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柯马丁、夫马进、顾彬、钱理群、王汎森、舒衡哲、巫鸿、张隆溪、黄进兴……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思想者，来自不同的国度，专注于不同的领域，拥有各自或曲折或传奇的人生，却与中国保持着隐秘的精神关联。
三度获得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亚洲卓越新闻奖”的媒体人张泉，历时9年，采访24位杰出思想者，勾勒中华文明嬗变的轨迹，汇聚成《中华文明访谈录》一书。
这本访谈录，依据中华文明的演进，从中华帝国的开端，直至当代，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睛，寻找遗失的真相，重新发现中国的传承与转折、兴衰与浮沉。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部分解读古代中国的真相，追随学者的脚步，走出历史的迷宫。第二部分集中于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与现代化的代价，曾经的阵痛也许至今仍在发作。第三部分更关注当下与未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理论多变，中国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中华文明访谈录》自序
文 | 张泉
01
灯光正远远近近亮起来。从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俯瞰，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在雾霾中缓缓铺开，如同一轴模糊的泼墨长卷。灰黑色的屋顶，宽阔却拥挤的道路，车流像鸟阵一般浩荡。倘若天气好，能望见远方一线山峦，此时空气里却氤氲着变幻的色泽，迷离而又令人忧虑。一个多世纪以前，莫奈就是在伦敦相似的光线里画下印象派名作《伦敦·印象》。
这已不是巫鸿记忆中的北京。
巫鸿讲话时很少掺杂英文单词，除非希望更准确地表达某个学术概念或者某种感受，但他言谈间带有浓烈的英语语感，偶尔冒出大舌音，仿佛外国人在说中文。不过，坐出租车时，敏锐的老司机还是能迅速捕捉到一些转瞬即逝的北京口音。巫鸿去美国时三十五岁，如今，又过去了三十五年。
我们站在桌前喝咖啡，一块迅猛龙骸骨化石从墙角微微探头，窥视着我们。它是巫鸿的同事在中国发掘的。在斯皮尔伯格监制的电影《侏罗纪世界》里，智商极高的迅猛龙是主角之一。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与经济学都在各自领域成就卓著，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学派。这也是巫鸿当年辞去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前往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原因之一。
巫鸿教授是八年来我访问的最后一位学者。
这是2015年年末，对他的第二次采访，我们从下午聊到天黑，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巫鸿的父亲巫宝三先生是经济学家，民国时期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0年，巫鸿申请攻读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收到录取通知书时，饱经沧桑的父亲比他还要激动。父亲不厌其烦地告诉他自己记忆里的哈佛，该去哪里买书，去哪里吃饭。当时父亲离开哈佛已经四十多年，巫鸿不相信那些餐厅还开着。不料，后来在哈佛广场上，他发现有一家居然真的还在。
“那家餐厅究竞叫什么名字？”
左：巫宝三先生（1905-1999），20世纪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先后就读于中央大学、清华大学，194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右：巫鸿，生于1945年，198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02
2007年的11月和12月，我往返于广州、上海和香港之间，拜访了五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Owen）、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夫马进（Susumu Fuma）和顾彬（Wolfgang Kubin）。编辑这组访谈的过程中，我决定寻找一条潜在的逻辑线索，来贯穿整个专题。我找到的线索是通过他们各自研究的不同领域来探寻中国的时代变迁，从唐朝到明清及至现当代，从文学、思想、心理到制度、科学，希望透过“他者”的眼睛，勾勒出中国嬗变的一部分轨迹。
那时的我认为，这个系列访谈完全可以将时间跨度继续拉大，涉及更矿广的领域。或许最终能形成一张思想的拼图，让我们用另一个视角去看中国既熟悉又陌生的一面。
但我并没有急于推进这个访谈计划，它一直在庞杂的阅读中酝酿着，在缓慢的寻访中累积着，有时会与我的几个写作计划相互重叠，有时又会唤起新的兴趣。
我努力寻找能找到的一切资料，阅读学者们的专著、论文，以及关于他们的访谈、评论，谋面之前，其实都神交已久。我熟知他们公开的人生经历、讲话的方式与应对问题的策略。与此同时，这也为提问增加了难度，许多问题不再有问的必要——这迫使我进一步阅读和思考，并因此更注重追问细节，希望最终的还原不仅准确，而且生动。
就这样，转瞬即是八年。
本书受访人之一宇文所安，美国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
03
从2007年到2015年年末，我陆续拜访了数十位中外学者，本书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访谈。
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思想者，来自不同的国度，专注于不同的领域，拥有各自或曲折或传奇的人生，却与中国保持着隐秘的精神关联。他们的研究横跨古今，从秦、汉、唐、宋、明、清、民国直至当代，领域则涉及文学、思想、历史、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神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艺术等等。每一次交谈，一片异常广袤的世界便在面前绵延展开，思想如同暗夜荒原上闪烁的星火，在远方诱人移步向前。
他们或优雅，或激烈，或严肃，或有些黑色幽默。我拜访时，他们的年纪从五十多岁到八十多岁不等，然而，回顾起数十年前的某个学术发现，一种孩子般的兴奋与狡黠仍会浮现在脸上。
在这些访谈中，他们更正了诸多沿袭千年的谬误，也会反复推敲现代化之路带来的困惑与抉择、荣耀与代价。我们在对话中探讨学术的发展脉络，也希望重新理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担当，既感慨于历史转折的微妙时刻，也试图缓解彼此对一些现实问题的焦虑。
来自中国的学者从书籍的残页中捕获思想的片羽，以及历史进程的曲折与经验，最终让中国思想重返世界。来自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则不仅从各自的新视角阐释中国的变迁，也分享着他们聚焦中国的因缘，有时是一首诗或一本书，有时是一尊塑像或一个电视节目。冥冥之中的关联总是引人遐想，它不期而至，又仿佛等候已久。
本书受访人之一钱理群先生
04
这本访谈录依据中华文明的演进，从中华帝国的开端，直至当代，希望在不同领域内，透过学者的眼晴，寻找遗失的真相，重新发现中国的传承与转折、兴衰与浮沉。当然，它对中国的扫描不可能是全面和系统的，而且许多学者的研究并不限于一个时段或一个领域，因此本书所取的是其最具代表性或最新的研究，或是在访谈中较多侧重的内容。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读古代中国的真相，追随学者的脚步，走出历史的迷宫。第二部分集中于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与现代化的代价，曾经的阵痛也许至今仍在发作。第三部分更关注当下与未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理论多变，中国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与世界相处。希望学者们跨文化探索的经验以及他们对时代的观察，能够对当下有所裨益。
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觉得，采访“代表了文本最根本的血肉的缺失”。这也是我在这些年的访谈中不断地感到自我怀疑的一点一问答和简短的引文，是否足以描绘出一位学者的肖像？我希望在正文中呈现更丰富的细节，相对生动地还原一段精神的历程。因此，访谈正文主要通过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展开，一是学者的个人命运与学术之路，二是他们观察到的中国的变迁。
在我十几年的记者和编辑生涯中，对学者的访谈往往会带来最奇特的体验。有时它不只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相遇，是古老的年代、受访者走过的时代与当下的交错，是受访者、受访者讲述的人物与访问者之间的交集，如同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写的：“你是在聆听。你处在故事当中。你处在讲故事的人的语言之中。你不再是孤零零一人；因为故事的缘故，你已经成了与故事相关的人。”时间仿佛停止，又汹涌奔
波。那些瞬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让我心生感触、兴奋，并心怀感激。
我相信，对话会触发对话，思想会开启思想。我无意以普罗米修斯自喻，但我愿意把这些对话看作盗来的火种。如果它们能被一些读者发现、采撷、点燃，重新放出光芒，引发好奇、触动、启迪、反思、想象，甚至是怀疑与反对，那么它们将具有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