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保护自己，坚持到疫情结束，这样每一个医务人员的辛苦也不会是“白辛苦”。
口述 | 张依爵
记者 | 黄 祺
前几天一位朋友咨询我问题，问我忙不忙？他自问自答说：“疫情和你没什么关系。”
我说，“我在闭环管理。”想暗示Ta其实我很忙。但是我失败了。
Ta回：“你是感染了还是密接了？”
我是仁济医院南院麻醉科医生，我们医院是上海几家新冠患者救治的定点医院之一，在我们这里治疗的都是有其他基础疾病的感染者，或者有特殊医疗需求的感染者，比如阳性的孕产妇。
4月7日医院开始收治新冠感染者，挑战无处不在。大家在武汉疫情中也看到过报道，像气管插管这样高风险的操作，很多是我们麻醉医生做的。如果遇到手术，三级防护下的麻醉操作对医生来说也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这些天在团队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我们这里顺利诞生了一位宝宝，开展了一台外科手术，还有很多患者在及时的救治后转危为安。
麻醉医生张依爵，“艺名”小黑
2003年“非典”那年，我抱着“抄底”的心态报考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受到日剧《回首又见他》的影响。19年后因为当初的选择，我站在了抗疫第一线。
18岁也许少不更事，但现在我觉得麻醉医生这个职业很适合我；我自己开了个公众号，过去我也喜欢吐槽，但现在我希望能传递更多积极的信息。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都在为走出疫情而努力。
定点医院里的第一个宝宝哭声真不一样
疫情中大家都非常关心产妇的安全。我们仁济南院收治了一位其他院区转来的新冠感染产妇，她自己有发热症状，胎儿有窘迫征象。我们麻醉科杨立群主任即刻与舱内医生进行线上会议，准备好特殊情况下的围产期麻醉方案。
她的情况是需要做剖宫产手术的，这种手术的麻醉大家通俗称为“半身麻醉”，其实是从患者腰椎这里给药，专业上叫硬膜外麻醉或者蛛网膜下隙的阻滞。舱内的麻醉医生一边安抚产妇焦虑的情绪，一边利用多种途径对产妇的腰椎间隙进行定位和确认。
4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手术开始。
因为产妇是新冠感染者，我们医生都按照二级防护的标准穿上防护服。但是三层橡胶手套，对于麻醉医生来说是操作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因为硬膜外穿刺除了按照标准操作，很大部分还要依靠医生手上的“手感”，戴三层手套后手的敏感程度肯定是大大下降了。
这时候需要平常的经验和比较好的心态。进手术室前，说实话有点小紧张的，虽然我这个80后医生平时一天十多台手术，对技术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我还是把整个过程在脑子里过了几遍。
很高兴，产妇的硬膜外穿刺挺顺利的，麻醉进行得很平稳。中午12点多，一个健康的宝宝诞生了。
“12点28分！妹妹！”手术室里王震虹副主任的报时和宝宝的哭声一起响起，这是仁济南院区作为定点诊治医院后迎接的首个新生命。
平常我们麻醉医生每个月要看到好多个宝宝，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做麻醉还是第一次，听到宝宝哭声感受也的确不一样。
4月24日下午，我们医院完成了转为定点医院后的首例外科手术，病人是一位新冠阳性的腹膜炎患者，给他做了腹腔镜阑尾切除术。这位病人本来在方舱医院，因为发烧和剧烈的腹痛被转到仁济南院，他过去就有阑尾炎病史。
送到医院时情况还是挺危险的，有感染性休克、血压下降、心率达到142次/分钟，必须尽快手术。
主刀的是仁济医院副院长、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争，普外科医生刘德军协助。麻醉科王震虹、我和王筱婧负责手术麻醉，宋俊静和陆瑜佳两位手术护士负责手术协助。手术用了30分钟，现在病人身体恢复情况很好，第二天就开始进食了。
麻醉医生也在抢救病人的第一梯队
大家在新闻里也看到了，如果一个新冠病毒感染者本身有其他比较严重的基础疾病，那么转成重症的风险就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为了保障这部分感染者的安全，上海先后开设了不少定点医院，像我们仁济南院，就收治患有肿瘤、肿瘤术后、脑梗、心脏疾病等等的感染者。
如果病人病情突然加重，我们麻醉医生就是抢救团队里的一员。
对于一些急需氧疗的危重症病人而言，气管插管呼吸机支持治疗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是他们最重要的“生命线”。通常气管插管这个操作就是由麻醉医生来完成的，但插管这个操作本身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很大。
因为麻醉科医生进行插管操作的时候，需要非常近距离地贴近病人的面部，通过喉镜打开口腔，寻找声门，将气管导管送入气道，专业上这叫“与病人呼吸道分泌物直接接触的高风险职业暴露”。在这样高危的环境中，需要穿戴着三级防护进行所有的操作。所谓的“三级防护”比平常大家看到的大白还要多一层，加了头罩，背一个换气的设备，有了换气设备倒是没有那么闷热了。
新冠病房中的气管插管操作
两周来，我们麻醉团队已经为多位高危的患者进行了呼吸支持的操作，都比较顺利。
仁济医院南院闭环麻醉团队
其实每次传染病疫情，麻醉医生都常常在风险最高的岗位上，“非典”中第一个牺牲的就是麻醉医生，被感染比例最高的也是麻醉医生。
疫情日记
我自己有一个公众号，平常写点自己想写的，吐槽也有。说实话年轻时候吐槽比较多，有了孩子以后，好多了。
有一天从病房出来，我写了一个场景：
脱完防护服后，已经傍晚六点半了，我去医院的东门拿晚饭。如果我这个时候有手机的话，我肯定会拍下这一副景象。
医院的东门已经锁上了，一个医务人员孤单地坐在绿化带的水泥石阶上吃饭。这对于她们来说很常见，为了避免在吃饭时候的交叉感染，他们常常会这样席地而坐。
如果是阳光明媚的中午，这可能会被居家的人们调侃是野餐的氛围，但是在太阳落山之后，这个场景让人感觉很悲凉。
她的对面是一条流浪狗，坐得笔直，期望着人能给它一点食物。
看得出，她也是刚刚出舱的，应该也是非常的饿。按照这个时点来推算的话，她一定没有吃上午饭，因为往前倒推的6个小时，还没有到饭点，而为了避免因为上厕所防护服穿脱，她至多也就是吃了一点点的早饭。
她从自己的饭盒里掏出了一点饭放在手里，狗心领神会地把她手里的饭都吃了，它实在太饿了。吃完了之后，狗没有走，还是端坐着。她自己吃了几口，然后又拿出了一点饭给它吃。
就这样，她和它一起吃完了一整盒饭。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当时的感受，或许是我放大这种感受。在这个你熟悉的地方，呼吸的空气，你的身份，面对的人，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仅仅是几天之前，完全是不同的样子。
从加入抗疫第一线到现在，已经有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回家了，不是住在医院就是住在酒店，其实有很多人离开家里的时间比我更长。
我很感谢家人对于我的理解。虽然有人会说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很辛苦，但是作为医务人员的家属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比如我的父母总是会很担心我的情况，除了叮嘱之外，总是把“他们会自己照顾好自己，不给我添麻烦”挂在嘴边。
太太居家办公，每天除了在一堆表格中挣扎，还要抢菜、烧饭、照顾一条狗，还有一个淘气的女儿。每一件事情分开来看，似乎都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在目前“丧偶式”的生活中，就不太容易了。
张医生和女儿
女儿其实还蛮快乐的，一个是不用上学，一个是爸爸不在家——这为她的快乐带来了很多的空间。我在临走前一直叮嘱她要好好保护自己：“爸爸这么辛苦去救人，为的是好好保护大家，如果你不注意保护自己，那爸爸就白辛苦了。”
女儿说：“白辛苦，不辛苦。”
也有很多默默关心着我的朋友们，这里也一并感谢了。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保护自己，坚持到疫情结束，这样每一个医务人员的辛苦也不会是“白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