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劉惠
兩個糧食大國俄羅斯和烏克蘭陷入軍事沖突，全球小麥市場一度出現劇烈波動。在土耳其和聯合國的斡旋之下，俄烏糧食談判取得重大進展。7月22日，基輔和莫斯科在土伊斯坦布爾就烏克蘭糧食出口機制達成協定。
當地時間2022年7月2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和土耳其國防部長胡盧西·阿卡爾出席“烏克蘭糧食安全運輸倡議”的簽字儀式。視覺中國 圖
這是自2月24日沖突以來，俄烏雙方達成的第一項重大協定。“今天，黑海上有一座燈塔，”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現場對俄烏代表發表講話時說：“你們已經克服了障礙，擱置了分歧，為一項符合所有人共同利益的倡議鋪平了道路。”
俄羅斯允許烏克蘭從黑海出口糧食，成百上千萬噸的烏克蘭糧食最終得以進入市場，但是全球糧食危機的警報就将是以而解除嗎？答案并不樂觀。農業和貿易政策研究所（IATP）執行董事索菲亞·墨菲（Sophia Murphy）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描述了一場超越俄烏沖突的危機——就算戰火此刻結束，全球饑荒問題仍然嚴峻。
農業和貿易政策研究所（IATP）執行董事索菲亞·墨菲。
俄烏簽署糧食協定之後，像埃及這樣此前極度依賴進口俄羅斯和烏克蘭小麥的國家（占比80%）或許可以暫時緩一口氣，但他們很快又會發現，因為通貨膨脹等因素，糧食安全依然是“奢侈品”。全球通脹尚未見頂，糧食系統危機無法輕易被一份雙邊協定解除。
“（釋放俄烏）小麥對于很多較為貧窮的國家而言非常重要，但通貨膨脹實際上與能源關聯更大，食品價格迅速飙升一方面是由于物流系統面臨的困境，另一方面更是較廣範圍内的通貨膨脹、新冠疫情産生的影響以及能源市場波動共同作用而成的。”墨菲解析道。
今年7月初，聯合國五家機構聯合釋出《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稱，2021年全球饑餓人口增至8.28億，全球消除饑餓和營養不良進展出現倒退。“沖突、極端氣候和經濟沖擊是造成糧食不安全和營養不良的主要因素。”這份報告的前言如此寫道，“我們必須拿出更大的勇氣，采取果斷行動，增強抵禦未來沖擊的韌性。”
俄烏沖突無疑加劇了糧食危機，但要解決饑荒問題，每個國家以及社會需要做得更多。“不論各國政府本身是否認為應當為群眾提供更牢靠的糧食保障，這都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必需品’，”墨菲說，“國際層面，我始終相信多邊主義，因為我看不到其他的解決方案。”
制裁豁免糧食是傳統手法
澎湃新聞：2007至2008年期間曾發生過一場全球糧食價格危機，當時能源成本增加、生物燃料需求增長、出口限制導緻的貿易沖擊、惶恐搶購以及不利天氣等因素疊加起了作用。今天，我們似乎也面臨着能源價格猛漲、物價攀升等類似情況，與15年前類似的糧食價格危機有可能再次發生嗎？
墨菲：我認為短期内不會那麼嚴重。2007-2008年的那一次危機中有比現如今更多的農作物受到影響，是幾件事同時發生造成的後果，比如全球幾個糧食主産區受到了減産的影響，造成了大範圍的恐慌。再比如幹旱，這個今年我們也遇到了。
當地時間2022年7月4日，烏克蘭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距離前線10公裡處，一名農民在火箭彈坑周圍的田地裡收割莊稼。視覺中國 圖
當年大米的價格尤其受沖擊，幾乎半個世界的糧食安全遭到影響。對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這類人口基數較大的國家，在2008年的危機中，很多都卷入了“大米經濟”之中。盡管大米本身的國際市場規模很小，但是對于一些國家至關重要。
這一次俄烏沖突爆發，小麥市場受到的影響尤其大。這個影響并不是指全球小麥産量，而是指小麥的出口市場和物流系統，也就是它如何被交易的過程受到影響了。實際上烏克蘭的谷物存量很高，隻是在俄羅斯封鎖黑海港口的情況下出口無法運出。烏克蘭今年是有一定生産量的，小麥今春已經被播種，正在被收割，在這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巨大的物流瓶頸。
總體而言，小麥對于很多較為貧窮國家而言非常重要，但通貨膨脹實際上與能源關聯更大，食品價格迅速飙升是由于物流系統面臨的困境、更廣範圍内的經濟膨脹、新冠疫情産生的影響以及能源市場波動的影響共同作用而成的。
澎湃新聞：是以我們并不缺少糧食，而是缺少便宜的糧食用于消費？
墨菲：世界目前正面臨糧食短缺的說法是不準确的。資料顯示，自 1960 年代以來，全球糧食作物産量一直在增加，饑荒更像是政治決定和配置設定的結果。
目前來看，世界上大部分人擁有足夠的食物，與其在購買日益昂貴的小麥上花更多錢，大家仍然可以将錢花在尋找（除小麥之外的）替代品上。隻不過在某些具體種類的糧食上，全球的确面臨着一場短缺的危機。
在中國，由于政府政策調節，糧食價格沒有太大變化。而在俄烏糧食進口大國，例如非洲，糧價要高得多。如今幾乎每個國家都在經曆通貨膨脹，食品價格高漲，每個人都在談論它。如果我們都看到這不僅僅是一個俄烏之間的問題，我們都受到了影響，也許會更有意義。這就像盡管你不希望人們受苦，但你希望他們意識到這個問題正在發生。
我們的确在面對一場真實的危機，因為糧食系統的運作光靠保障産量遠遠不夠，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能源和糧食體系，以使其更具有韌性。
澎湃新聞：烏克蘭的沖突讓西方陷入了一種困境，他們一方面想把俄羅斯完全排除在全球市場之外，但另一方面，人類在全球變暖、糧食危機以及能源問題上仍然需要一起合作？
墨菲：在我看來，這的确是一個現實困境。看看歐洲的例子，相較于糧食而言，能源更為重要。歐洲國家有其他糧食的替代品，不會面臨饑荒。一些留在俄羅斯境内的谷物公司仍在他們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内持續經營。
大多數亟需購買（俄烏進口）糧食的人和國家相對較為貧窮，他們不能快速地找到替換的其他谷物種類資源。目前的情況有點像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起對伊拉克實施的全面制裁（“攤牌政策”），伊拉克不被允許出口石油，但被允許從伊朗購買糧食。
是以糧食享有制裁豁免是非常傳統的處理方式。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你停止出口糧食，相較于對于俄羅斯的傷害而言，對于其他國家實際上傷害更大。在一些問題上，就算你主觀上僅僅想要制裁俄羅斯，但實際上是那些更弱勢、更脆弱的國家受到的傷害更大。
糧食當然是重要的，但對于俄羅斯而言，原油肯定比糧食重要的多，是以從經濟價值上看，俄羅斯糧食和化肥進入國際市場所得也沒那麼值錢了。
澎湃新聞：可持續糧食系統國際專家小組（IPES-Food）今年5月釋出一份名為《又一場完美風暴？》的報告稱，俄烏沖突引發了15 年來的第三次糧食價格危機。這份特别報告将糧食不安全狀況更新歸咎于全球糧食系統的根本缺陷——例如嚴重依賴糧食進口和過度商品投機。在 2007-2008年度糧食價格飙升之後，這些缺陷被暴露出來，但并未得到糾正。這是否意味着各國應該減少糧食進口依賴？
墨菲：這并非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在我看來，如果你是像中國或美國這樣擁有遼闊土地和巨大學土谷物生産力的“農業大國”，便可以将“貿易”作為一種增加财富的手段，提升國家糧食安全性。假如遇到了作物減産或者豬瘟的時候，你也可以進口一些糧食，但糧食消費的“大頭”仍然在國内。如果你是位于沙漠中的國家，沒有跟農業大國相匹敵的種植技術和投資，例如沙特阿拉伯，也許就會采取進口糧食的方式來滿足糧食供應的需求。
英國是另一種情況，盡管它本身擁有适宜種植糧食的土地資源，它的糧食進口量仍然很高，因為它把土地拿去做其他事了。由于國力雄厚，英國在糧食安全方面抗風險能力較強。往往是國家越小，糧食的進口交易量越大，而關鍵點在于，這個國家是否擁有保護收入的能力，來應對糧食價格波動的市場？
鑒于糧價持續波動，我認為每個國家都至少應該保證一定的本土糧食庫存。就像烏克蘭的糧價一樣，雖然飙升之後再回落，但如果你是像埃及這樣的國家，大概無法承擔得起中間兩個月糧食短缺的風險。埃及居民當天就需要吃飯，他們不可能等到2個月糧價回落之後。是以國家需要一種政策，這種政策應當根據國家的大小、富裕程度和生産潛力而定。
糧食安全是政治必需品
澎湃新聞：是以是不是可以了解為國家需要擁有更牢靠的糧食系統，為人民提供更好的保障？
墨菲：第一，根據我的觀察，不管（國家）是否主觀上具有意願、國家的意識形态如何，這都是應當做的事。政府當然不希望群眾餓肚子，這對政府的穩定性而言不是一件好事。不論政府本身是否認為應當為群眾提供更牢靠的糧食保障，這都是“政治必需品”。
其次，市場的作用也很明顯。我相信中國對此深有體會，市場激發了主體創造性和龐大的資本，也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為人們帶來了更多的财富。市場并不在乎财富是如何被配置設定的，但政府在乎。政府應確定每一位居民最低的生活保障，溫飽問題就是“沒商量”的要求，也許你買不起一輛汽車，也許不能天天吃肉，但你卻必須滿足最低程度的溫飽，這就是每一個政府扮演的“保護者”的角色。
在一些國家，公共機構在配置設定食品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多食物供應是在市場和政府的作用之外被實作的。它們會參與保障人們最基本的食品供應，因為我們知道食物是一切的來源。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人們無法工作，無法學習，更無法進取。
我認為具有挑戰性的部分在于，這兩種力量是如何協作的？市場做它該做的事，但同時也需要一股與市場經濟對抗的力量來保護公共經濟，食品受到這兩種配置設定邏輯的影響。
當地時間2021年8月10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63歲的路易斯·迪亞茲在拉維加(La Vega)附近的農田裡耕作。視覺中國 資料圖
澎湃新聞：在一些國家，盡管它本身生産了很多谷物糧食，但是本國人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保障，比如緬甸。這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處理好上述兩個邏輯的關系？
墨菲：是的。在多數情況下，戰争地區也有很多糧食，比如烏克蘭。也許在東非地區某些位于核心幹旱區的國家中，糧食産量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們無法種植自己的糧食。但在更多的地方，問題不在于糧食産量短缺，而在于沒有足夠的錢去購買，或者沒有暢通的物流體系去運輸。在這種情況下，也許人們應該考慮的是如何保護供應鍊的運作，而不是擔心糧食産量不足。
我認為對于很多國家而言，這類情況的解決方法就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像美國政府也許會提供金錢保障；埃及會提供食物保障；在印度，你有時也可以在特殊口糧商店獲得大米和小扁豆；在北美國家有很多公益組織，公民自發成立的教堂就會成為保障食物供應的重要來源。不同的政府有着不同的社會保障體系。
澎湃新聞：世界上的部分國家擁有較為可靠的糧食體系，您能不能為我們舉一些例子，我們又能從他們的經驗中學到什麼？
墨菲：我的觀點是，大家可以從不同的緯度互相學習。中國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谷物種植曆史，擁有豐富的本土糧食産量。中國仍然允許部分糧食交易，例如允許出口部分糧食，同時政府會保證每年的糧食産量和戰略儲備。而在像挪威、瑞士這樣的國家，他們幾乎不會出現糧食短缺問題，盡管并沒有大規模種植谷物，是糧食“淨進口國”，但他們有完備的社會保障系統來消除貧困問題，貧困人口基本上會被安置。
也有一些國家，例如太平洋島國，從财政方面看他們并不富裕，但人們需要的食物都有充足的供應，因為這些國家的土地可耕種，食物品類豐富，有魚、蔬菜和各種食物。是以我的答案是，對于這個問題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答案，有些涉及财力，有些涉及生産能力。
我相信，很多時候（保障糧食體系韌性的）答案是對未來可能性的投資。比如未來大家必須努力解決的問題之一是環境保護，大家會面對淡水資源匮乏等諸多挑戰。如果過度開發土壤，就會危及未來的生産。這些都會妨礙糧食系統的良好運作。
澎湃新聞：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等機構2015 年提出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其提出的目标包括在2030年之前消除饑餓，這個目标後來一度被認為是不可能實作的。但是從長期來看，您認為我們應該期待它的實作嗎？ 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消除饑餓，就像技術發展一樣是擁有無限可能性的？
墨菲：我認為目前的全球糧食産量當然可以養活世界上的每一個個體。關鍵問題在于，我們不以公平的方式分發糧食，存在配置設定不均的現象，且出現了浪費行為，例如，美國愛荷華州糧食儲備非常多，但在肯亞，人們卻因為幹旱天氣挨餓，如何獲得食物并不總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我始終認為，消除饑荒仍然是人類可以想象的目标。
随着饑餓人口的比例越來越低，人們會遇到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問題，例如，有時人們不吃東西是因為他們酗酒，有時人們不吃東西是因為缺乏來自親人的關心。我們或許不能完全讓饑餓消失，但我們可以消除食品不足，保證每個人能在需要的時候得到食物。
就像識字率一樣，人們擁有普遍的識字能力是一個可以追求的目标，但總會有一些人由于一系列無法想象的原因，無法讀書認字。但我認為，這可以作為一個類比，即“每個個體都擁有絕對的溫飽權利且受到保護”這一願景是可追求的，但是如何實作這一目标，并不是隻有唯一的“模闆”。
通常，當一個社會更有凝聚力，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時，政府更能照顧每一個個體的溫飽。但當國家存在民意撕裂現象，例如北美地區，很多原住民與第一代移民存在分裂，兩者所處的經濟圈層不同，原住民想要更多的自主權，不同群體之間關系十分複雜，還受到當時政府的欺淩，是以原住民就吃得很不好。對于他們而言，饑餓并不是簡單的由于無法得到食物，而是植根于一段漫長而複雜的曆史。
多邊主義至關重要
澎湃新聞：氣候變化也是這幾年大家尤為關注的話題。今年夏天，歐洲、美國和中國等許多地方非常炎熱，讓人難以忍受。如果人們連出門都很不願意，也無法進行日常活動，您認為這又會對農民乃至糧食生産模式有什麼影響？
當地時間2022年7月20日，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情侶在城市噴泉中擁抱。視覺中國 圖
墨菲 ：我敢肯定，目前已經出現了緻力于解決這一問題的技術。聯合國糧農組織此前有研究表明，人們不能在高溫下工作。當溫度升高時，即使坐在辦公室裡，工作效率也會下降。更别提在戶外的某些時間段了。
這種工作狀态非常危險。在北美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是由于炎熱天氣，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同的移民政策的影響，因為北美國家依賴大量的移民勞動力，而機器正在接管部分人的工作。是以我認為這種不同種類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将會替代一些機械的、重複性的工作任務，例如灌溉。
這些技術都處于快速發展之中，但同樣面臨着如何配置設定的困境，它們是否會被用于處理在非洲某些國家出現的絕對貧困的問題？同時，欠發達國家也不會擁有與發達國家同一水準的投資力度，而且所有的技術都要求相應的投入才能實作，是以最終公平的問題又回到了我們面前。
此外，我們仍然需要水資源以種植谷物，問題在于誰提供淡水資源？我們能夠生産出更優質的電力資源以及類似太陽能等更去中心化、可再生的清潔能源，但誰來提供電力？這些問題同樣可以被放在糧食問題上。
全球氣候變暖最令人擔心的問題在于它會造成突然的變化。盡管人類非常聰明，但誰也不确定人類是否能夠快速适應這些變化。我所工作的IATP就緻力于消除糧食生産對環境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并力圖改變政策保證我們的糧作物足夠環保。
但我認為在未來一百年之内，糧食作物生産将會面臨更多的挑戰。
澎湃新聞：像您提到的，當我們過于依賴技術來适應新環境，會不會出現一種全新的“不平等”的局面？比如說一些國家會被遠遠落下。
墨菲：我想我們已經見證了這一事實，這是綠色革命（又稱第三次農業革命，發生于1950年至1960年代末）完全出乎意料但不幸的結果之一。一些國家由于一系列技術更新生産出大量的糧食，以至于糧食價格下跌，其他國家的農民無法競争，因為後者沒有經曆過綠色革命。這些國家沒有在灌溉和基礎設施方面提升投資，無法與農業高投入國家競争。
綠色革命讓我們在全球範圍内大大減少了饑餓，即使全球總人口翻了一番，我們也從占比三分之一的饑餓人口大幅減少到占比七分之一。但我們也為此付出了一些代價，比如失去了多樣化的糧食系統。因為我們有大量且非常便宜的大米，是以忽略了許多其他作物和其他生産系統，導緻糧食系統喪失了一部分韌性。
由于綠色革命的成功，我們在拓展糧食體系多樣性上并沒有做的很好，缺失了很多相應的知識和土地資源。我認為各國在進行新一輪投資時，要緻力于實作多樣化和去中心化，以準備好迎接未來不可抗拒的變化和新挑戰。
澎湃新聞：您認為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政府和公共組織還可以做哪些事？
墨菲：我認為至少在西方國家，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短期驅動的金融因素令我們遠離了長期的可持續投資。直到政府真正表露出注重長期發展的意願才會有效果，例如美國政府最近才願意認真對待氣候變化。但走錯方向的農業政策很難改革，這對全球許多國家都是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人們認為自己必須先種植出糧食，然後再來在乎環境。實際上，如果人們不在乎環境，糧食種植更不可能成功。是以我們必須改變這種思維模式，必須改變對“廉價糧食”的了解（不應隻是價格低但環境成本高），國家必須進行更多參與和引導傳播更長遠的觀點。
從目前來看，為了保障人們的溫飽問題不受糧食價格體系的影響，我認為“公共糧食經濟”需要做大，而“市場糧食經濟”需要收縮。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它可以依據某些政策或目标來實作，例如之前提到的聯合國的2030議程。如果政府履行這些義務，它就有可能實作。
但現實是，各國都在為“誰應該做得更多”而争執不休。一方面，誰付出的代價更多當然值得讨論，但另一方面，這又很無關緊要，因為氣候變化不在乎究竟哪個國家付出更多。是以，這也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挑戰。氣候問題、糧食問題與國家利益緊密關聯，是以我們需要集體的努力。這種團結曆史上是存在的，但我們最近在有關氣候和糧食的合作中沒有看到。
澎湃新聞：多邊主義正在經曆着某種程度上的崩潰，各國目前似乎更熱衷于強調本國以及盟友的利益，不再強調廣泛的合作。這對糧食問題造成的負面影響何解？
墨菲：我始終相信多邊主義，因為我看不到其他的解決方案。美國不可能獨自解決氣候變暖問題，中國也不可能。是以在某些問題上，一定需要各國協商。像《巴黎協定》一樣，各國權力分裂，“你完成你的義務，我完成我的義務”，但最終也要實作技術共享和聯合行動。
現在有很多政治力量反對多邊合作，但我所在的組織緻力于建立各國之間的聯系，我也認為世界大多數人明白人們需要合作。另一個事實是，人們實際不必等待聯合國來解決問題，也不必等待國家最高上司層全部同意合作才行動。
就在現在，也許美國民意撕裂的現狀産生了很多政治意見的分歧，政府很難推進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但是你會發現在一些州政府，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政策提案以推進變化。我不認為會出現一個“糧食沙皇”進行協調配置設定，解決一切問題，貢獻需要從各個層面做出。
同時，我确實在糧食領域看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合作，中國也正在參與其中。比如糧農組織建立的AMIS（農産品市場資訊系統），它專注全球農産品的資訊共享，因為透明度更高，可以緩解糧食市場的波動性。它告訴我們除了政治以外，技術合作可以産生重要影響。
（澎湃新聞實習生李涵萌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張無為 圖檔編輯：朱偉輝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