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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章泽：田野包围“城市”
三星堆遗址外围历史探索者
整理/《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
刘章泽，土生土长的四川省德阳市人，现任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曾见证并参与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提出“桂圆桥一期人群从茂县翻越九顶山直接进入什邡”的观点，在解决三星堆溯源问题上起到关键性作用；参与创作《德阳考古三字经》《历史深处的德阳：德阳重要考古发现记》等作品。
2017年6月5日，刘章泽在“古蜀文明早期遗址调查——穿越龙门山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发言（刘章泽 供图）
阴差阳错的缘分
“考古是一项枯燥的工作，要有热爱，才能在常年的工作中始终保持激情。”说这句话的人是刘章泽。古铜色的皮肤，是一名考古队员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印记；黑框眼镜的背后，透露着些许书生的文气；平日里显得有些不善言辞，却在谈起考古发现时滔滔不绝。数十年如一日在田野坚守，源于内心的热爱。
刘章泽的父母有着中国式父母对子女传统的教育期待，希望子女通过学习成才，所以一直鼓励刘章泽好好学习。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刘章泽养成爱看书的习惯，小时候好不容易得来的零花钱基本都花在买书上。因聪明好学，在学习上他总能拿到不错成绩。
时间悄然走过，刘章泽即将迈进很多中国学子都需经历的那道门槛——高考。他和考古的故事，得从高考前那次阴差阳错的志愿填写说起。
高考前，学校安排高三学子填报志愿，刘章泽面临人生第一次职业选择。在那个年代，信息闭塞，多数学生对未来所要从事职业没有概念，也不了解情况，大家都是闷头报名。刘章泽也不例外。
1986年，刘章泽（前排右四）实习期间三星堆遗址发掘队伍合影（刘章泽供图）
那天，面前摆着张高考志愿表，正苦恼填什么专业的刘章泽，忽然听一位同学说：“考古专业好啊，可以到处旅游，但我不敢填川大，万一上不了怎么办。”好几位同学都表示喜欢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却不敢填报。那时的大学生是“稀有品”，只要毕业，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大家都不敢拿未来去赌，许多同学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师范专业。
对于考古专业，刘章泽那时还谈不上喜欢，只知道个大概，他最想去西南政法大学，成为一名刑警。但刘章泽高考那年，此前文理兼收的西南政法大学刑侦专业突然停止招收文科生，只招理科生。
刑警这条路突然走不通了，又听同学讨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好处，刘章泽心动了。既然大家都不敢填报，那我来。班主任见刘章泽选择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当即摇了摇头，担心他考不上。等高考分数线下来后，刘章泽自己估了一下，心里有数了。
就这样，刘章泽选择了自己往后为之奋斗半生的考古专业。提及那时的选择，虽是阴差阳错，但刘章泽没有遗憾，他说：“人生的路不好推翻重来，选择了就一直走下去。”
穿越九顶山团队合影，左二为刘章泽（刘章泽 供图）
实习初见三星堆
1986年春，转眼就到了大三实习时，刘章泽和其他同学一起到三星堆遗址，跟随四川大学老师林向、霍巍、李永宪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导老师陈德安、陈显丹开始他的实习生活。这次实习，给刘章泽的人生轨迹造成很大影响。
说是实习，但实际是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广汉县人民政府三方联手组建的一个精英团队，专门前往三星堆进行抢救性发掘。130余人的队伍，成为当时三星堆发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行动。
考古就是这样，能否有所发现绝不仅取决于团队规模或人员质量。半年田野考古时间很快过去，刘章泽所在考古队却并未如愿发掘出有价值的文物。按照计划，队伍6月底基本完成撤离，仅留下刘章泽和其他两位同学协助整理发掘资料。
1986年7月18日上午，刘章泽和往常一样在整理资料，一位砖瓦厂工人急匆匆地闯入办公室，称其在施工过程中挖到了什么东西，让考古队赶快去看看。陈德安听后夺门而出，陈显丹带着刘章泽等紧随其后。到达现场，众人发现工人口中说的是类似玉戈、玉璋的几件玉器，陈德安与陈显丹立马意识到此次发现的重要性，对现场进行保护的同时，迅速向上汇报情况，组织抢救性发掘。
时值盛夏，乡间田野酷暑难耐，更有蛇虫鼠蚁侵袭，但想到此次发掘意义重大，众人也顾不上太多。整个发掘队伍实行“三班倒”，每班工作8小时，以保证全天不间断作业。白天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夜晚挑着灯火，丝毫不怠。
众人围聚坑中，手拿锄头、手铲小心地“开疆拓土”，用竹签、毛刷仔细清理积土。发掘行动持续近一个月，出土各类文物总计567件，包括古蜀王金杖。就在1号祭祀坑发掘结束不久，在其旁边又发现2号祭祀坑，考古队又迅速投入2号祭祀坑的发掘。
如果说玉戈、玉璋这些常见器型还曾在课本上出现，那么大耳、凸眼、扁嘴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其面貌不同于以往任何出土文物，可说是闻所未闻。还在读大学的刘章泽自不认识，平日里博学多识的老师也犯了难，一度把青铜面具当作古蜀人的王座、耳朵看作扶手。
短短两个月时间，考古工作人员先后在两个祭祀坑内发掘出金器、玉器以及青铜器等各式文物上千件，引起全球考古界关注，“三星堆”这一名词正式走进大众视野。
刘章泽（右）在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刘章泽 供图）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自打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在德阳广汉南兴镇被发掘，此后，德阳考古事业发展便再难脱离这个古蜀遗迹。
毕业后的刘章泽回到老家德阳，继续投身考古相关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参与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相比火热的遗迹本体研究，刘章泽更想从外围研究入手，以填补三星堆文明起源的空白。
三星堆遗址群是以三星堆城址为中心，辐射周围较大区域，包括若干相同时期大、中、小遗址，所构成地域文化的生态结构与政治结构是一个有机体系。在以三星堆城址为中心向四周辐射15—25公里范围，搞清楚围绕三星堆城址约200平方公里遗址群的结构和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为进一步弄清楚三星堆遗址周边商周时期蜀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地层堆积以及文化内涵，2006年始，刘章泽沿着鸭子河、石亭江、绵远河，开始三星堆外围遗址研究。过去10余年间，刘章泽等考古工作者在川西平原北部地区调查中，发现数十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为三星堆文化起源和发展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什邡市马井镇，刘章泽拨开河床的层层泥沙，发现大量零碎陶片，虽颜色、陶质不尽相同，但足以证明该地区与三星堆遗址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处遗址时代为三星堆四期，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以后的“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明缘起何处依然是个谜。
2009年，什邡桂圆桥遗址被发现，经过发掘整理，业内一致认为桂圆桥遗址要早于三星堆一期，是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一期文化陶器特征与茂县营盘山文化较为相似，揭示了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来源。这一发现成功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起源问题，但对刘章泽来说这些还不够，只要不解决桂圆桥文化发源问题，三星堆文化起源就始终是个谜。
学界认为桂圆桥文化来自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但对其进入成都平原的路线并没有定论。得到普遍认可的是两条路线，分别是：沿白龙江流域南下，过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等地，再顺岷江而下，进入成都平原；沿白龙江进入白水江，再转金牛道进入成都平原。在交通不便的上古时期，逐水而居、顺水而下的可能性的确很大。
可刘章泽却认为，桂圆桥遗址一期和茂县营盘山文化较为相似，而什邡和茂县仅一山之隔，虽其间道路险峻，但古代应该存在联系通道，有没有可能“古蜀人翻越九顶山来到什邡”？
提出观点后，刘章泽迅速展开资料收集和深入调查工作，希望能用实证来佐证自己的猜测。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6年8月，刘章泽组织召开“翻越九顶山，寻路桂圆桥”座谈会，来自茂县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余友强先生展示了他在筲箕塘发现的石斧，为研究桂圆桥文化来源及路径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令刘章泽喜出望外的是，同年10月，他带队开展鸭子河和石亭江上游区域的考古调查时，在什邡洛水镇洛城村石亭江出山口河流冲积地层发掘出一两片陶片。“夹砂很重，颗粒很粗，一眼就能看出是桂圆桥文化的东西”，刘章泽笃定道。
桂圆桥时期陶片的发现，证明石亭江上游峡谷地区可能存在桂圆桥时期遗存。一条“先翻越九顶山，后沿着石亭江上游峡谷进入什邡”的路线逐渐清晰。可山间峡谷的证据并不好找，几千年时间，石亭江峡谷两岸已堆积很厚的泥石流层，根本无法勘探，更别提发掘。刘章泽曾带队尝试，也只能无功而返。
至此，从营盘山文化到桂圆桥一期文化，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再到三星堆文化，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画卷在刘章泽等众多学者努力下被彻底展开，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区性文化发展序列，为三星堆文化起源和发展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刘章泽在九顶山（刘章泽 供图）
在发掘中探索历史
考古发掘从来都不是在一声“我发现了！”的惊呼中完成，因为历史绝不会完整地被封存在那里，静待后人开启。相反，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历史，是由无数残存碎片拼接而成。
任何一段尘封的历史画卷，在得到实证支撑前都只能是推测。对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刘章泽虽未亲自参加发掘工作，但他十分关注并充满期待。他认为，1、2号祭祀坑只是个案，打开了古蜀文化神秘的一扇窗口；新的6个祭祀坑的发掘，将古蜀国宝藏全部展现出来，当对祭祀坑性质以及古蜀人宇宙观、宗教观等问题提供新的诠释。从这8个坑出土器物看，这些是古蜀人进行某种祭祀行为的“祭祀坑”，还是埋藏祭器的“祭器坑”，值得重新认识。要想真正解开谜底，还需发掘结束后对全部资料进行研究。
正如刘章泽所说：“考古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发现只是开始，发掘也仅仅是考古资料的提取过程，考古结论必须通过更为漫长的资料整理和研究过程才能得出。”他用10余年时间，对古蜀先民迁移路线提出新观点，在三星堆溯源问题上取得新进展。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通常在乎的只是结论，却往往忽略了这些结论是考古学家通过漫长甚至是痛苦的探索得来，这对于一些年轻气盛的新进考古人员来说，往往意难平。作为行业前辈，刘章泽自然欢迎更多年轻人加入考古事业，但同时他也希望这些刚入行的新人能沉下来，用饱满的热情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在德阳这片沃土、在三星堆这一文化遗址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时至今日，三星堆依然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三星堆青铜文物和西亚、古埃及出土部分文物风格有相似性，是同源性还是上古文明的共性？又比如作为青铜文明的代表，三星堆的铜料来源是什么？其铜器的铸造场所又在何处？
“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还原历史”，刘章泽不无遗憾说道。身为考古人，更多是历史碎片的拾遗者，可以终生探索发现，却无法真正还原。尽管如此，刘章泽依然未停下探索步伐。未来，他还将进一步从外围入手，在茫茫川西平原寻找蛛丝马迹，探求古蜀人不为人知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