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選拔人才備受矚目的科舉制考試，從開創以來貫穿整個封建社會，從創立到完善，再到一步步發展到最終，其間的變化是很大的。例如，唐朝科舉考試的内容涉及到時務策、帖經、雜文；宋代考試内容大多是帖經、墨義和詩賦；到了晚清，科舉考試的内容又成了八股文。不管咋變，科舉制度似乎都是當時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
然而，在經濟各方面繁榮鼎盛發展的盛唐時期，或許有那麼一點不常被人關注到——唐代的科舉制考試，閱卷時實際上采取不糊名的方式？
試想一下，如果現在的正規考試，如果不采取準考證号的形式，而将每個人的大名明晃晃的放在試卷開頭，那麼暗中作弊的風險，是不是大大提高？假如閱卷老師跟某一位學生相熟，又怎能保證不會有失偏頗？是以，這樣的方式并不是特别公平。
然而，唐代的科舉制考試，非但不糊名，主考官還依靠考生平日裡的名氣和聲譽，來作為閱卷評分的主要參考。也就是說，考生平時所作詩文的流傳度與知名度，以及聲譽的好壞，決定了是否能夠被主考官錄取。
其實，這有一定的好處。因為某種程度上來說，“酒香不怕巷子深”，如果真的有才能，那麼詩文一作就會流傳甚廣，名聲也會大大遠揚。比如蘇轼、柳永等人，他們雖然不是唐朝人，但他們靠着自己的詩文和才華，就做到名聲遠揚。是以，無論處于什麼階層，隻要足夠有文采，早晚都會有名氣。
但這也給絕大多數沒那麼有才能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機。由于錄取的導向問題，考生們寒窗苦讀，進京趕考，來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好好複習，而是提前結交名人，向他們投遞自己的詩文作品。假如自己的作品能夠博得名人們的青睐，則可以争取到他們的推薦，這對自己的名氣而言，有益無害。
久而久之，這也逐漸成為唐朝參加科舉考試的士人們之間的一種風氣。
是以，當時有個詞很流行：“行卷”。具體就是說，在科舉考試之前，要參加科考的士人先把之前拿得出手的作品，送給權貴重臣、社會名流，借助他們的手來“營銷”名聲，為科考鋪平一條順暢路。
也可以想象到，這裡面确實“水很深”。縱然科考以名氣和聲譽作為閱卷評估标準，出發點是好的，但這極易引起他人産生投機取巧心理。于是，大家都不好好準備科考了，反而将絕大多數時間、精力和财力，用在社會結交上。
如果能找到最穩的背景和靠山，那麼這一次科考多半就穩了。假如能找到王爺推薦，那就别退而求其次找詩人。例如，唐代著名的詩人王維，據說他當時科考時，就是獲得了岐王的推薦，名氣大大提高，弱冠之年就考中了進士，一時榮耀無限。
當然，王維自身的才華，也值得這樣的推薦。由此可見，将士人的名氣和聲譽作為重要參考因素來評估，也有一定道理。發展到唐朝中晚期，“行卷”基本上就成了參加科考的考生們必做之事，假如說不屑于或者忘了，那基本上就名落孫山，準備重頭再來吧。
當然，也有一些人并不是一開始就找準了“方向”，比如韓愈。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韓愈參加了三次科考，三次都沒有中。就在第四次科考時，遇到了已經退休的宰相鄭餘慶，借機“行卷”。因為韓愈的詩文很受鄭餘慶的青睐，這位“前宰相”就在自己的交際圈子裡，為韓愈推廣揚名。果不其然，這一年科考成績榜下來，韓愈成功考中進士，從此名聲打響。
從韓愈身上我們可以學到，失敗了别氣餒，有時候不一定是自己的缺陷，可能是方法和方向不對。
站在我們今天的角度上來看，科考閱卷不糊名這件事，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公平，但是從曆史的角度看，對于當時來說，還是相對比較公平的情況。相比于隻有士族才能做官，科舉考試給寒門子弟提供了一條路，如果真的有才能，即便是家境貧寒，也能依靠才華，有名揚朝堂、錄取中榜的那一天。
作者：我方團隊月落星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