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个年轻漂亮的四川妇女流落到澳门，由于盘缠已经花完又举目无亲，她不得不带着儿子在街头乞讨，但并没有人伸出援手。为了能让孩子生存下去，无奈之下她只能亮明自己的身份。
她在一块牌子上写道：“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上将的遗孀……”，并举在胸前。不出意料，这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港澳媒体纷纷报道，民众议论纷纷。
王铭章在抗日战争中到底有何功勋，能引起如此高的关注？他的妻儿最后结局如何？
照片上的女子为叶亚华
一、出川抗战，川军士气高昂，为何却连吃败仗？
王铭章1893年出生，四川新都人。他幼年父母去世，靠叔祖父资助上学。从四川陆军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后分配到川军刘存厚师担任排长。辛亥革命后，四川政局动荡，大小军阀林立，进行了长达近20年的混战。王铭章不可避免地卷入军阀混战中，从一名排长成长为师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领袖刘湘主动请缨。川军迅速编组成23、22两个集团军，一路由刘湘亲自率领经万县乘船走水路出川，后来参加南京外围战斗。一路由邓锡侯、孙震等人率领经川陕公路，先到西安，再赴山西前线。
川军常年内战，颇为社会诟病，将士们都觉得脸上无光。这次出川抗战，大家都想杀敌报国，一洗过去耻辱，士气特别高。
川军中涌现出许多豪言壮语。刘湘病逝前留下遗言：“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四川学生王建堂投笔从戎，父亲送他一面“死字旗”，上面写道：“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王铭章出征前把两个夫人叫到房里说：“这次出川抗日救国，是敌强我弱，绝非三年两载，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的决心是不成功则成仁，我是军人，战死沙场是为国家民族而战，是死得其所。”
川军士气虽高，但作战并不理想。王铭章率领的122师364旅最先赶到山西前线。当时娘子关战事吃紧，负责指挥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官黄绍竑，他连最后的预备部队也都用光身边仅剩200多卫士，但娘子关右翼还是被日军突破。
老百姓夹道欢送
黄绍竑急令364旅前往平定、阳泉阻击敌人，不料364旅与敌激战不久，因伤亡过半而退了下来。随后赶到的366旅被黄绍竑调到东西回村阻击日军，该部先头营还未接近西回村就与日军遭遇，被包围。激战一天后，趁着夜色才突围出来。
无独有偶，在南京方面，146师师长饶国华负责防御泗安、广德一带，掩护从淞沪会战中败退下来的主力撤退。该部也未能抵挡住日军，饶国华命令手下一个团长率部反击，该团长竟然率部后撤。泗安、广德丢失后，饶国华羞愤自尽。
川军不仅没打好仗，名声也不好。在作战过程中军纪涣散，还常常骚扰老百姓，这一点老蒋和时任军令部长徐永昌都在日记中有所记录。
王铭章本人是袍哥，人称“袍哥将军”，其部下官兵很多人也有袍哥背景。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没什么文化，但讲义气，敢作敢当，也容易意气用事。王铭章在率部退往晋南时，路过一个阎锡山的军需库，直接让人撬开军需库把物资分了。
川军表现差绝非贪生怕死，而是一些客观原因导致：
其一，川军混战20年，各部都是军阀出身，思想觉悟较低，各种腐朽作风和恶劣习性一时间难以转变。
其二，川军装备差，难以抵挡日军的冲锋。122师727团团长张宣武回忆，当时部队装备的是川造步枪，打几枪就拉不开栓了。步枪大多没配刺刀，战斗力好的部队每人配一柄大刀。轻机枪一个团或者一个旅才有三五挺，手榴弹每人三四颗。
野炮和反坦克武器完全没有，甚至很多士兵连飞机、坦克都没见过。在西回村附近，日军依靠大炮和轻重机枪掩护，一下就突入了366旅阵地。川军枪上连刺刀都没有，只能靠枪托与日军肉搏，所以伤亡极为惨重。
其三，异地作战缺乏补给，影响军纪。川军出川作战前，老蒋曾答应到西安后给予补给。出川时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和草鞋，到了北方已经是冰天雪地，邓锡侯去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补给，蒋鼎文推脱说要先请示。
结果一请示，山西方面吃紧，川军被调去第二战区，补给自然要问阎锡山要，但阎锡山舍不得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只是象征性地给了10多支冲锋枪。另外，川军没有配备兵站，一进入战区就缺乏粮食，只能征用老百姓的，自然就出现了败坏军纪的现象。
王铭章
二、滕县一战，王铭章用生命为川军正名
打国战却到处找不到补给，王铭章大概出于气愤，分了阎锡山的军需库。不料捅了大篓子，阎锡山向老蒋告状，说川军军纪太差，要求调出山西，一个不留。川军来帮你阎老西守家，结果你还想赶人走，这确实不太地道，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当时有多愤怒。
阎锡山不要，老蒋想把川军调给程潜。真是坏事传千里，川军的表现程潜早有耳闻，他也不愿要。老蒋气得大骂：“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称帝吧！”在一旁的白崇禧便建议把川军调到李宗仁的第五战区。
当时韩复榘不战而退出济南，津浦线北段门户洞开，李宗仁正好缺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川军再差总比稻草人好些吧！”就这样22集团军调入了第五战区，邓锡侯、孙震在徐州会见了李宗仁。
李宗仁也是地方实力派人物，同样遭受老蒋排挤，很多地方大家感同身受。四川话与桂柳话相近，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口音相近就是半个老乡，出门在外就会团结一致互相照顾。再加上川军憋着一口气，想要一洗耻辱。所以双方都很坦诚，谈得很投机。
李宗仁鼓励两位将军杀敌报国，还拨了500支新枪给川军补充，数量虽然不多，但表达了态度。邓锡侯、孙震非常感动，表示：“长官有什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
川军在娘子关打了两个星期，伤亡过半。李宗仁却对其非常信任，一来就委以重任，让川军守滕县。日军正准备攻打徐州，他们计划分两路先攻占台儿庄，再直取徐州。而滕县正是台儿庄的北面门户，只有守住滕县才能为台儿庄的布防赢得时间。
川军将45军布置在第一线，41军布置在第二线，并以王铭章为41军前线总指挥，驻守滕县。1938年3月14日，日军以1万余兵力及坦克20多辆、飞机二三十架向滕县正面一线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日军在正面猛攻一天却没有任何进展，便派出两个联队从侧面迂回，一个联队专攻滕县县城，另一个联队迂回到滕县以南的南沙河切断了滕县退路。15日下午5时左右，日军已经赶到滕县东北十多里处。
徐州会战中的中国部队
滕县县城内兵力十分空虚，此时只有266旅尚未与日军接触，王铭章急令该旅回援。但该旅距离滕县尚有百余里，而且回援途中也可能遭到日军阻截，缓不救急。王铭章只得向孙震求助，孙震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他留下一个手枪连，下令其他部队跑步赶往滕县增援。
当晚县城内集结的能战斗的兵力只有两千余人，所幸弹药充足，每个士兵能分到50枚手榴弹。王铭章与部下商量，这点兵力恐怕连一天都守不住，不如到城外机动抗敌。
于是，王铭章向孙震请示。孙震答复：“委员长要我们死守滕县，汤恩伯军团先头部队已到临城，我正催促王仲廉军紧急北上。”援军将到坚定了王铭章的信心，他下令各部堵死城门，决定与城共存亡。
次日拂晓，日军炮火开始轰击滕县，不久东关南城墙被炸开一个缺口。日军从缺口突入，守城将士沉着应对，等日军靠近后同时扔集束手榴弹，瞬间将冲锋的日军炸死。如此反复数次，日军伤亡极重。
17日，日军援兵赶到，组织起50余门重炮和20余架飞机不断对滕县县城轰炸，同时以坦克掩护向城墙塌陷处冲锋。城内顿时火光冲天，腾起的烟雾遮天蔽日。川军与日军反复肉搏，伤亡极大。
王铭章紧急向孙震汇报了战况，希望调兵增援，他在电文中说：“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
下午，日军再次以重炮和坦克掩护发起冲锋，南城墙几乎被削为平地，随即被日军占领。王铭章又向孙震求援，并表示：“我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面训嘉慰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接着，日军五六百人在十余辆坦克掩护下冲到城关，仍不见增援部队赶到。王铭章向孙震发出最后一电：“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军作最后血战。”
发完电文后，王铭章亲自到城中心指挥作战。日军逐渐占据西城南半部，并向北压迫。王铭章等人只能退往西关火车站。刚行至电灯厂附近，被占据城楼的日军以密集火力射击，王铭章腹部中弹，壮烈牺牲。
王铭章牺牲后，城内仍有五六百士兵，他们自动集合与日军巷战，到傍晚才开始突围，途中又伤亡二百余人，仅有少数人突围出城。此战，41、45军官兵伤亡数千人，直至滕县沦陷，仍未等到汤恩伯一兵一卒。
左顾右盼的汤集团到底在哪里呢？根据王仲廉后来写的回忆录，该部先头部队15日便到滕县以南约40公里处的临城（今枣庄薛城区），且两地有铁路相连。
日军拍摄的台儿庄城墙
上午8时，汤恩伯致电王仲廉表示自己已到徐州，要他前来一会。9时，李宗仁来电告知，滕县战况紧急，要求其先头部队立即增援。但王仲廉却跑到徐州去了，在中国银行大楼上与汤恩伯会面，共进晚餐。
汤恩伯告诉他，滕县已经被日军围得水泄不通，咱们的任务主要是掩护主力部队在临城集结，以便与日军决战。从战术上来看，汤恩伯的决策确实说得过去。但要是被围的是他的部队，或者是老蒋亲自下的命令，他会见死不救吗？
3月16日，王仲廉的267旅在滕县以南的南沙河与日军遭遇，一触即溃，随后退往临城，便再也没有向滕县增援的举动。可怜王铭章还在城内死战，苦苦等待援军到来。
滕县保卫战川军再次吞下失败的苦果，但性质却与之前的失败截然不同：
其一，将士们英勇抵抗以及王铭章壮烈牺牲为川军正名。当时川军领袖刘湘病故，川军一败再败，名声不好，内部也一度产生动荡。滕县一战打出了川军军威，扭转了川军形象，更坚定了川军抗战的信心。
其二，正是川军在滕县拼死抵抗四天，孙连仲才得以完成台儿庄防御部署，汤恩伯的主力才能在集结后向日军出击。李宗仁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其三，为全国军人作出榜样。当时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信心动摇，士气低迷。川军以劣势装备，坚守滕县四天，给予日军重创。让全国军民看到，即便是敌强我弱，只要奋力一搏，仍然有胜利的希望。
被日军炸毁的城门
三、将军遗孀流落街头，晚年返回大陆定居
王铭章牺牲时后身边仅有一名叫李少昆的警卫副官和一名叫陈洪恩的卫士，陈已经负伤，日军的巡逻队也不时出现。而王铭章身材胖重，李少昆一个人根本无法将其背起来。无奈等到天黑后，李少昆将王铭章遗体移到壕沟内，用几块烂木板和泥土掩盖。
随后两人流着泪离开，去寻找部队。李少昆辗转到达徐州向孙震汇报了王铭章牺牲经过，孙震立即命令他带人返回滕县，设法将王铭章遗体运回。李少昆带领六七人化装成农民，几次试探，后来经红十字会帮助进入城内。
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他们找到王铭章的遗体，由于天气寒冷保存还算完好。他们将将军遗体拉上马车以高粱蒿包裹，假装帮日军运送柴草混出城。
1938年5月8日，王铭章灵柩运抵武汉，武汉万余群众自发前往火车站迎接。国民政府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中共方面代表吴玉章、董必武等人出席，中央领导毛主席等人联名送去挽联：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职，为中华民族争光。
此后灵柩运抵成都，8万多人到牛市口迎接亡灵。王铭章夫人亲自查看了血衣，发现上面有7个弹孔，毛袜脚跟处正是出征前她亲手为丈夫补好，也最终确认了是王铭章遗骸无误。
1938年8月30日，灵柩运抵王铭章故乡新都，再次举行隆重公祭，孙震亲自出席，各界群众10万余人为王铭章送行。数架飞机在空中盘旋，散发宣传王铭章英勇事迹的传单。
民众迎接王铭章灵柩
国民政府追赠王铭章为陆军上将，并发给其家属12000元抚恤金。当时法币刚开始贬值，这笔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按照王铭章生前遗愿，家属将其财产捐出在当地创办了“铭章中学”，也就是今天的新都一中。
网络上很多文章说王铭章有三子一女，但据其儿媳回忆，他其实有三子两女，解放后都从事着普通工作。王铭章有两任夫人，子女均为大夫人周华玉所生。第二任夫人叶亚华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校花，生过两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后来大夫人将幼子过继给她。
解放后，叶亚华带着儿子王道纲以赴澳门探亲为由一路南下。途中他们吃了不少苦，辗转到达澳门后身上盘缠全部花光。无奈之下在街头乞讨并亮明身份，但她的经历被报道后，台湾当局顾及颜面，派人叶亚华母子接到台湾。
后来叶亚华被安排到空军学校担任文学课程教官，军衔为准尉，一生未再改嫁。幼子王道纲跟随叶亚华到台湾，可能因为童年遭遇过太多磨难，内心向往平静，后来遁入佛门，法号“恺因”。
中国人都有落叶归根的情结，即便叶亚华一直生活在台湾，但她内心始终牵挂着亡夫和故乡。2005年，已经97岁高龄的叶亚华带着儿子王道纲返回成都，并打算在当地定居。受到当地热烈欢迎，地方为他们重建了房屋。
尽管身体不好，叶亚华仍坚持出席了在新都区新桂湖公园内的王铭章烈士铜像揭幕仪式。她献上了一束鲜花，之后久久地凝望着铜像，仿佛在与她的亡夫述说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