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裕生路上》
2017年初夏的一天上午，我正为一些琐事忙着，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要来拜访我。打电话的是我敬仰的人称“鼎新公”的黄鼎新先生。鼎新公年近古稀，为人忠厚且写得一手好字，在崇明东部文人墨客中享有很高威望。他有位知心的初中同学倪思礼，是裕生企业发展公司的老板，见他孤寡一人便让他在公司挂了个办公室副主任的闲职，吃住在公司。二十年来，任凭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从不顾问却每月工资奖金照发。鼎新公敬畏文化、尊重文化人并乐于帮人，当得知我主编的《鳌山文学》杂志资金短缺后，主动与倪总沟通解决了常年杂志印刷费。这一年夏秋里，我应邀参与崇明东部地区组建“乡愁诗苑”，并聘为格律诗教师。鼎新公兴致勃勃地来听我的课，或许他课堂上受了我的宣传鼓动，他决心要学习格律诗词。仅管他文学基础差，那学习的韧劲真有点叫人不敢相信，我们相隔百里之遥，他又不会弄微信，写了诗用电话一字一句告诉我，隔三差五也不管在什么时间，清早、深夜都会来电急求修改，而他所写的诗常是牛头不对马嘴，劝他推倒重来又不愿意，建议他这样那样写，他又说这不是他的诗了，直叫人哭笑不得啼笑皆非。有一次我终于按捺不住说：“鼎新公啊，你的狗屁诗我真无从着手修改呀！”他却出人意料地乐着说：“我终于得到老师的认可了，承认我写的是诗了，只是诗的质量尚在狗屁级层面上而已！”我无言可说，只得按着肚皮忍笑与之对话修改。
对着他突如其来的“拜访”，我料定是拿了一大卷诗稿来要我修改的，于是我说：“等你闲着点，过几天再来也无妨。”我没等他回答便关了手机，自知颇有点失礼，我想他会猜出几分逐客意。
然而，他还是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也是倪总的同学好友徐盛昌先生。
鼎新公中等偏矮的个子，藏青色的工作服明显宽大，这是他一年四季都不变的行头，只是在冬季加件小棉袄进去罢了，黑色的长裤有点短，布鞋纱袜一目了然。还未进墙门就从一个似蛇皮袋改做的挎包中拿出本子、小软笔、装在小瓶里的墨汁，然后一面用他半露的大眼睛不停地转溜起来，一面用软笔蘸了墨汁在本子上写着写着。这种诡异的行为让人不可思议。有一次我带他去拜访一位老总，弄得人家不得不拉我到外面，问我带来的是何方大师？
其实我很清楚，这是他的一种莫名的习惯，我在他的书房里看到过他日积月累视为珍宝的记录本，整齐地堆成一人之高。
在薄酒淡茶的欢谈中，他向我吐露心迹说，他商海不利，樯倾楫摧之后，是倪总为他收拾了残局，接下来又养他至今，想在暮年残月为倪总办成几件事作为回报，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倪总写本回忆录。他又说，策划和实施这本回忆录已好几年了，有诸多本地和上海作家闻讯后竞相联系，其中一位本地作家阿仲（化名）获得同意，历经三年采访整理，洋洋数十万字初稿出来之后没有通过，主要是失实地把倪总神化了，并且不可饶恕的是固执已见不肯修改。
“回忆录么，不是小说可以虚构，可塑造英雄豪杰，也有别于传记文学，回忆录是纪实，它成功的首要元素是真实。”这位自称为老农民的徐盛昌先生一开口，便使我刮目相看，他朴实的农民形象与出言吐语有着极大的反差，我便知道此人读书不少。
“那几十万字写出来，可不是一点儿心血！”我表示了对文稿的惋惜与对阿仲的同情。
“我也弄不清，难道你们写文章的人都这样自负吗？这本来是一个商业运作，试想一个建筑队造出来的房子与客户订的要求浑然不同能交付吗？这个阿仲也不知哪根筋别牢了。”看得出鼎新公也很伤感。
“那怎么办？听说订过合同的。”
“订过承包合同，要求字数在20万左右，总费用不超过45万元，被我们否认之后，势必形成了纠纷。但也没有办法，一部失实的回忆录拿出去岂不是贻笑大方，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
“今天我同老徐来找你，就是为重写回忆录《裕生路上》之事，虽然第一稿失败了，但为倪总写本回忆录之事一定要办成。我们急着另选作者，在我们的视野里一致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我？”
“对，就是你，倪总也很认可你，他知道你的文笔和为人。”
“恐怕难以胜任，使你们失望倒事小，延误了回忆录大家如何面对。”我对他们说，之前，曾有本农场一位离休干部刁柳青（化名）请我写回忆录，因为我同他相当熟悉，认为此人品性不佳，所以一直没有答应。后来，被他磨蹭了两年后才答应为他写本10万字的回忆录。刁说，书成之后给我2万元稿费。在他看来，2万元足以摆平了，从他神色看，还似乎很客气了。可我答应他时压根儿没想过稿费，我是帮助他了却心愿的一种情义，不意他却看成了交易。这是个什么买卖，文化就这么不值钱吗？数十年磨砺积累下来的写作技艺，难道不需要成本吗？但我还是压制了愤怨，平静而干脆地说我不要稿费。此时，刁柳青表现出很大方，他说那好吗，一万元总要给的，你还得花费打字什么的费用。回忆录出版后，他到我家来付了二千元，我说你不是说一万元么？他脸色一沉说你的劳动效益这么高吗！说完别转身就走。
“对写作的尊重，对文化的敬畏，不同层次的思想修养、道德观念所表现出来的人品、人格是完全不同的。”鼎新公插嘴说，“我们的倪总可不是这样的赖皮虫。”我立刻意识到我失言，使两位来客误认为我在向他们影射论价了。
果然不出所料，鼎新公紧接着说：“我们同倪总沟通过，同之前与阿仲所订的合同一样，也就是说大概20万字总费用不突破45万，也就是说约莫二块钱一个字。”
“这是个丰厚的稿酬，也是一根难啃的骨头”我觉得像被灌了鸡汤似的，竟然闪烁出半推半就之意。
“请施老师放心，我们会提供很多材料，过几天等倪总稍有空，我们会派车接你去与倪总直接碰头。”
……
就这样，他们带着我没有确定词令的含糊其辞的满意，高兴地钻进了来接他们回去的轿车。
大概十来天后，我被接到了裕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乘电梯上了三楼，经过长廊进了倪总堂皇而兼儒雅气息的办公室，这里我并不陌生，之前我曾多次在这里接受过倪总对《鳌山文学》的资助。坐定之后，鼎新公交给我厚厚一叠的资料，有采访来的，有各个时期倪总朋友、同学、同事、亲人的回忆手稿，杂七杂八林林总总，还说会不断的提供。
倪总一面为我加茶水，一面说：“施老师辛苦你了，黄鼎新从你那里回来后已对我说清楚了。我们可以订个合同。”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君子约定口说为凭，诚信是最有效的约定。”我对着一脸慈祥的倪总用淡定的姿态说。
“那我先付点预付款也可以。”
“也用不着，待回忆录基本成形通过之后再说不迟。”实际上这时我已穷得叮当响，这年夏天因误入投资理财圈套被骗数十万元，正是债务绕身之际。我若拿了他的钱，一旦写作失败，而钱已在债务中失去，岂不是又新作了一个债台。何况，我虽然很自信，但看得出倪总身边两个忠诚的高参不但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而且又是非常挑剔要求完美的人物。
回家后我一直在想，能啃下来吗？我怕沦为阿仲第二却又欲罢不能。
鼎新公从邮局、快递不断寄来资料，有的长到万多字，有的只有几百字，累计近百份。天呐，我好像一个泥瓦匠面对一片狼藉混杂的钢筋、水泥、砖瓦、石子、黄砂、油漆要从中整理出有用的材料，去造就一座别墅那样而不寒而栗。然而，面对丰厚稿酬的诱惑、几十年来对文字、文学的积累绝不能荒废于一旦的写作自强与自信、倪总与朋友的殷切期盼、我选择了挑战。
那时我还在上海华夏艺术专修学院上班，只得每天晚饭之后，独自关在书房里，戴着老光眼镜，左手挟着不灭的香烟，右手拿着水笔一页一页地阅读记录，按年代时间整理分排。不知更深夜冷，忘却病痛在身，老婆常会在一觉醒来见我床上空着，打电话骂我：“真是人为财死。”催我上楼睡觉。对我不寻常的两难与追求老婆是不可能理解的，但她的疼爱却实是不忘的初心。
冬去春来，我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框架构思并列出提纲，在完成了第一章的创作后，我马上寄给鼎新公，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在接到我第一章的第二天，鼎新公与徐盛昌先生赶到了我家。
“施老师辛苦了，昨天我与徐盛昌一起看了《裕生路上》第一章后，感到你的写作水平是毋庸置疑的，过去我们拜读过无论在你主编的《鳌山文学》上，还是其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散文等都是很欣赏。作为朋友，我更欣赏你的为人，就诗歌文章而言，常妙笔生花而又不耻下问，谦虚低调善解人意造就了你的人格魅力。所以今天我们敢对你说，第一章我们否认了。”鼎新公先给我戴上高帽子，紧接着一刀下来直接否认我的《裕生路上》第一章，一时使我转不过气来，但我立马意识到他说这番话是怕遇上第二个阿仲。
“你用的是第三人称，而且偏多运用了意识流手法，这样易将回忆录偏向传记文学的范畴。”鼎新公说着喉管好像塞牢似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出来，他把目光转向徐盛昌先生。
“实际上我们要的比你想象的简单，我们不认同创作，只要纪实，只要改为第一人称，用白描手法，把事件客观地记叙下来就行了。”徐盛昌的话透露出了他很内行。
“对呀，倪思礼不是神仙不是英雄，倪思礼就是倪思礼，所不同寻常的是他能通过努力办成了他所想办的事，这些事像一串串葡萄晶莹剔透，除了绿叶之外还有一根壮实的藤把它连接起来，这根藤就是倪思礼的行为思想脉络，它从哪里来？吸取了什么营养？交代清楚了，就顺理成章，使读者心服口服，整个回忆录就成功了。”想不到不是作家也没见他写过什么文章的鼎新公竟然能谈得这么高深。
“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心底里佩服。
在我同意推倒重写之后，他们表示很高兴。
我从头开始换成第一人称重写，一边写一边送他俩过目征求意见。想不到的是当写完第五章时，得知鼎新公检查出喉癌晚期。在上海手术出院后我到他陈家镇老家看他，他很乐观，他说生死在天，他唯一关心的是回忆录《裕生路上》的进展。他要求我两个月内完稿。面对他的身体状况，我只得说一定完成来安抚他。讵料，不久噩耗传来，鼎新公撒手人寰。
在丧友之痛的笼罩下，心绪难以平静，处在自安排遣中，很长一段时间后，突然接到我写作的启蒙老师，一位大作家发来的信息，要我为他急着要出版的四十三万字的回忆录进行校修，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对于恩师的诚邀我别无选择，遵命。
我又一次走进了倪总办公室，我把情况说明后，倪总直率地说：“黄鼎新虽然走了，大家没想到，但回忆录《裕生路上》还得继续下去，你先把你老师的托付完成后，定下心来再写无妨。”
“那恐怕要隔一至二年”
“时间推迟点没问题。过去我全托黄鼎新，现在我全托你和徐盛昌了，我不管，也没时间管。你年纪大了，要到什么地方办事，逢着我不便派车就要出租车，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全报销。另外，你也不要客气了，我知道写作需要丰厚的积累作为成本，又是个非常沉重艰苦的劳动，从现在起我分期给你打稿酬，到书印好了按我们既定的方式结帐。”这样通达明理高姿态敬畏文人的老板真是不可多得。
我很快调正心情，一头扎进了恩师的回忆录的校修中，直到2020年8月恩师的回忆录出版后，我才松了口气。
我需要休整一下，因为我知道累了。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鼎新公所说的那根连着葡萄的藤，它承载了什么思想。如果说这根藤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化身，那肯定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有牵强、敷衍、苍白之嫌，因为倪总小的时候，还没有大量接触到“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宣传教育。为之，我寻找了他启蒙老师与其家长的接触资料，发现私塾老师曾用中华民族传统的古仁人励志名言，《增广贤文》中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来鼓励培养他幼小的心灵。而对这句话的慢慢理解和潜入心胸，正是为倪总踏上社会后，践行为人民服务思想打下了牢固的本质基础。有了强大的内心，又凭着他拼命三郎的精神，结出一连串的丰硕成果就理所当然了。
思想脉络理清楚之后，我调整身心，饱含激情奋笔疾书挑灯夜战，还是写好几章就送倪总老徐听起意见。全稿完成清样出来之后，倪总亲自审读并提出了几处修改和调整意见。
2021年6月18日最后一稿在十个月之后，以15.5万字告成，倪总马上拨款让请专业排版，联系上海文艺出版社购买了书号，并最终审定和办妥出版的一切手续，2022年2月在崇明裕安印刷厂第一版印刷成功。
2022年3月9日徐盛昌先生来电，说是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他与倪总的朋友看了回忆录《裕生路上》后大加赞赏，描述真实如见其人，文字简洁没有废话。文友们则以文学的角度评述，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为人民服务”殊途同归的处理深表点赞。
2022年3月14日我到了倪总办公室，聊了一会之后我说是否可以结账了？倪总说应该结账了。
“我没有达到预计的20万字，因为我坚持了惜墨如金的写作态度，另外我觉得2块钱一个字太贵了，你可以砍了点。”我一本正经，大有“军中无戏言”的严肃说。
“写作在价格上没有标准的，你愿写我肯要，这就是价格。约定的我认可的就不会少你一分钱，何况，写得很好，你的劳动应该得到尊重，我的为人也同样不应怀疑。”
倪总说着拿起手机通知财务过来，立马与我办妥了结账事宜。
心语编委会
主 编：陆安心
副主编：施炳刚
编 辑：沈雯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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