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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章澤：田野包圍“城市”
三星堆遺址外圍曆史探索者
整理/《巴蜀史志》編輯部 考拉看看
劉章澤，土生土長的四川省德陽市人，現任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曾見證并參與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發掘工作，提出“桂圓橋一期人群從茂縣翻越九頂山直接進入什邡”的觀點，在解決三星堆溯源問題上起到關鍵性作用；參與創作《德陽考古三字經》《曆史深處的德陽：德陽重要考古發現記》等作品。
2017年6月5日，劉章澤在“古蜀文明早期遺址調查——穿越龍門山脈系列活動”啟動儀式上發言（劉章澤 供圖）
陰差陽錯的緣分
“考古是一項枯燥的工作，要有熱愛，才能在常年的工作中始終保持激情。”說這句話的人是劉章澤。古銅色的皮膚，是一名考古隊員常年風吹日曬留下的印記；黑框眼鏡的背後，透露着些許書生的文氣；平日裡顯得有些不善言辭，卻在談起考古發現時滔滔不絕。數十年如一日在田野堅守，源于内心的熱愛。
劉章澤的父母有着中國式父母對子女傳統的教育期待，希望子女通過學習成才，是以一直鼓勵劉章澤好好學習。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下，劉章澤養成愛看書的習慣，小時候好不容易得來的零花錢基本都花在買書上。因聰明好學，在學習上他總能拿到不錯成績。
時間悄然走過，劉章澤即将邁進很多中國學子都需經曆的那道門檻——聯考。他和考古的故事，得從聯考前那次陰差陽錯的志願填寫說起。
聯考前，學校安排高三學子填報志願，劉章澤面臨人生第一次職業選擇。在那個年代，資訊閉塞，多數學生對未來所要從事職業沒有概念，也不了解情況，大家都是悶頭報名。劉章澤也不例外。
1986年，劉章澤（前排右四）實習期間三星堆遺址發掘隊伍合影（劉章澤供圖）
那天，面前擺着張聯考志願表，正苦惱填什麼專業的劉章澤，忽然聽一位同學說：“考古專業好啊，可以到處旅遊，但我不敢填川大，萬一上不了怎麼辦。”好幾位同學都表示喜歡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卻不敢填報。那時的大學生是“稀有品”，隻要畢業，就等于端上了“鐵飯碗”，大家都不敢拿未來去賭，許多同學退而求其次選擇了師範專業。
對于考古專業，劉章澤那時還談不上喜歡，隻知道個大概，他最想去西南政法大學，成為一名刑警。但劉章澤聯考那年，此前文理兼收的西南政法大學刑偵專業突然停止招收文科生，隻招理科生。
刑警這條路突然走不通了，又聽同學讨論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的好處，劉章澤心動了。既然大家都不敢填報，那我來。班主任見劉章澤選擇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當即搖了搖頭，擔心他考不上。等聯考分數線下來後，劉章澤自己估了一下，心裡有數了。
就這樣，劉章澤選擇了自己往後為之奮鬥半生的考古專業。提及那時的選擇，雖是陰差陽錯，但劉章澤沒有遺憾，他說：“人生的路不好推翻重來，選擇了就一直走下去。”
穿越九頂山團隊合影，左二為劉章澤（劉章澤 供圖）
實習初見三星堆
1986年春，轉眼就到了大三實習時，劉章澤和其他同學一起到三星堆遺址，跟随四川大學老師林向、霍巍、李永憲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導老師陳德安、陳顯丹開始他的實習生活。這次實習，給劉章澤的人生軌迹造成很大影響。
說是實習，但實際是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廣漢縣人民政府三方聯手組建的一個精英團隊，專門前往三星堆進行搶救性發掘。130餘人的隊伍，成為當時三星堆發掘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行動。
考古就是這樣，能否有所發現絕不僅取決于團隊規模或人員品質。半年田野考古時間很快過去，劉章澤所在考古隊卻并未如願發掘出有價值的文物。按照計劃，隊伍6月底基本完成撤離，僅留下劉章澤和其他兩位同學協助整理發掘資料。
1986年7月18日上午，劉章澤和往常一樣在整理資料，一位磚瓦廠勞工急匆匆地闖入辦公室，稱其在施工過程中挖到了什麼東西，讓考古隊趕快去看看。陳德安聽後奪門而出，陳顯丹帶着劉章澤等緊随其後。到達現場，衆人發現勞工口中說的是類似玉戈、玉璋的幾件玉器，陳德安與陳顯丹立馬意識到此次發現的重要性，對現場進行保護的同時，迅速向上彙報情況，組織搶救性發掘。
時值盛夏，鄉間田野酷暑難耐，更有蛇蟲鼠蟻侵襲，但想到此次發掘意義重大，衆人也顧不上太多。整個發掘隊伍實行“三班倒”，每班工作8小時，以保證全天不間斷作業。白天頂着烈日，揮汗如雨；夜晚挑着燈火，絲毫不怠。
衆人圍聚坑中，手拿鋤頭、手鏟小心地“開疆拓土”，用竹簽、毛刷仔細清理積土。發掘行動持續近一個月，出土各類文物總計567件，包括古蜀王金杖。就在1号祭祀坑發掘結束不久，在其旁邊又發現2号祭祀坑，考古隊又迅速投入2号祭祀坑的發掘。
如果說玉戈、玉璋這些常見器型還曾在課本上出現，那麼大耳、凸眼、扁嘴的青銅面具、青銅人頭像，其面貌不同于以往任何出土文物，可說是聞所未聞。還在讀大學的劉章澤自不認識，平日裡博學多識的老師也犯了難，一度把青銅面具當作古蜀人的王座、耳朵看作扶手。
短短兩個月時間，考古從業人員先後在兩個祭祀坑内發掘出金器、玉器以及青銅器等各式文物上千件，引起全球考古界關注，“三星堆”這一名詞正式走進大衆視野。
劉章澤（右）在田野考古調查勘探（劉章澤 供圖）
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自打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在德陽廣漢南興鎮被發掘，此後，德陽考古事業發展便再難脫離這個古蜀遺迹。
畢業後的劉章澤回到老家德陽，繼續投身考古相關工作，期間先後多次參與三星堆遺址發掘工作。相比火熱的遺迹本體研究，劉章澤更想從外圍研究入手，以填補三星堆文明起源的空白。
三星堆遺址群是以三星堆城址為中心，輻射周圍較大區域，包括若幹相同時期大、中、小遺址，所構成地域文化的生态結構與政治結構是一個有機體系。在以三星堆城址為中心向四周輻射15—25公裡範圍，搞清楚圍繞三星堆城址約200平方公裡遺址群的結構和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
為進一步弄清楚三星堆遺址周邊商周時期蜀文化遺址分布情況、地層堆積以及文化内涵，2006年始，劉章澤沿着鴨子河、石亭江、綿遠河，開始三星堆外圍遺址研究。過去10餘年間，劉章澤等考古工作者在川西平原北部地區調查中，發現數十處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遺址，為三星堆文化起源和發展演變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在什邡市馬井鎮，劉章澤撥開河床的層層泥沙，發現大量零碎陶片，雖顔色、陶質不盡相同，但足以證明該地區與三星堆遺址之間的關系。不過這處遺址時代為三星堆四期，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以後的“十二橋文化”，三星堆文明緣起何處依然是個謎。
2009年，什邡桂圓橋遺址被發現，經過發掘整理，業内一緻認為桂圓橋遺址要早于三星堆一期，是成都平原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一期文化陶器特征與茂縣營盤山文化較為相似，揭示了三星堆一期（寶墩）文化的來源。這一發現成功豐富了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問題，但對劉章澤來說這些還不夠，隻要不解決桂圓橋文化發源問題，三星堆文化起源就始終是個謎。
學界認為桂圓橋文化來自黃河中上遊的仰韶文化晚期類型，但對其進入成都平原的路線并沒有定論。得到普遍認可的是兩條路線，分别是：沿白龍江流域南下，過松潘草原，進而到達今茂縣、汶川、理縣等地，再順岷江而下，進入成都平原；沿白龍江進入白水江，再轉金牛道進入成都平原。在交通不便的上古時期，逐水而居、順水而下的可能性的确很大。
可劉章澤卻認為，桂圓橋遺址一期和茂縣營盤山文化較為相似，而什邡和茂縣僅一山之隔，雖其間道路險峻，但古代應該存在聯系通道，有沒有可能“古蜀人翻越九頂山來到什邡”？
提出觀點後，劉章澤迅速展開資料收集和深入調查工作，希望能用實證來佐證自己的猜測。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2016年8月，劉章澤組織召開“翻越九頂山，尋路桂圓橋”座談會，來自茂縣野生動植物保護協會的餘友強先生展示了他在筲箕塘發現的石斧，為研究桂圓橋文化來源及路徑提供了新的重要線索。
令劉章澤喜出望外的是，同年10月，他帶隊開展鴨子河和石亭江上遊區域的考古調查時，在什邡洛水鎮洛城村石亭江出山口河流沖積地層發掘出一兩片陶片。“夾砂很重，顆粒很粗，一眼就能看出是桂圓橋文化的東西”，劉章澤笃定道。
桂圓橋時期陶片的發現，證明石亭江上遊峽谷地區可能存在桂圓橋時期遺存。一條“先翻越九頂山，後沿着石亭江上遊峽谷進入什邡”的路線逐漸清晰。可山間峽谷的證據并不好找，幾千年時間，石亭江峽谷兩岸已堆積很厚的泥石流層，根本無法勘探，更别提發掘。劉章澤曾帶隊嘗試，也隻能無功而返。
至此，從營盤山文化到桂圓橋一期文化，從三星堆遺址一期文化再到三星堆文化，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畫卷在劉章澤等衆多學者努力下被徹底展開，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地區性文化發展序列，為三星堆文化起源和發展演變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劉章澤在九頂山（劉章澤 供圖）
在發掘中探索曆史
考古發掘從來都不是在一聲“我發現了！”的驚呼中完成，因為曆史絕不會完整地被封存在那裡，靜待後人開啟。相反，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曆史，是由無數殘存碎片拼接而成。
任何一段塵封的曆史畫卷，在得到實證支撐前都隻能是推測。對6個新發現的祭祀坑，劉章澤雖未親自參加發掘工作，但他十分關注并充滿期待。他認為，1、2号祭祀坑隻是個案，打開了古蜀文化神秘的一扇視窗；新的6個祭祀坑的發掘，将古蜀國寶藏全部展現出來，當對祭祀坑性質以及古蜀人宇宙觀、宗教觀等問題提供新的诠釋。從這8個坑出土器物看，這些是古蜀人進行某種祭祀行為的“祭祀坑”，還是埋藏祭器的“祭器坑”，值得重新認識。要想真正解開謎底，還需發掘結束後對全部資料進行研究。
正如劉章澤所說：“考古是一門嚴謹的學科，發現隻是開始，發掘也僅僅是考古資料的提取過程，考古結論必須通過更為漫長的資料整理和研究過程才能得出。”他用10餘年時間，對古蜀先民遷移路線提出新觀點，在三星堆溯源問題上取得新進展。
對于普羅大衆來說，通常在乎的隻是結論，卻往往忽略了這些結論是考古學家通過漫長甚至是痛苦的探索得來，這對于一些年輕氣盛的新進考古人員來說，往往意難平。作為行業前輩，劉章澤自然歡迎更多年輕人加入考古事業，但同時他也希望這些剛入行的新人能沉下來，用飽滿的熱情和刻苦鑽研的精神，在德陽這片沃土、在三星堆這一文化遺址上實作自己的價值。
時至今日，三星堆依然存在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比如為什麼三星堆青銅文物和西亞、古埃及出土部分文物風格有相似性，是同源性還是上古文明的共性？又比如作為青銅文明的代表，三星堆的銅料來源是什麼？其銅器的鑄造場所又在何處？
“我們永遠無法真正還原曆史”，劉章澤不無遺憾說道。身為考古人，更多是曆史碎片的拾遺者，可以終生探索發現，卻無法真正還原。盡管如此，劉章澤依然未停下探索步伐。未來，他還将進一步從外圍入手，在茫茫川西平原尋找蛛絲馬迹，探求古蜀人不為人知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