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选拔人才备受瞩目的科举制考试，从开创以来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从创立到完善，再到一步步发展到最终，其间的变化是很大的。例如，唐朝科举考试的内容涉及到时务策、帖经、杂文；宋代考试内容大多是帖经、墨义和诗赋；到了晚清，科举考试的内容又成了八股文。不管咋变，科举制度似乎都是当时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然而，在经济各方面繁荣鼎盛发展的盛唐时期，或许有那么一点不常被人关注到——唐代的科举制考试，阅卷时实际上采取不糊名的方式？
试想一下，如果现在的正规考试，如果不采取准考证号的形式，而将每个人的大名明晃晃的放在试卷开头，那么暗中作弊的风险，是不是大大提高？假如阅卷老师跟某一位学生相熟，又怎能保证不会有失偏颇？所以，这样的方式并不是特别公平。
然而，唐代的科举制考试，非但不糊名，主考官还依靠考生平日里的名气和声誉，来作为阅卷评分的主要参考。也就是说，考生平时所作诗文的流传度与知名度，以及声誉的好坏，决定了是否能够被主考官录取。
其实，这有一定的好处。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如果真的有才能，那么诗文一作就会流传甚广，名声也会大大远扬。比如苏轼、柳永等人，他们虽然不是唐朝人，但他们靠着自己的诗文和才华，就做到名声远扬。所以，无论处于什么阶层，只要足够有文采，早晚都会有名气。
但这也给绝大多数没那么有才能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由于录取的导向问题，考生们寒窗苦读，进京赶考，来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好好复习，而是提前结交名人，向他们投递自己的诗文作品。假如自己的作品能够博得名人们的青睐，则可以争取到他们的推荐，这对自己的名气而言，有益无害。
久而久之，这也逐渐成为唐朝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们之间的一种风气。
所以，当时有个词很流行：“行卷”。具体就是说，在科举考试之前，要参加科考的士人先把之前拿得出手的作品，送给权贵重臣、社会名流，借助他们的手来“营销”名声，为科考铺平一条顺畅路。
也可以想象到，这里面确实“水很深”。纵然科考以名气和声誉作为阅卷评估标准，出发点是好的，但这极易引起他人产生投机取巧心理。于是，大家都不好好准备科考了，反而将绝大多数时间、精力和财力，用在社会结交上。
如果能找到最稳的后台和靠山，那么这一次科考多半就稳了。假如能找到王爷推荐，那就别退而求其次找诗人。例如，唐代著名的诗人王维，据说他当时科考时，就是获得了岐王的推荐，名气大大提高，弱冠之年就考中了进士，一时荣耀无限。
当然，王维自身的才华，也值得这样的推荐。由此可见，将士人的名气和声誉作为重要参考因素来评估，也有一定道理。发展到唐朝中晚期，“行卷”基本上就成了参加科考的考生们必做之事，假如说不屑于或者忘了，那基本上就名落孙山，准备重头再来吧。
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找准了“方向”，比如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参加了三次科考，三次都没有中。就在第四次科考时，遇到了已经退休的宰相郑余庆，借机“行卷”。因为韩愈的诗文很受郑余庆的青睐，这位“前宰相”就在自己的交际圈子里，为韩愈推广扬名。果不其然，这一年科考成绩榜下来，韩愈成功考中进士，从此名声打响。
从韩愈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失败了别气馁，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的缺陷，可能是方法和方向不对。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上来看，科考阅卷不糊名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公平，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当时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情况。相比于只有士族才能做官，科举考试给寒门子弟提供了一条路，如果真的有才能，即便是家境贫寒，也能依靠才华，有名扬朝堂、录取中榜的那一天。
作者：我方团队月落星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