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
柳市是中国低压电器之都，
浙江第一工业强镇，年工业产值700多亿；
他们说，柳市30多万人口,
创造370多亿GDP，
重经济的背面是一片文化的荒漠......
他们不知道，
柳市还是这样的“诗画柳川”......
——制片人：郑儒儒
风雅乐清011
柳川书画社（上集）
80年代，柳市的“文艺复兴”
南宋初年，随着乐清西乡水道的贯通，柳川平原渐渐在舟楫商船往来如织的喧嚣中苏醒。生于此长于此的南宋诗人翁卷大抵是回望这片水系交织，杨柳新绿，梨花淡白的柳川平原，写下了《乡村四月》：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蚕又插田。
柳川书画院，就是诞生在这片诗情画意的土地上。
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柳川平原上早已积蓄了按耐不住的蓬勃生机，柳市的电器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柳市民营经济艰难破土的时期，思想上的解放，让文革时期被禁锢的心灵愈加渴望获得精神的滋养。有人提出要复兴柳川昔日的文艺，于是，成立一个文化社团的想法在一群青年的心中萌发。
文革彻底结束，此时的文艺跳脱出了过去以政治宣传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放弃高、大、红、光的语言形式，重新回到个人的感觉、经验与价值追求。1983年，施正从泰顺回到柳市定居，他召集了同为文艺爱好者的郑松鹤、黄德贵、包碎华，四人于初冬月夜坐船到象山徐道一家里，五位青年“秉烛夜谈”共谋成立一个文艺社团。
1984年，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经过半年的筹备，白石钱氏家族的后人钱云龙，邀请郑松鹤、施正、徐道一、黄德贵、包碎华、包秀杰等人到他在杨柳滩的老宅中成立“柳川书画学社”。也许是巧合，杨柳滩正是西乡新石器时代文物的出土之地，这块哺育先人的土地，见证了80年代渴望文艺润心的人们为了美好的精神理想而成立学社的一幕。
为什么要成立柳川书画院？创始人们郑重地写了办社宗旨，施正先生撰写文章，徐道一先生书录。上海邀请画家林曦明先生为学会题名，林先生认为，文革刚刚结束，“书画社”的“社”字有所避讳，于是题写了“柳川书画学会”六个大字，从此，该名沿用至2008年。
在“柳川书画学会”成立初期，著名版画家张怀江先生听闻家乡出了这样一个文艺团体，满心喜悦，于是，他拿起刻刀为“柳川书画学会”刻下“春风催绿”四字组成的版画作品，表达了他对文革结束，文化的春风吹绿柳川大地，吹遍全国河山的喜悦。
张怀江（1922—1989），乐清人，大陆新兴木刻运动的一代骁将，早年受郑野夫先生的版画启蒙，后加入鲁迅在上海号召的新兴版画运动，在国家危亡之中，以木刻为武器发出民族民生呐喊。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张怀江对柳川书画院的青年们给予了家乡文艺复兴殷切的期望。而这份期望，有意无意也成为一种不可辜负的使命埋在到了青年们的心头。
包秀杰：1977年至1983年文革结束后全国都在观望，1984年“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提出后，引起了社会真理观的大讨论，通过这次大讨论文艺界开始复苏，在此之前大家还是藏着掖着的。在那个时期我们就感觉到思想上的解放来了。1984年，“结社”尚未被明确放开，柳川书画会也成为乐清地区文革后首个成立的民间文艺社团，在此之后，一系列柳川品牌的文艺社团纷纷成立。
大家推举施正担任首任社长。施正于1944年出生于蟾河施氏乡绅家族，自小喜欢诗文，“改革开放”让这些充满反思精神、思想活跃的青年有机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逐渐在施正、郑松鹤的影响下形成理念共识——“法本无定法，无法生有法，意造岂上法乎？”而艺当以文为先，开拓心胸，直抒胸臆，提高境界。施正甚至大胆提出，“我辈眼中，应无古法，一切画法，皆自我作古。”
这是一种何等大胆的艺术宣言，拆除了一切阻碍发自于心的桎梏藩篱，为柳川书画的大胆创变打开了思想的大门。这种打破陈规的哲学观念，是指要在实践中寻得真理，这种社会思想反映到经济领域，就是对的民营经济的不断探索。
胡铁铮、胡万良专程到北京看李可染的书画展览，这趟北京行，让他们看见了中国画改良的新面貌，社员们也开始更为大胆的水墨实践。1984年，乐清举办了一场建国35周年的大型展览，柳川书画院的作品占据展出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二，霎时轰动乐清。
戴成夫：柳川书画院当时的作品拿出来，形式之新、品质之高、数量之多让乐清人惊讶。因此，乐清文化馆将他们的作品独立陈列在3楼。
胡铁铮：俞龙孙先生当时在乐清文化馆工作，他专门来了几趟观看柳川书画院的作品。俞龙孙先生曾在南洋与徐悲鸿先生一起办展览，俞老写书法，徐悲鸿画画，被称为“俞书徐画”，画展义卖所得统统捐给国家抗战。解放后，俞龙孙回到妻子所在的乐成生活。
1987年，柳川书画院200多件作品在温州工人文化馆展出，震动了温州艺术界。
包粹华：当温州书坛尚且遵循“帖学”一路，书风妍美相似之时，施正提出要从篆隶“碑学”入手，追求如刀之入石般的雄劲，与逆笔的滞涩。温州画坛中也还没有一种求新、求变的思想，因此，当柳川书画院多样、大胆，追求个性的书画作品给温州书画界带来了震动。
1997年，一个来自乡镇民间文艺社团的书画作品展，竟然办到了学院派的家门口——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诸多著名书画家络绎而至，中国美院乐清籍画家陈品超、金家骥先生亲临现场，当代山水名流孔仲起先生逐幅赏评。
胡铁铮：当时美院的专业画家受到的束缚比较多，而柳市人因为做生意全国到处跑，思想比较开放，所以我们那些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的书画作品，让学院派受到触动。
柳川书画院的社员白天工作，晚上画画写字追求艺术，他们多师从于地方学者画家，并未经过学院式的训练。也许正是这种如野草一般从乡土里生长而出的自由，让他们的作品在久经压抑的学院中，犹如一阵生气盎然的春风。这种笔墨中单纯真挚、大胆逾矩的“野性”，正是他们直抒于胸的至情。
2001年，学会创办了《柳川书画学报》，陆续刊登学会中的学术文章与书画新作；2012年，柳川书画院作品在浙江美术馆展出；2011年，于上海陆俨少艺术馆展出；2016年，柳川书画院亮相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赵乐强先生说：“一个地方的文化成就，有得山水之助，亦有赖于文化传承和文化生态的沉淀。而一村一镇之体量晋京做书画展，却非得让人刮目相看不可。”
郑儒儒：为什么想把乡镇的社团会想要把展览做到北京去？
胡万良：20几年前，老一辈的书画人都想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展示作品，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也想把作品展出到北京，让专业的眼光来检验我们的努力，去北京展出也是圆了大家的心愿。
施正先生在《雁云堂文存》中写道：“诗书画发展到近现代，画坛出现了守旧派的泥古不化与崇洋派的盲目西化这两个弊端，中国画如何发挥固有之特长，如何继承与扬弃……中国画面临着传统艺术的孵化与创新意念深层化的双重考验。”
如果说，张怀江先生的木刻艺术沿袭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指引，走上了一条将艺术作为武器去唤醒国民觉醒的道路。那么，柳川书画院所承袭的正是五四运动以来，尚未走完的“中国画改良”之路。这场发生在柳川平原上的“文艺复兴”，承接书学画学传统，认真对待民族艺术的继承与扬弃问题，在消费时代来袭之际，向社会输出了“由富到贵”的价值主张。
一路走来，柳川书画院如今已成立近40年，累计70余名成员，举办50余场展览，为社会提供300余次社会服务，累计出版画册50余本，专著20余本......这一切都离不开政府的关怀。
柳市镇市委市政府林巍：柳川书画院的社员们，他们用笔墨探索柳市人的精神世界。柳市素来以工业强镇闻名，但也是“全国文明镇”、“浙江省文化强镇”，他们40年来的努力令柳市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相映生辉。
郑儒儒：从今天回望80年代张怀江先生对柳川书画院提出“春风催绿”的期望，您有什么感受？
胡万良：我们没有辜负林曦民、张怀江、金家骥、戴学正等诸位先生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