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揭示万国商团的奥秘

记得2016年上半年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通讯评审，其中有一份课题名称为《万国商团研究（1853―1942）》的申报书引起我的注意。虽然不知道申报者何许人也，但感觉不仅选题很好，而且论证也不错，遂推荐入选。后从国家社科规划办的网站获悉该课题复评获通过，入选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申报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徐涛。随后不久，《史学月刊》编辑部要我对一篇题为 《近代上海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的论文提出审阅意见，看后觉得不错，推荐发表。论文刊出，得知该文系万国商团研究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由于起初不认识徐涛，故留下的印象并不深。2016年底在广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得以相见，私下里一起到中山大学参观陈寅恪故居，还鼓动他以万国商团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得知其已申报并获批准，才想起评审过这个项目。

光阴似箭，转眼间五年过去了。徐涛发微信告知该课题研究已经完成，书稿《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将于年内出版，并寄来电子版让我先睹为快，同时希望我为该著写序。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乐见近代商团研究终于有专著问世，自然愿意写序予以推荐。

一、 一部填补研究空白的力作

时间前推大约40年，近代商会和商团的研究同时在中国起步，但随后的发展却有明显不同。商会研究蔚为大观，从最初的辛亥革命史分支很快发展成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不仅论文众多，而且专著迭出，直至集大成之四卷本《中国近代商会通史》问世。商团研究的发展则较为缓慢，迄今仍只有为数并不多的论文发表，与商团的作用与影响很不相称。20年前我就曾写过一篇《近代中国商团研究述评》，指出当时的商团研究存在若干不足，包括研究对象的范围、研究时段存在明显缺陷，研究视野不够宽广，研究方法也需进一步改进，在资料的挖掘和利用方面也存在缺陷。时至今日，这些缺陷仍没有明显改观，令人颇为遗憾。以上所说主要针对华界地区的商团研究，至于租界中由西人组织的万国商团，则研究更少。

相对而言，万国商团的研究难度更大，本书作者对此应有切身感受。之所以如此，一是万国商团的历史跨度长、涉及面广，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二是史料搜集、运用难度大。万国商团组织机构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英国伦敦、中国上海两处，但关键团员之个人遗存史料等散落世界各处，对研究者而言难以尽数搜罗；而且各类文献所用语言五花八门，史料翻译难度较高。因此，在华商商团研究专著尚付阙如的情况下，研究万国商团的著作得以先行问世，实属难能可贵。长期以来，万国商团被层层历史迷雾所笼罩，人们难以了解其真相，“成为了一群我们最不熟悉的‘上海人’（Shanghailanders）”。这部《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著作，将为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揭示万国商团的奥秘，在很大程度上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这也正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当今学界趋于严谨，故慎用填补研究空白之说，但称本书的出版填补商团史研究学术专著的空白却是实至名归。尤其是相对于华商所建之商团，万国商团的研究难度更大，因而更值得肯定。另外，在整体上商会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超商团史研究，但对西商在华组织的洋商会至今也研究薄弱，不仅无专著出版，而且论文也极其少见。商团研究虽落后于商会研究，但对西人组织的万国商团却即将有专著出版，在这一点上又超过了商会。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既推动商团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又促进在华洋商会研究的进步。

二、 万国商团的特点

商团特指近代中国以商人为主体成立的一种准军事组织。传统中国社会有团练，但并无商团。所以，商团也是近代舶来之物，肇始于上海公共租界英人创建的万国商团。其诞生之时为1853年4月，起初名曰“上海本埠义勇队”（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终结于1942年9月，拥有长达近90年历史。本书指出，与英国本土商团或其他英属殖民地商团相比，万国商团极具“上海品格”（Shanghai Character）；与其他华人商团组织比较，万国商团亦可谓独一无二。具体而言，万国商团具有如下四大特点：

一是国际色彩重。万国商团之高度国际化，缘于近代上海城市之高度国际化，特别是国际移民的不断增多。包括中国人在内，寓沪之人尤其居住公共租界者的利益需求，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万国商团的建制当中，其成员包罗了众多国家侨居上海的移民，其命运起落也与世界时局息息相关，这在其他商团中绝少见到。

二是影响范围广。万国商团源于英国，其演练方法、建制模式、组织章程等，皆为后起之华人商团组织所借鉴。不仅如此，万国商团历史上多次对外出防、对内弹压，不仅直接决定着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走向，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亦有重大影响。

三是军事实力强。1900年之后，上海万国商团成员一直保持在1000人以上，装备先进，后期更是有常驻守军（白俄团），渐有正规军属性，力量之强，独步亚洲。万国商团规模远超同期之新加坡、香港、天津、汉口等地的外侨商团组织，社会影响之大亦非其他商团可比。

四是存在时间长。上海的华人商团昙花一现，万国商团则几乎贯穿近代上海城市兴衰始终，即便在世界范围亦鲜有匹敌者。上海公共租界并非完全殖民地性质，无任何国家军队常备驻扎与保护，万国商团遂成为城市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本书所述以上四点，较好地概括了上海万国商团的特征。其中最为显著且毫无争议的特征，应是国际色彩极为突出，这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殊格局形成的结果。如同本书所论，上海公共租界被称为“一个微型的国际联盟”，各国侨民较多，体现在万国商团中即是建有各国专属连队，如德国队、葡萄牙队、奥匈队、日本队、美国队、菲律宾队、意大利队、上海苏格兰队、白俄团、犹太队，甚至还有中华队。而侨民较少、实力不济者，或几国联合组成一队，或选择加入由英人主导的万国商团连队中，如捷克斯洛伐克人、丹麦人、瑞士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埃及人、智利人、澳大利亚人等。万国商团先后成军50余支作战单位，很多是民族属性的连队，入团服役之各国各地移民为数众多，因而以“万国”冠名，名副其实。

至于其他三点，可能都是相对而言的特点，有必要做出范围或程度的限定。例如谈及影响范围，认为万国商团“不仅直接决定着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走向，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亦有重大影响”，似乎有过高估计万国商团影响的嫌疑。又如称万国商团存在时间长，“成为城市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特指公共租界范围内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不是针对整个上海而言。

三、万国商团中华队

上海万国商团虽然是由外商创立的准武装组织，但在清末就设立了一支中华队，成为万国商团中的一道风景线，“一·二八事变”后中华队又成立翻译队，值得一述。

本书第三章专门用一节的篇幅对万国商团中华队进行了论述。加入万国商团的中华队是1906年5月虞洽卿领导闸北华商创立的上海华商体操会，这也是国人效仿西人最早设立的商团前身组织。在此前后，相继成立者有沪学会体育部、商余学会、商学补习会、南市商业体操会和沪西士商体操会，在当时被称为“五体育会”。过去，包括笔者在内多将“五体育会”视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商人体育组织，亦即近代华人商团的前身。本书对此说进行了纠正，指出“虽然‘五体育会’与华商体操会创立时间颇为接近，但前人研究中将‘五体育会’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商人体育组织’，显然有误。”实则华商体操会设立之后，沪上许多华商才竞相效仿其组织，设立体操会或体育部，继而成立商团。

华商体操会成立后，虞洽卿于当年10月代表该会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申请加入万国商团。工部局董事会虽同意该会加入万国商团，但同时又予以诸多限制，对华员持不信任甚至歧视态度，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交涉，1907年3月华商体操会才加入万国商团。中华队的设立使万国商团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华洋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新趋向，确立了华洋共存局面。特别是中华队第一排副棚长黄勋伯“为公共租界的公众安全，勇敢与歹徒搏斗，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受到中外人士一致好评。黄出殡时举行了盛大的丧仪，工部局允照阵亡例用炮车载送灵柩，万国商团队员“戎服恭送，以志钦敬”，有力地扩大了中华队的影响与声誉。随后在万国商团举行的射击比赛中，中华队派出的10名参赛队员创造了135分的佳绩，创造了万国商团有史以来射击比赛的最高纪录，再次证明中华队表现优异，备受中外人士赞许。于是，万国商团对中华队的一些限制性规定逐渐取消。至20世纪20年代末，中华队“得与各国队伍受同一之待遇”，越来越多地受到外侨称赞。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万国商团中华队除担任防务，并征募各界热心人士组织译员队，于各友邦驻军防线，专理译务，为中外军民消除隔阂。10月，经工部局核准，正式成立翻译队，作为万国商团之一队，队长由中华队队长兼任。于是，在万国商团中有了中华队和翻译队两队华员。

本书对中华队和翻译队历程的详细考察，不仅揭示了万国商团内部华员群体的奥秘，其争取同等待遇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与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之政治诉求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立场的表达。但华商体操会加入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成为中华队后，与上海华界地区成立的其他商团在政治取向与发展轨迹上出现分野，可视为上海商人政治关怀与抉择上的首次区分。上海华商商团对于政治运动呈现出更积极姿态，导致“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解散，领导人还受到通缉被迫流亡。加入万国商团的中华队以及后来的翻译队，“只图自卫，不问政治”，走上了“骥附列强”的发展之路，体现出浓郁的半殖民地特征。不过，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万国商团中华队有时也起到了保护租界内华商公司企业的作用。

四、万国商团的复杂影响

毫无疑问，诞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万国商团，与租界一样都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其主要作用也主要是保护公共租界外人的利益与秩序。不仅如此，本书还指出：“万国商团本是洋商自治、以在地中国人为假想敌的军事组织。”换言之，万国商团主要是防范中国人、保护外国人的准军事组织，其作用和影响自然也主要体现于此。

不过，随着各方面情况的发展演变，特别是20世纪初新兴华商群体的崛起，其合群观念日益增强，万国商团对华商商团的创建在客观上起了示范效应。可以说，华商组织商团主要是效仿万国商团的举动。不仅虞洽卿最早创办华商体操会如此，随后沪商成立的“五体育会”以及众多商团同样也如此，甚至苏州、无锡、武进等地商人成立商团，也是以上海万国商团为榜样。例如1906年夏秋苏州绅商倪开鼎等10余人联名呈文商务总会，请转呈商部准允成立苏商体育会，对此有具体阐述：“泰西各国商人，皆有军人资格，如上海租界西商，设有商团，无事则按期操演，有事则守望相助，是以租界之中，偶有变端，其所损失多华商财产，西人晏然如故，彼优我绌，相形益见。近者上海北市有华商体操会，南市有商业体操会，皆急起直追，力图补救。苏州水陆交通，市廛阗溢，凡商界身家财产，奚啻亿兆，咸寄于此。亟宜振刷精神，固结团体，去畏思之积习，弥隐患于无形。现经职等公同集议，拟于省垣适中之地，设苏商体育会，以健身、卫生为始事，以保护公益、秩序、治安为宗旨。办有成效，为将来商团之先声。”同年10月，苏州商团的前身苏商体育会正式获批成立。

前曾提及“一·二八”事变淞沪战事发生后，万国商团担任公共租界防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签订，只带来了短短数年的和平，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战事爆发。此前一日，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万国商团即奉工部局令全部开赴各防区驻扎，“俾界内所有居民，无论属何国籍，均得安居，而经营其合法之职业”。由于任务繁重，万国商团不断扩充人员，在淞沪会战近一月后，可资调遣的兵力规模已远远超过战前，达到将近2500人。由于万国商团的有力协防，战事期间租界成为相对安全之处，容纳了数十万战争难民。“八一三”战事后，公共租界内6个华人商界团体曾联名致函工部局，称赞万国商团“能在极端困难之情况下，维持公共租界之治安，足见其明于职守，不稍畏缩，尽其所负极为艰辛之职责”。

不仅如此，万国商团有时也对华商公司企业予以保护。例如“二次革命”期间，沪上各大商以及总商会极为惶恐，担心战火导致工商业者遭受损失，亟盼获得保护。无奈之中，上海总商会致函外国驻沪领事请予保护，阐明“商民公意，商场万不能作战场，庶商务、治安两有裨益”。与此同时，总商会议董夏粹芳率闸北15家华商丝厂禀告工部局，请派万国商团保护。工部局初派万国商团美国队进驻闸北予以保护，但传闻四起，认为夏粹芳此举为公共租界吞并闸北提供了便利，为消弭谣传，公部局马上撤回美国队，换之以中华队，并公开表示如地方秩序三日安堵无虞，万国商团中华队也自当撤回，所谓吞并闸北传闻实属误会。

当然，万国商团主要奉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命采取行动，旨在维护外人的利益，并非出于保护华人的动机，至多只是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点相关作用，这与华商商团的作用与影响显然有别。1938年8月，奉工部局之命，万国商团还曾参与镇压“四行孤军”升国旗事件，致使孤军营士兵多人受伤，3人死亡，激起国人强烈愤怒。《申报》发表社论《“四行”壮士升旗被辱》，谴责工部局及万国商团的行为，对“四行孤军”致以深切同情与敬意。

五、研究视野与史料挖掘

近些年来，不断扩充研究角度与视野，是史学研究发展的一大特点。其中谈论最多的，当属全球史研究视野。全球史视野已不仅仅是世界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迄至目前真正运用全球视野作专题实证研究的重要成果却并不多见。本书可以说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尝试，但是否获得成功也仍需学术界进行评判。

从研究对象的特点看，万国商团应该是以全球史视野开展研究的一个绝佳范例。因为万国商团本身即具有浓郁的全球色彩，由众多国家的队员组成，诞生于非常独特的上海公共租界。在近代中国的租界中，上海公共租界既与毗邻的法租界不同，又与中国其他通商口岸诸国列强辟设的外国租界亦有不同，不是某一国的殖民地，具有国际化色彩，由多国侨民寡头组成的工部局管理，也堪称全球化场域。类似的公共租界在近代中国独此一处，也只有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方能孕育出独特的国际化万国商团。

本书对全球视野十分重视，辟有专门的小节对此进行了论述。作者强调：基于公共租界和万国商团的上述特点，“本书研究开展之文献基础与考察视野，也不能囿于一地一国，自然需要全球视野”。具体而言，本书的全球视野主要体现在“文献搜集的全球视野”和“历史书写的全球视野”两个方面。由于万国商团的史料除一部分散存于上海市档案馆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其余散见于英美乃至世界各地，从语言文字看有中文、英文、俄文等。因此，对于万国商团文献的搜集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其实，尽力搜集各方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即使不强调全球视野也应该这样做，只是万国商团的史料搜集相对于一般研究课题具有更大的难度，这也是万国商团长期缺乏研究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本书提出的“文献搜集的全球视野”或许并无突出的实际意义，倒是发掘出万国商团许多重要的史料更为弥足珍贵。例如万国商团最为重要的一手史料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万国商团85周年纪念册》，编纂于1938年，时值万国商团成立85周年，全书共计287页，插图800余幅，记述了万国商团自筹组至1938年的历史演变。其书写风格与中文志书的编纂原则相类，除万国商团简史之外，另对各支所属连队都有分节介绍，并有司令官表和小刀会起义等附录章节。另有一俄语文献，名为Шанхайский русский полк, 1927-1945（《上海白俄团，1927-1945年》），共18 章367 页，其中正文332 页，另附图片33 页，完整呈现万国商团中白俄武装力量从1927 年创建到1945 年解散的历史。中文文献则有1925年、1935年由上海万国商团华队公会自编的《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三十年》两本纪念册，是深入了解该团华员群体历史活动的一手史料。通过发掘这些中外文珍贵史料，不仅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而且为史学界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也提供了便利，因而称得上是一大贡献。

关于“历史书写的全球视野”，在本书各章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应该说得到较好的贯彻。但在笔者看来，本书虽特别强调全球视野，实际上却是全球视野与区域视域的结合。书中也曾阐明，此项研究旨在以全球视角重新审读上海历史，以万国商团组织变迁为切入点，结合公共租界之历史变迁，综述其生长历程与社会功能，分析其变化形态与历史功用，实证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世界列强国势更迭于一地区所造成的若干影响，展现中国城市近代转型时的历史复杂性和多重面向。从以上说明以及书名《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不难看出，其学术追求似乎在于“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对于中青年学者而言，有这样的学术追求非常重要。去年拙著《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得以出版，在“绪言”的结尾也指出：“上海史研究的深化需要‘走出上海’，上海商会史研究的拓展也应该‘跳出上海商会’，以更宽广的宏观视野与对比视角进一步研究上海史和上海商会史”。这其实也是强调全球视野与区域视域的结合，当然其难度也较大。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希望透过万国商团这一具体研究对象，描绘出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恐怕是对万国商团赋予了过高的象征性价值与意义，由此难免给自己带来一个无法真正完成的研究目标。通读这部著作之后，我们可以在诸多方面发现其学术创新的观点及其价值，但却对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估计难有很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其勇于探索的学术追求还是值得鼓励的。

最后，不禁想起40余年前业师章开沅先生率先大力倡导商会、商团研究的高瞻远瞩之举。今年5月28日章师以95岁高龄驾鹤西遊，永远离开了我们，但由其倡导的商会史研究早已是硕果累累，商团史研究的发展虽然相对滞后，如今也将有颇具学术分量的专著出版，相信九泉之下的业师会感到欣慰。

“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借用章开沅先生常常勉励我们的题词，与本书作者共勉。

2021年7月7日于武昌桂子山

本文原为《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