字可知,大汉与罽宾之间山路之难,难于上青天,在那崎岖陡峭满是艰难险阻的山路上能为主人服务的,惟有隐忍负重的驴才堪此重任;于是,驴的特殊形象读起来就别有一番味道了。

  《文史知识》杂志的那篇文章认为,汉朝时期,驴才在中国出现,由以上所举出的事例看,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此说成立,驴岂能在汉武帝那里立下不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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