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玉峰
去过省城济南的人，是一定要去大明湖的。顺着湖的北岸一直往东走，便来到了历下亭，就在历下古亭岛的南侧大门两旁书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门上悬匾额由乾隆皇帝御书“历下古亭”几个金色大字，显得格外耀眼。这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这是代表一座城市的人文积淀。如今屈指细数当代山东诗歌大家，朱多锦先生无疑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我活着，我写诗。我死了，我的诗还活着！”这句话时常萦绕在耳，提醒我要做怎样的一个人，要写什么样的作品。说这话的人是个普通的人，又是个特殊的人。他就是朱多锦先生。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已经很少有仰望星空的人，朱先生应该算一位。他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多彩的一生，一如其名。他的很多作品将在更远的岁月释放出光辉，正如省社科院杨政先生评价的那样：“他可能在今天还比较寂寞，但是在他的身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评价他，研究他，尊敬他，认可他。”
也有诗评家说朱多锦先生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诗人，此话虽有待商榷，但并不见得有什么不好，“作家应该背对文坛面向读者” ，一个真正的诗人未尝不是如此。朱先生曾经说过“写作是一种命运，不是分工”，他把写作看成他来世间的一种宿命，崇尚的一直是自在的写作。2005年，朱先生诗歌研讨会吸引省内外上百位诗人、诗评家的参与，一本专门介绍研讨会盛况的专著《泉林晤语》，在当下很有诗学影响。“文章憎命达”，富贵者写不出好作品，安于清贫，“迎风临川，破衫如帜”的朱先生，文学上的成就将是奉送给他的最丰厚回报。
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从事写作几年来，有了一定的心得和收获，尚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创作特色和理论，虽有点滴感悟，也难以成文，甚为惭愧。提到写诗，对于我来说，更是完全取决于内心情感的生发和顿悟，总觉得没有什么套路和技巧可言。近几年来，听过两次关于诗歌创作的讲座，一次是2012年冬季，山东文学杂志社主编李掖平教授应《济南的冬天暨第四届精短文学创作座谈会》的邀请所做的演讲，主要讲的是诗人的悲悯情怀和诗歌关注的社会群体以及诗人的社会责任等等，听了半天，深感理论深奥，不知所云。第二次在2013年冬天，山东文学诗歌版编辑、著名诗人朱多锦老师来临沂“山东省青年作家创作研讨班”搞了一场诗歌创作培训，他当时讲得是关于诗歌的魅力以及诗歌张力场的营造。他老人家洋洋洒洒讲了两个多小时，我懵懵懂懂似若有所悟。特别是朱老讲到诗歌创作并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玄学理论，也不是像有些人所宣扬的诗歌是文学艺术的标杆，只要作者发自内心，写出自己的特色，体现诗人的骨气，就一定会有所成就。在这一点上我深受启发和教益。随后他批评了诗歌的媚俗现象，对于官员的轱辘体、绵羊体、啊啊体等十分反感。他认为做官的做好本职工作，比什么都强，并非硬要写诗出书来凌辱斯文；当然有能力写出优美诗歌的官员也是难能可贵的。他提到家乡的一父母官，打听到朱老在全国著名文学杂志《山东文学》供职后，派人联系，请朱老一定要关注他的诗歌，并希望他的诗歌作品能在山东文学发表，并说赞助之类甚至朱老在家乡的事都好说。作为一个诗人谁都有写诗的自由，但是在山东文学发表作品，必须要过朱老这一关。事实是家乡的父母官没有一个字在山东文学发表，而那个自以为是的领导没能够折服诗人的傲骨，却在几年以后也从政界消失了。
诗人的傲骨是什么？中国古代有不少维护人格保持气节的故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为了生存，陶渊明最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便辞职回家了。后来，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
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一代文风并流传百世的诗文。在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朱老身上，起初我很不以为意。仔细想来，这里面有很深奥的道理。朱老应该关注家乡，家乡关注朱老这是理所当然的；能写出诗歌的家乡领导肯定有一定的水平，有求于朱老也是应当；作为其他人找门路巴结领导还怕找不到，更何况是领导主动上门？朱老的态度很坚决，那就是文学的尺度，那就是作为一个编辑的责任。文学是过硬的作品，特别是在全国独树一帜的刊物《山东文学》更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在晚间吃饭的时候，碰巧我有幸和朱老一起用餐。同桌的还有青作协的副主席车风银老师等人。车风银老师和朱老接触的较多，他很详细的向同桌就餐的文友介绍了朱老的成就以及人格魅力。近距离看朱老，给人的印象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瘦小的老头。如果在别处相遇，谁能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著名编辑呢？朱老和蔼可亲，大家边吃边聊，很是愉快，朱老的人格魅力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从内心出发，就是当客观存在出现在主观意识当中，形成理性或感性的思维，这种思维一旦跟我们内心的事物或知觉碰撞并产生反应，就会催化出某种情感。诗歌就是将这种情感由内向外呈现出来的一个载体。即使叙事诗、哲理诗，也不能丢掉“情感”二字。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等。无论何种情愫，至少要让读者触摸到。朱老的诗歌就是这样，能迅速给人启迪，引人入胜。朱老认为一首诗的产生，离不开灵感，灵感是远隔知觉，是一个人内心或灵魂忽然顿现的某种独有的认知，敏感的人将其捕捉，迟钝的人放任自流。灵感，或是神祇的暗示，诗人必须具有敏感的神经，才能获取。所以，灵感具有个人性，是与众不同的。真正写诗的人，其任务不是发明词语、制造语言，你完全可以借用祖宗造好的词句，把你独特的灵感呈现出来，就达到效果了。至于你以何种方法呈现，完全取决于你的文化积淀和悟性。但是，这并不是主要因素。比如他的诗《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人好像不算什么
全身的磷只可做220根火柴
全身的脂肪只可做六块肥皂
全身的石灰质只可消毒一个鸡笼
全身的硫磺
只可杀死一条狗身上的跳蚤
全身的铁只可打一颗钉子
另外 还有盐一把 糖水一杯
还有一点儿氮气
如果把它做成火药
可以放一小炮
统统算起 市值不过一块美金
——这是一位化学家说的
他说得不错 可他知否
只有人才想到“人算什么”
只有人才想到“人好像不算什么”
可做220根火柴的磷能想么
可做六块肥皂的脂肪能想么
可杀死一条狗身上的
跳蚤的那撮硫磺能想么
可打一颗钉子的那块铁能想么
那盐一把 糖水一杯能想么
人算什么
可上帝竟认识他
人算什么
可上帝竟顾念他
人算什么
那是磷-脂肪-石灰质-硫磺-铁
还有盐一把 糖水一杯
还有那点儿氮气
经过了上帝的手……
可上帝又是谁
……
人算什么
人就是能想“人算什么”
“上帝是谁”的一种什么
人因为能想“人好像不算什么”
结果可真就是什么了
作者说这篇（首）现代叙事诗，从2007年9月就开始写，直到2010年年末才结稿。 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想做的是改变传统叙事诗的写法，从而能推出现代叙事诗创作的一种新的路子。灵感对于一首诗的作用无疑是绝对的。假如诗歌缺少新意，缺少属于个人的闪光点，将是多么遗憾的事儿！
朱多锦先生是山东齐河人，1945年出生。1969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起先后在禹城八中、二中、一中、齐河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1993年到山东省作协创联部工作，后任《山东文学》诗歌栏目主持、编辑室主任。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我们笑在最后》，诗作诗论选《沉思岁月》，文论选《发现与批判》，编辑出版《中国现代诗坛》等诗集五部、“山东当代作家文库”十辑及“山东文学文丛”十辑。代表作有长篇叙事诗《父亲的高粱》、长诗《妻意》、《我是黄河的儿子》及《城市走狗》等现代城市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和《鲁迅“反思意识”批判》等重要文论，在诗歌界、评论界引起很大反响。2013年1月30日下午2点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8岁。他是全国著名诗人、学者、诗歌评论家，《华夏文坛》社长兼总编、曾长期主持《山东文学》诗歌专栏。
朱老离开这个世界快十年了，如今再回味朱老的创作心得，是多么的诚恳和朴实。而他所作的演讲又是多么的诚实和真切。有谁能够这样诲人不倦？有谁能够这样慈心育人？我与诗歌结缘，由来已久，但是真正让一颗尘封经年的诗心苏醒，缘于我对朱先生的理解，对朱先生的怀念和对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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