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裕生路上》
2017年初夏的一天上午，我正為一些瑣事忙着，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要來拜訪我。打電話的是我敬仰的人稱“鼎新公”的黃鼎新先生。鼎新公年近古稀，為人忠厚且寫得一手好字，在崇明東部文人墨客中享有很高威望。他有位知心的國中同學倪思禮，是裕生企業發展公司的老闆，見他孤寡一人便讓他在公司挂了個辦公室副主任的閑職，吃住在公司。二十年來，任憑他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從不顧問卻每月工資獎金照發。鼎新公敬畏文化、尊重文化人并樂于幫人，當得知我主編的《鳌山文學》雜志資金短缺後，主動與倪總溝通解決了常年雜志印刷費。這一年夏秋裡，我應邀參與崇明東部地區組建“鄉愁詩苑”，并聘為格律詩教師。鼎新公興緻勃勃地來聽我的課，或許他課堂上受了我的宣傳鼓動，他決心要學習格律詩詞。僅管他文學基礎差，那學習的韌勁真有點叫人不敢相信，我們相隔百裡之遙，他又不會弄微信，寫了詩用電話一字一句告訴我，隔三差五也不管在什麼時間，清早、深夜都會來電急求修改，而他所寫的詩常是牛頭不對馬嘴，勸他推倒重來又不願意，建議他這樣那樣寫，他又說這不是他的詩了，直叫人哭笑不得啼笑皆非。有一次我終于按捺不住說：“鼎新公啊，你的狗屁詩我真無從着手修改呀！”他卻出人意料地樂着說：“我終于得到老師的認可了，承認我寫的是詩了，隻是詩的品質尚在狗屁級層面上而已！”我無言可說，隻得按着肚皮忍笑與之對話修改。
對着他突如其來的“拜訪”，我料定是拿了一大卷詩稿來要我修改的，于是我說：“等你閑着點，過幾天再來也無妨。”我沒等他回答便關了手機，自知頗有點失禮，我想他會猜出幾分逐客意。
然而，他還是來了。同來的還有一個也是倪總的同學好友徐盛昌先生。
鼎新公中等偏矮的個子，藏青色的工作服明顯寬大，這是他一年四季都不變的行頭，隻是在冬季加件小棉襖進去罷了，黑色的長褲有點短，布鞋紗襪一目了然。還未進牆門就從一個似蛇皮袋改做的挎包中拿出本子、小軟筆、裝在小瓶裡的墨汁，然後一面用他半露的大眼睛不停地轉溜起來，一面用軟筆蘸了墨汁在本子上寫着寫着。這種詭異的行為讓人不可思議。有一次我帶他去拜訪一位老總，弄得人家不得不拉我到外面，問我帶來的是何方大師？
其實我很清楚，這是他的一種莫名的習慣，我在他的書房裡看到過他日積月累視為珍寶的記錄本，整齊地堆成一人之高。
在薄酒淡茶的歡談中，他向我吐露心迹說，他商海不利，樯傾楫摧之後，是倪總為他收拾了殘局，接下來又養他至今，想在暮年殘月為倪總辦成幾件事作為回報，其中最重要的是為倪總寫本回憶錄。他又說，策劃和實施這本回憶錄已好幾年了，有諸多本地和上海作家聞訊後競相聯系，其中一位本地作家阿仲（化名）獲得同意，曆經三年采訪整理，洋洋數十萬字初稿出來之後沒有通過，主要是失實地把倪總神化了，并且不可饒恕的是固執已見不肯修改。
“回憶錄麼，不是小說可以虛構，可塑造英雄豪傑，也有别于傳記文學，回憶錄是紀實，它成功的首要元素是真實。”這位自稱為老農民的徐盛昌先生一開口，便使我刮目相看，他樸實的農民形象與出言吐語有着極大的反差，我便知道此人讀書不少。
“那幾十萬字寫出來，可不是一點兒心血！”我表示了對文稿的惋惜與對阿仲的同情。
“我也弄不清，難道你們寫文章的人都這樣自負嗎？這本來是一個商業運作，試想一個建築隊造出來的房子與客戶訂的要求渾然不同能傳遞嗎？這個阿仲也不知哪根筋别牢了。”看得出鼎新公也很傷感。
“那怎麼辦？聽說訂過合同的。”
“訂過承包合同，要求字數在20萬左右，總費用不超過45萬元，被我們否認之後，勢必形成了糾紛。但也沒有辦法，一部失實的回憶錄拿出去豈不是贻笑大方，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
“今天我同老徐來找你，就是為重寫回憶錄《裕生路上》之事，雖然第一稿失敗了，但為倪總寫本回憶錄之事一定要辦成。我們急着另選作者，在我們的視野裡一緻認為你是最佳人選。”
“我？”
“對，就是你，倪總也很認可你，他知道你的文筆和為人。”
“恐怕難以勝任，使你們失望倒事小，延誤了回憶錄大家如何面對。”我對他們說，之前，曾有本農場一位離休幹部刁柳青（化名）請我寫回憶錄，因為我同他相當熟悉，認為此人品性不佳，是以一直沒有答應。後來，被他磨蹭了兩年後才答應為他寫本10萬字的回憶錄。刁說，書成之後給我2萬元稿費。在他看來，2萬元足以擺平了，從他神色看，還似乎很客氣了。可我答應他時壓根兒沒想過稿費，我是幫助他了卻心願的一種情義，不意他卻看成了交易。這是個什麼買賣，文化就這麼不值錢嗎？數十年磨砺積累下來的寫作技藝，難道不需要成本嗎？但我還是壓制了憤怨，平靜而幹脆地說我不要稿費。此時，刁柳青表現出很大方，他說那好嗎，一萬元總要給的，你還得花費打字什麼的費用。回憶錄出版後，他到我家來付了二千元，我說你不是說一萬元麼？他臉色一沉說你的勞動效益這麼高嗎！說完别轉身就走。
“對寫作的尊重，對文化的敬畏，不同層次的思想修養、道德觀念所表現出來的人品、人格是完全不同的。”鼎新公插嘴說，“我們的倪總可不是這樣的賴皮蟲。”我立刻意識到我失言，使兩位來客誤認為我在向他們影射論價了。
果然不出所料，鼎新公緊接着說：“我們同倪總溝通過，同之前與阿仲所訂的合同一樣，也就是說大概20萬字總費用不突破45萬，也就是說約莫二塊錢一個字。”
“這是個豐厚的稿酬，也是一根難啃的骨頭”我覺得像被灌了雞湯似的，竟然閃爍出半推半就之意。
“請施老師放心，我們會提供很多材料，過幾天等倪總稍有空，我們會派車接你去與倪總直接碰頭。”
……
就這樣，他們帶着我沒有确定詞令的含糊其辭的滿意，高興地鑽進了來接他們回去的轎車。
大概十來天後，我被接到了裕生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乘電梯上了三樓，經過長廊進了倪總堂皇而兼儒雅氣息的辦公室，這裡我并不陌生，之前我曾多次在這裡接受過倪總對《鳌山文學》的資助。坐定之後，鼎新公交給我厚厚一疊的資料，有采訪來的，有各個時期倪總朋友、同學、同僚、親人的回憶手稿，雜七雜八林林總總，還說會不斷的提供。
倪總一面為我加茶水，一面說：“施老師辛苦你了，黃鼎新從你那裡回來後已對我說清楚了。我們可以訂個合同。”
“我看沒有必要，我們君子約定口說為憑，誠信是最有效的約定。”我對着一臉慈祥的倪總用淡定的姿态說。
“那我先付點預付款也可以。”
“也用不着，待回憶錄基本成形通過之後再說不遲。”實際上這時我已窮得叮當響，這年夏天因誤入投資理财圈套被騙數十萬元，正是債務繞身之際。我若拿了他的錢，一旦寫作失敗，而錢已在債務中失去，豈不是又新作了一個債台。何況，我雖然很自信，但看得出倪總身邊兩個忠誠的高參不但有很高的文化修養，而且又是非常挑剔要求完美的人物。
回家後我一直在想，能啃下來嗎？我怕淪為阿仲第二卻又欲罷不能。
鼎新公從郵局、快遞不斷寄來資料，有的長到萬多字，有的隻有幾百字，累計近百份。天呐，我好像一個泥瓦匠面對一片狼藉混雜的鋼筋、水泥、磚瓦、石子、黃砂、油漆要從中整理出有用的材料，去造就一座别墅那樣而不寒而栗。然而，面對豐厚稿酬的誘惑、幾十年來對文字、文學的積累絕不能荒廢于一旦的寫作自強與自信、倪總與朋友的殷切期盼、我選擇了挑戰。
那時我還在上海華夏藝術專修學院上班，隻得每天晚飯之後，獨自關在書房裡，戴着老光眼鏡，左手挾着不滅的香煙，右手拿着水筆一頁一頁地閱讀記錄，按年代時間整理分排。不知更深夜冷，忘卻病痛在身，老婆常會在一覺醒來見我床上空着，打電話罵我：“真是人為财死。”催我上樓睡覺。對我不尋常的兩難與追求老婆是不可能了解的，但她的疼愛卻實是不忘的初心。
冬去春來，我終于完成了全書的架構構思并列出提綱，在完成了第一章的創作後，我馬上寄給鼎新公，希望能得到他們的認可。
在接到我第一章的第二天，鼎新公與徐盛昌先生趕到了我家。
“施老師辛苦了，昨天我與徐盛昌一起看了《裕生路上》第一章後，感到你的寫作水準是毋庸置疑的，過去我們拜讀過無論在你主編的《鳌山文學》上，還是其他報刊雜志上發表的小說散文等都是很欣賞。作為朋友，我更欣賞你的為人，就詩歌文章而言，常妙筆生花而又不恥下問，謙虛低調善解人意造就了你的人格魅力。是以今天我們敢對你說，第一章我們否認了。”鼎新公先給我戴上高帽子，緊接着一刀下來直接否認我的《裕生路上》第一章，一時使我轉不過氣來，但我立馬意識到他說這番話是怕遇上第二個阿仲。
“你用的是第三人稱，而且偏多運用了意識流手法，這樣易将回憶錄偏向傳記文學的範疇。”鼎新公說着喉管好像塞牢似的，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出來，他把目光轉向徐盛昌先生。
“實際上我們要的比你想象的簡單，我們不認同創作，隻要紀實，隻要改為第一人稱，用白描手法，把事件客觀地記叙下來就行了。”徐盛昌的話透露出了他很内行。
“對呀，倪思禮不是神仙不是英雄，倪思禮就是倪思禮，所不同尋常的是他能通過努力辦成了他所想辦的事，這些事像一串串葡萄晶瑩剔透，除了綠葉之外還有一根壯實的藤把它連接配接起來，這根藤就是倪思禮的行為思想脈絡，它從哪裡來？吸取了什麼營養？交代清楚了，就順理成章，使讀者心服口服，整個回憶錄就成功了。”想不到不是作家也沒見他寫過什麼文章的鼎新公竟然能談得這麼高深。
“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心底裡佩服。
在我同意推倒重寫之後，他們表示很高興。
我從頭開始換成第一人稱重寫，一邊寫一邊送他倆過目征求意見。想不到的是當寫完第五章時，得知鼎新公檢查出喉癌晚期。在上海手術出院後我到他陳家鎮老家看他，他很樂觀，他說生死在天，他唯一關心的是回憶錄《裕生路上》的進展。他要求我兩個月内完稿。面對他的身體狀況，我隻得說一定完成來安撫他。讵料，不久噩耗傳來，鼎新公撒手人寰。
在喪友之痛的籠罩下，心緒難以平靜，處在自安排遣中，很長一段時間後，突然接到我寫作的啟蒙老師，一位大作家發來的資訊，要我為他急着要出版的四十三萬字的回憶錄進行校修，這可是一個不小的工程，對于恩師的誠邀我别無選擇，遵命。
我又一次走進了倪總辦公室，我把情況說明後，倪總直率地說：“黃鼎新雖然走了，大家沒想到，但回憶錄《裕生路上》還得繼續下去，你先把你老師的托付完成後，定下心來再寫無妨。”
“那恐怕要隔一至二年”
“時間推遲點沒問題。過去我全托黃鼎新，現在我全托你和徐盛昌了，我不管，也沒時間管。你年紀大了，要到什麼地方辦事，逢着我不便派車就要計程車，所産生的一切費用全報帳。另外，你也不要客氣了，我知道寫作需要豐厚的積累作為成本，又是個非常沉重艱苦的勞動，從現在起我分期給你打稿酬，到書印好了按我們既定的方式結帳。”這樣通達明理高姿态敬畏文人的老闆真是不可多得。
我很快調正心情，一頭紮進了恩師的回憶錄的校修中，直到2020年8月恩師的回憶錄出版後，我才松了口氣。
我需要休整一下，因為我知道累了。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也就是鼎新公所說的那根連着葡萄的藤，它承載了什麼思想。如果說這根藤是“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化身，那肯定是正确的。然而，我認為有牽強、敷衍、蒼白之嫌，因為倪總小的時候，還沒有大量接觸到“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宣傳教育。為之，我尋找了他啟蒙老師與其家長的接觸資料，發現私塾老師曾用中華民族傳統的古仁人勵志名言，《增廣賢文》中的“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來鼓勵培養他幼小的心靈。而對這句話的慢慢了解和潛入心胸，正是為倪總踏上社會後，踐行為人民服務思想打下了牢固的本質基礎。有了強大的内心，又憑着他拼命三郎的精神，結出一連串的豐碩成果就理所當然了。
思想脈絡理清楚之後，我調整身心，飽含激情奮筆疾書挑燈夜戰，還是寫好幾章就送倪總老徐聽起意見。全稿完成清樣出來之後，倪總親自審讀并提出了幾處修改和調整意見。
2021年6月18日最後一稿在十個月之後，以15.5萬字告成，倪總馬上撥款讓請專業排版，聯系上海文藝出版社購買了書号，并最終審定和辦妥出版的一切手續，2022年2月在崇明裕安印刷廠第一版印刷成功。
2022年3月9日徐盛昌先生來電，說是告訴我一個好消息，說他與倪總的朋友看了回憶錄《裕生路上》後大加贊賞，描述真實如見其人，文字簡潔沒有廢話。文友們則以文學的角度評述，對“但行好事，莫問前程。”與“為人民服務”殊途同歸的處理深表點贊。
2022年3月14日我到了倪總辦公室，聊了一會之後我說是否可以結賬了？倪總說應該結賬了。
“我沒有達到預計的20萬字，因為我堅持了惜墨如金的寫作态度，另外我覺得2塊錢一個字太貴了，你可以砍了點。”我一本正經，大有“軍中無戲言”的嚴肅說。
“寫作在價格上沒有标準的，你願寫我肯要，這就是價格。約定的我認可的就不會少你一分錢，何況，寫得很好，你的勞動應該得到尊重，我的為人也同樣不應懷疑。”
倪總說着拿起手機通知财務過來，立馬與我辦妥了結賬事宜。
心語編委會
主 編：陸安心
副主編：施炳剛
編 輯：沈雯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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