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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世俗化”,为何总是那么难?

作者:黄娜老师

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执政一周年的到来,很多人都在讨论,阿富汗究竟是变好了,还是更差了?

当然,这不可非黑即白的判断。

但即便是对塔利班充满敌视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阿塔治下的阿富汗,社会环境明显要安全多了。

比如,下图这个BBC相关报道的图表——2012-2022年间,阿富汗平民的伤亡数字。

可以看到这一年,相较之前,反差是非常大的。

阿富汗的“世俗化”,为何总是那么难?

即便阿富汗境内依旧偶发恐怖袭击以及一些绑架打劫的伤人事件,但目前这种大体安稳的社会环境,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阿富汗人民来说,已经算是相当不容易了。

这也可以被认作是目前阿富汗塔利班的最大的功劳。

但在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塔利班政府是否能继续维持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这个考验,难度还是不小的。

毕竟,和平稳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

但要说到阿富汗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年,就相当坎坷了。

至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未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可,这导致其所接受的国际援助被严重削减。

自塔利班1.0被推翻后,美国主导的那20年,阿富汗政府的财政收入,平均得有80%的比例,依赖着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捐赠。

外国援助能长期占到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80%-90%,这样的政府,还谈什么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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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援助,还大多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换句话说就是——从2001年底开始,美国带着一群西方小弟,曾经20年如一日地在给自己扶植的阿富汗政府“打钱”续命、装备阿富汗政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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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美啊两国国旗下,接受美军训练的阿富汗空军男女军人合影

没成想,美国人花了20年,2.26万亿美元后,阿富汗政权又从塔利班换成了塔利班。

于是,美国政府马上黑脸,直接冻结了阿富汗政府95亿美元的资产,并表示,自己毫无心理阴影——这就是先前我打过去的钱。

这一年,阿富汗全境很多地区还遭遇了持续的大旱,再加上政权更迭之时,大规模的居民逃难潮,都严重影响了原本就很不给力的农业生产。

早前的20年间,靠着国外援助,阿富汗人的粮食基本还是基本够吃的。

那么,有了饭吃甚至是吃到饱饭以后,再加上宗教影响和农业社会的传统意识,阿富汗的人口生产一直特别给力,20年的功夫,就快翻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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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塔利班2.0上台后面临的执政难度,是非常大的——阿富汗的实际生产能力并没有比20年前强太多,还恰逢天灾和人祸,而他们亟需喂饱的人口,却几乎是它20年前一倍。

显然,如何让近3900万阿富汗人民尽快吃上饭,就是塔利班的义务。

毕竟,爆炸和恐袭少了,人们确实有了一定的生命安全保障,但吃不上饭,也是照样会死人的!

那么,按照通常的规律,吃上饱饭的首要措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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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阿富汗的铜矿——这算是阿境内为数不多的工业产业了

然而,人们却看到了,塔利班开始在各个领域恢复“教法”,并试图进行“教法”治国的各项举措。

如今的阿富汗的很多职业领域和中高等教育,都将女性排除在外,甚至女性上街出门都需要男监护人的陪同。

这样的“倒退”行为,国际上,更加深了对这个政权的建立认同和好感的难度;

而在阿富汗国内,这样的操作,似乎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当你把一半的劳动力资源、学龄青少年禁锢在家的时候,又从何去大谈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提升全体公民受教育水平和公民素质?

更何况,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的消费能力,对于带动国家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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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敢在街头示威,不蒙面的阿富汗城市女性,是少数里的极少数

试想,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下去,她们将一代代地丧接触社会和养活自己的能力,只能像商品一样,从父兄手中,被“交易”到了丈夫的手中。

阿富汗作为全球唯一女性寿命短于男性的国家,这方面,确实很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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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按照“教法”,国内男女外出着装的要求,对音乐和娱乐活动的打压和排斥,以及有关男性留胡须的强制规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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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的“禁止剃须令”

疫情当下,不戴口罩,再留起一圈大胡子,各种传播隐患,可想而知。

再者,开始“依教法治国”后,女人要全身包起来,男人的头发不许做时髦的款式,胡子也不让剃,这让理发店和其他美容行业的生存前景,实在堪忧。

陷入类似窘境的还有其他的第三产业,比如时装店老板、卡通画家、各种音乐娱乐从业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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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出于各种原因,去年政权更迭之时,大量阿富汗本土专业技术人员惊恐地疯狂出逃,导致了国内人才的严重流失。

显然,这都加重如今阿富汗经济发展趋于停滞的窘境。

另外,至今,塔利班还没有建成自己完整的空军力量。

除了手艺问题外,对他们而言,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他们那引以为傲的络腮胡,无法佩戴飞行头盔。

比如头盔配套的氧气面罩,就必须要紧贴脸部才有真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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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F-35的配套的头盔和面罩

在低压、高风力和高寒的飞行环境中,飞行头盔就是维系生命和战斗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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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阿富汗政府军的飞行员

其实,要说在很落后低下的基础上成功实现工业化,也并非就是妄想。

当年的苏联和咱们中国,都是这样艰苦打拼出来的。

按照这个规律,要想发展阿富汗生产力,就得先让阿富汗进入现代社会。

而进入现代社会的一大标志就是——世俗化改造。

事实上,如果你们看地图,就会发现,前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这5个斯坦,在“入盟”苏联之前,他们的世俗化程度,也是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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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岁月里,广大中亚穆斯林女性从开始有初潮起,外出就必须穿戴“帕伦亚”(蒙面罩袍,类似于中东地区的“布卡”)并需要家中男性陪同,否则会被指认为亵渎神灵的荡妇,招致毒打迫害乃至丢掉性命名。

在某些地区,只要征得毛拉的同意,丈夫甚至有权杀死不戴面纱的妻子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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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与新娘》,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婚姻登记处,1925年。这是乌加入苏联的第一年,女性出门还要罩袍蒙面

直到苏联的政工干部们驻进了中亚各地。

苏联在中亚搞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还特别重视培训农牧民们的职业技能,以适应工业化的需要。

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主导了中亚女性的“去面纱运动”。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文化和工作后的中亚女性,在1930年代,终于烧掉了最后一件“帕伦亚”。

至今,前苏联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们,女性劳动参与率都远高于其他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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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乌兹别克斯坦——苏联每到一处,都会建立芭蕾舞剧院和文化宫

那么,咱们再看阿富汗。

曾经的“红色亲王”达乌德、后来苏联扶植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府,他们也深知,工业化和世俗化,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都曾努力尝试通过土改清除阿富汗各部族首领、宗教毛拉,用工业化的力量彻底改造阿富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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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的喀布尔,这样的女孩代表少部分少部分城市群体中,此时广大农村女性仍然饱受束缚

然而,他们改革全部失败,其本人的结局,都很惨——达乌德全家遭遇灭门;纳吉布拉更是在1996年,塔利班1.0攻进喀布尔后,被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折磨后处死,尸体被挂了一周,再扔进了臭水沟。

实际上,阿富汗与中亚的五个“斯坦”不同,其境内,并没有一个能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各族山头林立,之间互相看着很不顺眼,谁都不服谁。

在阿富汗,五个较大的群体按人口多寡的排序是——普什图人(40%左右,塔利班武装的主力)、塔吉克人(35%左右,带有部分波斯和突厥血统)、亚洲突厥语族群(土库曼、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人)、哈扎拉人(带有蒙古血统,阿富汗第三大族群)和俾路支人(带有波斯和库尔德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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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阿富汗多山地幽谷的自然环境,也切割了其境内各民族和部族之间联系,它们各自为政,小团体意识极强。

这导致,很多阿富汗人,特别是农村人口,他们的部族认同,往往大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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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阿富汗就经常陷入“望山跑死马”的窘境——直线距离五公里的山地,得走上差不多一天

在阿富汗,除了少数西化、时尚的大都市外,多数地区的人们,仍旧生活在与几百年前并没有太大区别的边远村镇,连饱饭都吃不上,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从小被教育经书能解释一切——在他们眼里,只有宗教、部族和长老。

这些部族头目和宗教长老们在阿富汗基层的根基非常深厚,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农村资源和社会意识。

结果,无论是“红色亲王”达乌德还是要效仿苏联搞社会主义的纳吉布拉,他们生搬硬套的那些“世俗化”、工业化改革,在阿富汗都严重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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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布拉时代的阿富汗妇女干部

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如同一块巨大的幕布,笼罩着这个整个国民的精神世界——喀布尔下达的国家政策法令,很多阿富汗中下层人民根本理解不了,也不感兴趣。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他们的眼中,只有毛拉和部族长老。

比如,1980年代,纳吉布拉搞土改的时候,就遭遇过阿富汗农牧民们的抵制,甚至还引发了局部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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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层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府总统纳吉布拉正和农民交谈

在“神决定一切,毛拉能解释一切”的普遍认知中,穷人们对政工干部们宣传的“阶级斗争”表示了不解和反感。

在他们的认知里,地主和我在同一个部落,原本就是亲戚关系,效忠领主和长老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已经就这样了,人的出身和贫富、土地以及财产,这都神根据自己前世的表现,早就定好了的,为啥要“革命”?

所以,对于土改和被赋予的各项权利,他们没有感到有多幸运,反而还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土改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后堕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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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苏联特色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宣传海报——敲碎反动宗教势力

还有当年妇女解放,扔掉布卡、走出家门的宣传,也和他们奉为绝对权威的沙里亚法典相悖,被认作为一种亵渎神灵的活动,参与实践的人,都是魔鬼附了身。

从落后愚昧的村民角度来看,那些下乡的“政府工作队”,就是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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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的喀布尔街头,在阿富汗提倡世俗的年代,也是洋装和罩袍并行的状态

可以说,宗教在阿富汗,已经早就不仅仅是一套信仰体系了,更被用作民间普遍认可的教育和法律的来源,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在阿富汗的广大农村地区,人们从小要向毛拉学祈祷文和经书,而毛拉往往又是这里唯一能够识文断字的人——这就潜移默化地用宗教垄断了人们的认知,目的性的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

这种情形下,阿富汗民族关系又特别复杂,更缺乏像苏联那样一个紧握着枪杆子,并有强大执行能力的中央政府。

因此,阿富汗的多轮世俗化改革,无论是带着“苏味”的,还是“美式”的,都无法取得苏联改造中亚那般决绝又彻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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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间,阿富汗所经历的各个时代的国旗

就这样,至今,阿富汗的军事领导形式还是半封建军阀式的;意识形态上,宗教占有绝对的权威,部族认同感高于国家认同感;

以至于这么多年来,在没有一个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以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情形下,各部族的大小纷争和混战,就成了阿富汗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包含了现代与传统、国家主义与部族主义、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城市与乡村、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全面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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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也曾试图在部族长老上寻找突破口,但费了大劲,仍旧像鸡同鸭讲一般

再从经济层面看,处于前工业化社会的阿富汗,城市化水平非常低,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大部分地区仍停留在封建地主阶级式的小农经济状态。

因而,以农村信教群众为主要支持者的塔利班,后方势力很强大。

也就是说,阿富汗的特殊地理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和民族人口的多样性,导致其很难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这种情形下,要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短期内最有效的,可能就是宗教的感召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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