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刘惠
两个粮食大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陷入军事冲突，全球小麦市场一度出现剧烈波动。在土耳其和联合国的斡旋之下，俄乌粮食谈判取得重大进展。7月22日，基辅和莫斯科在土伊斯坦布尔就乌克兰粮食出口机制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2022年7月2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国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出席“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的签字仪式。视觉中国 图
这是自2月24日冲突以来，俄乌双方达成的第一项重大协议。“今天，黑海上有一座灯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现场对俄乌代表发表讲话时说：“你们已经克服了障碍，搁置了分歧，为一项符合所有人共同利益的倡议铺平了道路。”
俄罗斯允许乌克兰从黑海出口粮食，成百上千万吨的乌克兰粮食最终得以进入市场，但是全球粮食危机的警报就将因此而解除吗？答案并不乐观。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执行董事索菲亚·墨菲（Sophia Murphy）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描述了一场超越俄乌冲突的危机——就算战火此刻结束，全球饥荒问题仍然严峻。
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执行董事索菲亚·墨菲。
俄乌签署粮食协议之后，像埃及这样此前极度依赖进口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的国家（占比80%）或许可以暂时缓一口气，但他们很快又会发现，因为通货膨胀等因素，粮食安全依然是“奢侈品”。全球通胀尚未见顶，粮食系统危机无法轻易被一份双边协议解除。
“（释放俄乌）小麦对于很多较为贫穷的国家而言非常重要，但通货膨胀实际上与能源关联更大，食品价格迅速飙升一方面是由于物流系统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更是较广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新冠疫情产生的影响以及能源市场波动共同作用而成的。”墨菲解析道。
今年7月初，联合国五家机构联合发布《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称，2021年全球饥饿人口增至8.28亿，全球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进展出现倒退。“冲突、极端气候和经济冲击是造成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这份报告的前言如此写道，“我们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采取果断行动，增强抵御未来冲击的韧性。”
俄乌冲突无疑加剧了粮食危机，但要解决饥荒问题，每个国家以及社会需要做得更多。“不论各国政府本身是否认为应当为民众提供更牢靠的粮食保障，这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必需品’，”墨菲说，“国际层面，我始终相信多边主义，因为我看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案。”
制裁豁免粮食是传统手法
澎湃新闻：2007至2008年期间曾发生过一场全球粮食价格危机，当时能源成本增加、生物燃料需求增长、出口限制导致的贸易冲击、惶恐抢购以及不利天气等因素叠加起了作用。今天，我们似乎也面临着能源价格猛涨、物价攀升等类似情况，与15年前类似的粮食价格危机有可能再次发生吗？
墨菲：我认为短期内不会那么严重。2007-2008年的那一次危机中有比现如今更多的农作物受到影响，是几件事同时发生造成的后果，比如全球几个粮食主产区受到了减产的影响，造成了大范围的恐慌。再比如干旱，这个今年我们也遇到了。
当地时间2022年7月4日，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距离前线10公里处，一名农民在火箭弹坑周围的田地里收割庄稼。视觉中国 图
当年大米的价格尤其受冲击，几乎半个世界的粮食安全遭到影响。对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类人口基数较大的国家，在2008年的危机中，很多都卷入了“大米经济”之中。尽管大米本身的国际市场规模很小，但是对于一些国家至关重要。
这一次俄乌冲突爆发，小麦市场受到的影响尤其大。这个影响并不是指全球小麦产量，而是指小麦的出口市场和物流系统，也就是它如何被交易的过程受到影响了。实际上乌克兰的谷物存量很高，只是在俄罗斯封锁黑海港口的情况下出口无法运出。乌克兰今年是有一定生产量的，小麦今春已经被播种，正在被收割，在这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巨大的物流瓶颈。
总体而言，小麦对于很多较为贫穷国家而言非常重要，但通货膨胀实际上与能源关联更大，食品价格迅速飙升是由于物流系统面临的困境、更广范围内的经济膨胀、新冠疫情产生的影响以及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共同作用而成的。
澎湃新闻：所以我们并不缺少粮食，而是缺少便宜的粮食用于消费？
墨菲：世界目前正面临粮食短缺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数据显示，自 1960 年代以来，全球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在增加，饥荒更像是政治决定和分配的结果。
目前来看，世界上大部分人拥有足够的食物，与其在购买日益昂贵的小麦上花更多钱，大家仍然可以将钱花在寻找（除小麦之外的）替代品上。只不过在某些具体种类的粮食上，全球的确面临着一场短缺的危机。
在中国，由于政府政策调节，粮食价格没有太大变化。而在俄乌粮食进口大国，例如非洲，粮价要高得多。如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经历通货膨胀，食品价格高涨，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如果我们都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俄乌之间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影响，也许会更有意义。这就像尽管你不希望人们受苦，但你希望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发生。
我们的确在面对一场真实的危机，因为粮食系统的运作光靠保障产量远远不够，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能源和粮食体系，以使其更具有韧性。
澎湃新闻：乌克兰的冲突让西方陷入了一种困境，他们一方面想把俄罗斯完全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但另一方面，人类在全球变暖、粮食危机以及能源问题上仍然需要一起合作？
墨菲：在我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现实困境。看看欧洲的例子，相较于粮食而言，能源更为重要。欧洲国家有其他粮食的替代品，不会面临饥荒。一些留在俄罗斯境内的谷物公司仍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持续经营。
大多数亟需购买（俄乌进口）粮食的人和国家相对较为贫穷，他们不能快速地找到替换的其他谷物种类资源。目前的情况有点像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伊拉克实施的全面制裁（“摊牌政策”），伊拉克不被允许出口石油，但被允许从伊朗购买粮食。
所以粮食享有制裁豁免是非常传统的处理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你停止出口粮食，相较于对于俄罗斯的伤害而言，对于其他国家实际上伤害更大。在一些问题上，就算你主观上仅仅想要制裁俄罗斯，但实际上是那些更弱势、更脆弱的国家受到的伤害更大。
粮食当然是重要的，但对于俄罗斯而言，原油肯定比粮食重要的多，所以从经济价值上看，俄罗斯粮食和化肥进入国际市场所得也没那么值钱了。
澎湃新闻：可持续粮食系统国际专家小组（IPES-Food）今年5月发布一份名为《又一场完美风暴？》的报告称，俄乌冲突引发了15 年来的第三次粮食价格危机。这份特别报告将粮食不安全状况升级归咎于全球粮食系统的根本缺陷——例如严重依赖粮食进口和过度商品投机。在 2007-2008年度粮食价格飙升之后，这些缺陷被暴露出来，但并未得到纠正。这是否意味着各国应该减少粮食进口依赖？
墨菲：这并非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你是像中国或美国这样拥有辽阔土地和巨大本土谷物生产力的“农业大国”，便可以将“贸易”作为一种增加财富的手段，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性。假如遇到了作物减产或者猪瘟的时候，你也可以进口一些粮食，但粮食消费的“大头”仍然在国内。如果你是位于沙漠中的国家，没有跟农业大国相匹敌的种植技术和投资，例如沙特阿拉伯，也许就会采取进口粮食的方式来满足粮食供应的需求。
英国是另一种情况，尽管它本身拥有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资源，它的粮食进口量仍然很高，因为它把土地拿去做其他事了。由于国力雄厚，英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抗风险能力较强。往往是国家越小，粮食的进口交易量越大，而关键点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拥有保护收入的能力，来应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市场？
鉴于粮价持续波动，我认为每个国家都至少应该保证一定的本土粮食库存。就像乌克兰的粮价一样，虽然飙升之后再回落，但如果你是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大概无法承担得起中间两个月粮食短缺的风险。埃及居民当天就需要吃饭，他们不可能等到2个月粮价回落之后。所以国家需要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应当根据国家的大小、富裕程度和生产潜力而定。
粮食安全是政治必需品
澎湃新闻：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国家需要拥有更牢靠的粮食系统，为人民提供更好的保障？
墨菲：第一，根据我的观察，不管（国家）是否主观上具有意愿、国家的意识形态如何，这都是应当做的事。政府当然不希望民众饿肚子，这对政府的稳定性而言不是一件好事。不论政府本身是否认为应当为民众提供更牢靠的粮食保障，这都是“政治必需品”。
其次，市场的作用也很明显。我相信中国对此深有体会，市场激发了主体创造性和庞大的资本，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市场并不在乎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但政府在乎。政府应确保每一位居民最低的生活保障，温饱问题就是“没商量”的要求，也许你买不起一辆汽车，也许不能天天吃肉，但你却必须满足最低程度的温饱，这就是每一个政府扮演的“保护者”的角色。
在一些国家，公共机构在分配食品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多食物供应是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之外被实现的。它们会参与保障人们最基本的食品供应，因为我们知道食物是一切的来源。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们无法工作，无法学习，更无法进取。
我认为具有挑战性的部分在于，这两种力量是如何协作的？市场做它该做的事，但同时也需要一股与市场经济对抗的力量来保护公共经济，食品受到这两种分配逻辑的影响。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0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63岁的路易斯·迪亚兹在拉维加(La Vega)附近的农田里耕作。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在一些国家，尽管它本身生产了很多谷物粮食，但是本国人却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保障，比如缅甸。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处理好上述两个逻辑的关系？
墨菲：是的。在多数情况下，战争地区也有很多粮食，比如乌克兰。也许在东非地区某些位于核心干旱区的国家中，粮食产量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无法种植自己的粮食。但在更多的地方，问题不在于粮食产量短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或者没有畅通的物流体系去运输。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人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护供应链的运作，而不是担心粮食产量不足。
我认为对于很多国家而言，这类情况的解决方法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像美国政府也许会提供金钱保障；埃及会提供食物保障；在印度，你有时也可以在特殊口粮商店获得大米和小扁豆；在北美国家有很多公益组织，公民自发成立的教堂就会成为保障食物供应的重要来源。不同的政府有着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
澎湃新闻：世界上的部分国家拥有较为可靠的粮食体系，您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我们又能从他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墨菲：我的观点是，大家可以从不同的纬度相互学习。中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谷物种植历史，拥有丰富的本土粮食产量。中国仍然允许部分粮食交易，例如允许出口部分粮食，同时政府会保证每年的粮食产量和战略储备。而在像挪威、瑞士这样的国家，他们几乎不会出现粮食短缺问题，尽管并没有大规模种植谷物，是粮食“净进口国”，但他们有完备的社会保障系统来消除贫困问题，贫困人口基本上会被安置。
也有一些国家，例如太平洋岛国，从财政方面看他们并不富裕，但人们需要的食物都有充足的供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可耕种，食物品类丰富，有鱼、蔬菜和各种食物。所以我的答案是，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答案，有些涉及财力，有些涉及生产能力。
我相信，很多时候（保障粮食体系韧性的）答案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投资。比如未来大家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环境保护，大家会面对淡水资源匮乏等诸多挑战。如果过度开发土壤，就会危及未来的生产。这些都会妨碍粮食系统的良好运行。
澎湃新闻：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机构2015 年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提出的目标包括在2030年之前消除饥饿，这个目标后来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您认为我们应该期待它的实现吗？ 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消除饥饿，就像技术发展一样是拥有无限可能性的？
墨菲：我认为当前的全球粮食产量当然可以养活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不以公平的方式分发粮食，存在分配不均的现象，且出现了浪费行为，例如，美国爱荷华州粮食储备非常多，但在肯尼亚，人们却因为干旱天气挨饿，如何获得食物并不总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我始终认为，消除饥荒仍然是人类可以想象的目标。
随着饥饿人口的比例越来越低，人们会遇到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有时人们不吃东西是因为他们酗酒，有时人们不吃东西是因为缺乏来自亲人的关心。我们或许不能完全让饥饿消失，但我们可以消除食品不足，保证每个人能在需要的时候得到食物。
就像识字率一样，人们拥有普遍的识字能力是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但总会有一些人由于一系列无法想象的原因，无法读书认字。但我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类比，即“每个个体都拥有绝对的温饱权利且受到保护”这一愿景是可追求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只有唯一的“模板”。
通常，当一个社会更有凝聚力，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时，政府更能照顾每一个个体的温饱。但当国家存在民意撕裂现象，例如北美地区，很多原住民与第一代移民存在分裂，两者所处的经济圈层不同，原住民想要更多的自主权，不同群体之间关系十分复杂，还受到当时政府的欺凌，因此原住民就吃得很不好。对于他们而言，饥饿并不是简单的由于无法得到食物，而是植根于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多边主义至关重要
澎湃新闻：气候变化也是这几年大家尤为关注的话题。今年夏天，欧洲、美国和中国等许多地方非常炎热，让人难以忍受。如果人们连出门都很不愿意，也无法进行日常活动，您认为这又会对农民乃至粮食生产模式有什么影响？
当地时间2022年7月20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情侣在城市喷泉中拥抱。视觉中国 图
墨菲 ：我敢肯定，目前已经出现了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有研究表明，人们不能在高温下工作。当温度升高时，即使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效率也会下降。更别提在户外的某些时间段了。
这种工作状态非常危险。在北美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炎热天气，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同的移民政策的影响，因为北美国家依赖大量的移民劳动力，而机器正在接管部分人的工作。所以我认为这种不同种类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将会替代一些机械的、重复性的工作任务，例如灌溉。
这些技术都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但同样面临着如何分配的困境，它们是否会被用于处理在非洲某些国家出现的绝对贫困的问题？同时，欠发达国家也不会拥有与发达国家同一水平的投资力度，而且所有的技术都要求相应的投入才能实现，所以最终公平的问题又回到了我们面前。
此外，我们仍然需要水资源以种植谷物，问题在于谁提供淡水资源？我们能够生产出更优质的电力资源以及类似太阳能等更去中心化、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但谁来提供电力？这些问题同样可以被放在粮食问题上。
全球气候变暖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在于它会造成突然的变化。尽管人类非常聪明，但谁也不确定人类是否能够快速适应这些变化。我所工作的IATP就致力于消除粮食生产对环境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并力图改变政策保证我们的粮作物足够环保。
但我认为在未来一百年之内，粮食作物生产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澎湃新闻：像您提到的，当我们过于依赖技术来适应新环境，会不会出现一种全新的“不平等”的局面？比如说一些国家会被远远落下。
墨菲：我想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事实，这是绿色革命（又称第三次农业革命，发生于1950年至1960年代末）完全出乎意料但不幸的结果之一。一些国家由于一系列技术更新生产出大量的粮食，以至于粮食价格下跌，其他国家的农民无法竞争，因为后者没有经历过绿色革命。这些国家没有在灌溉和基础设施方面提升投资，无法与农业高投入国家竞争。
绿色革命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大大减少了饥饿，即使全球总人口翻了一番，我们也从占比三分之一的饥饿人口大幅减少到占比七分之一。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比如失去了多样化的粮食系统。因为我们有大量且非常便宜的大米，因此忽略了许多其他作物和其他生产系统，导致粮食系统丧失了一部分韧性。
由于绿色革命的成功，我们在拓展粮食体系多样性上并没有做的很好，缺失了很多相应的知识和土地资源。我认为各国在进行新一轮投资时，要致力于实现多样化和去中心化，以准备好迎接未来不可抗拒的变化和新挑战。
澎湃新闻：您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政府和公共组织还可以做哪些事？
墨菲：我认为至少在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短期驱动的金融因素令我们远离了长期的可持续投资。直到政府真正表露出注重长期发展的意愿才会有效果，例如美国政府最近才愿意认真对待气候变化。但走错方向的农业政策很难改革，这对全球许多国家都是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人们认为自己必须先种植出粮食，然后再来在乎环境。实际上，如果人们不在乎环境，粮食种植更不可能成功。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思维模式，必须改变对“廉价粮食”的理解（不应只是价格低但环境成本高），国家必须进行更多参与和引导传播更长远的观点。
从目前来看，为了保障人们的温饱问题不受粮食价格体系的影响，我认为“公共粮食经济”需要做大，而“市场粮食经济”需要收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它可以依据某些政策或目标来实现，例如之前提到的联合国的2030议程。如果政府履行这些义务，它就有可能实现。
但现实是，各国都在为“谁应该做得更多”而争执不休。一方面，谁付出的代价更多当然值得讨论，但另一方面，这又很无关紧要，因为气候变化不在乎究竟哪个国家付出更多。因此，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气候问题、粮食问题与国家利益紧密关联，所以我们需要集体的努力。这种团结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我们最近在有关气候和粮食的合作中没有看到。
澎湃新闻：多边主义正在经历着某种程度上的崩溃，各国目前似乎更热衷于强调本国以及盟友的利益，不再强调广泛的合作。这对粮食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何解？
墨菲：我始终相信多边主义，因为我看不到其他的解决方案。美国不可能独自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中国也不可能。所以在某些问题上，一定需要各国协商。像《巴黎协定》一样，各国权力分裂，“你完成你的义务，我完成我的义务”，但最终也要实现技术共享和联合行动。
现在有很多政治力量反对多边合作，但我所在的组织致力于建立各国之间的联系，我也认为世界大多数人明白人们需要合作。另一个事实是，人们实际不必等待联合国来解决问题，也不必等待国家最高领导层全部同意合作才行动。
就在现在，也许美国民意撕裂的现状产生了很多政治意见的分歧，政府很难推进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些州政府，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政策提案以推进变化。我不认为会出现一个“粮食沙皇”进行协调分配，解决一切问题，贡献需要从各个层面做出。
同时，我确实在粮食领域看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合作，中国也正在参与其中。比如粮农组织创建的AMIS（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它专注全球农产品的信息共享，因为透明度更高，可以缓解粮食市场的波动性。它告诉我们除了政治以外，技术合作可以产生重要影响。
（澎湃新闻实习生李涵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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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