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丹尼尔·伊根
译者：易23
校对：陈思航
来源：影评
《红气球之旅》上映七年过去了，侯孝贤导演终于带着期待已久的史诗《刺客的隐母》回归。这部电影本月早些时候在纽约电影节上进行了美国首映，并于周末在影院上映。
刺客的隐藏母亲 （2015）
《刺客的隐秘女士》为他赢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的荣誉，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武侠电影，由他长期的缪斯女神舒琪主演，饰演一个在九世纪初被劫持为人质并接受刺客训练并被送回家暗杀她曾经爱过的人的女人。
对于侯孝贤来说，制作一部历史武侠电影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以对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的刻画而闻名，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承传统并将其融入自己的风格。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我，"我一直想为这种类型注入一种现实主义感，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创造自己的极限——作为一名导演，创造力的极限实际上是相当自由的。
《刺客的隐秘女士》采用35毫米胶片拍摄，精彩地捕捉了唐代丰富的视觉——从绢网对面的烛光到郁郁葱葱的中国花园——并在情感上唤起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侯孝贤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但他也乐于承认，他其实沾染了前几代光之导演。在纽约电影节期间，他与电影节策展人肯特·琼斯（Kent Jones）在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坐下来讨论（并放映）影响他一生的电影片段。（"这些老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侯孝贤前一天告诉我。如果我出生在那个时代，我可能不会取得任何突破，更不用说成为这样的导演了。" ）
他们的讨论以英语和普通话进行（何鸿燊的翻译由纽约市立大学教授Vincent Tzu-Wen Cheng进行），他对启发他的电影的审查解释了这些电影如何让他在叛逆的青年时代幸存下来，并使他成为今天的导演。以下是经过编辑和策划的对话摘录。
关于战后欧洲电影《穷尽》以及他与杨德昌的关系
小时候，我经常和一群导演一起去杨德昌家。他的房子是日本的，我们会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当时并不年轻，但作为导演，我们是新来的，所以我们对即将上映的电影非常新鲜，非常渴望和雄心勃勃。
杨德昌、蔡琴、侯孝贤（从左到右）
我们看的电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不同的国家拍摄的。例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包括"自行车偷窃者";法国有戈达尔的"疲惫"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罢工";德国有一部由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einer Werner Fassbender）执导的新电影。这些是我们将观看和讨论的电影。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国外学习过电影导演，但杨德昌是个例外，因为他一开始是工程，从事计算机行业，但后来放弃了这些工作，在台湾拍电影。
疲惫 （1960）
《筋疲力尽》无疑对我的电影《风之柜里的男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我和我的合作者一起剪辑《风柜里的男人》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它启发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添加跳线，因为在过去，传统方式是从长镜头开始，以特写镜头结束。但在这里，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你可以使用跳线来展示角色的情感和你想讲述的故事。
风之柜里的男人 （1983）
关于杨德昌《杀艳陵街》看演员吃饭
当我们一起讨论我们作为导演将要做什么时，有一件事我们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我们想从自己的角度创造自己的故事，我们想讲述现实。燕陵街杀人事件，其实都来自杨德昌自己的亲身经历，再加上当时事件中一个非常轰动的新闻故事。在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刺客的隐母》的主演张震。他当时只有14岁，已经很帅了。
《庐陵街杀人案》（1994）
我一直想以现实的方式制作电影。当时，演员们，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都没有按照我想要的方式表演。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为他们创造一个真正的环境，这样他们才能沉浸在角色中，做我想让他们做的事情。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就是吃饭。
因此，如果是关于吃饭，我会在吃饭时开枪，以确保他们饿了。我还安排了餐桌，让他们在餐桌上吃新鲜烹制的食物。然后，当他们在自然状态下进食时，我会提醒他们，角色正在经历一些非常令人沮丧的事情，一些困扰他或她的事情，然后他们在吃饭时做出情绪调整。
关于程玉雄的《浮云》潜入电影院
我选择这部电影是因为我熟悉环境。我在一个日式风格的房子里长大，主要是在设计和建筑风格方面，你可能知道台湾被日本占领了50年。所以我在电影中看到的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
《浮云》讲述的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情，当时人们被绝望笼罩。故事是如此的冰冷，如此动人。作为导演，他擅长描绘人类情感关系如何随社会而变化，而在这部电影中，背景是一个弥漫在二战后时期的绝望社会。这些角色在屏幕上被描绘得如此微妙和动人。
浮云密布 （1955）
就我个人而言，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知道如何变得聪明，玩得很开心。我赌博，我卖产品，或者我把它们拿掉。但即使我是一个小流氓，我一直对文学和电影充满热情，我真的认为是这些东西引导着我，这样我就不会误入歧途。所以我认为电影和小说是我的救命稻草，把我带到今天的位置。
你无法想象我长大后看电影走了多远。我记得去电影院看屏幕上的每一部电影。我总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混合它。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会假装是别人的孩子——穿上一个成年人的衬衫，假装我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免费去电影院。
后来，进入中学后，我长高了很多，再也不能在剧院里假装自己是别人的孩子了。所以我收集留在地上的票根，把它们粘起来，然后把它们带到剧院检查员那里。当然，他们不特别注意细节，我可以用假票根来度过难关。后来，当我上高中和大学时，我做了一些更大胆的事情：越过栅栏或去看电影。
关于费里尼的"Amacod"和打破规则
我选择这部电影，不仅因为它是一部关于记忆的电影，还因为它主要是关于这个特殊的小镇 - 所有奇怪的角色 - 和家庭。它对我的电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童年的过去》，并激励我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并制作关于它的电影。
童年的过去 （1985）
关于这部电影，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我正在拍摄《风柜里的男人》。在一场战斗中，主角捡起一块砖头，击中一名男子的头部，然后离开屏幕的左侧。然后我让他转过身来，拿起一些棍子，从图片的右侧回来，继续战斗。
拳击和镜像的想法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电影学院学到的不是 - 你应该进出屏幕的同一侧。费里尼和他的电影真的打破了传统的拍摄方式，教会了我做任何我想做的自由，它让我超越了我在电影学院学到的所有教条方式。
《Amacod》（ 1975）
这部电影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不认为这是当代导演会经历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拥有类似的自由，而不遵循这些教条。但当我第一次开始拍电影时，这些黄金法则几乎就像圣经一样，我只是想打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