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
三号坑出土戴尖帽铜立人像
一个遗址可以且往往包含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堆积，而遗址分期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应该做严格区分的。这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考古学文化定名讨论[1]以来，考古学界的共识和常识。“遗址的分期，探讨的是不同考古学文化在同一遗址内堆积的先后问题。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指一考古学文化所经历的历史的相对年代的划分。”[2]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围绕三星堆遗址及其所包含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却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早在20多年前，即有学者指出，“近十多年来，学者们对‘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遗址’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纠缠不清，因而滞误了对三星堆文化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使得四川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处在一片迷雾之中”[3]。梳理学术史，感觉直到近年，围绕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这一问题仍“处在一片迷雾之中”，而三星堆遗址先秦时代遗存分属于多个考古学文化、三星堆文化始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的共识来之不易。
一、遗址与文化分期的混淆
在1987年发表的三星堆遗址首篇发掘简报（1980~1981年度）中，发掘者就指出在已辨识出的三期文化中，“第一期和第二期文化遗物的特征变化较大，判然有别，其间又有明显的间隙层，故我们认为第一期与第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去较远，而第二期与第三期遗物的特征差异不甚大，并有不少承袭因素，可能两期文化的年代紧相衔接”[4]。该简报最后虽提出“三星堆文化”的概念，但并未对其内涵给出确切的界定；且文中又有“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提法，语意含混。
此后，参与发掘的学者的论文中所谓“广汉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最初指的都是包含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在内的先秦时代文化遗存的全部。所以“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概念被屡屡提及[5]。当时学者引用转述发掘简报时也都是将遗址的四期看作一个整体：
（作者：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三代考古》（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科学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