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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约7000年或更早些时候，东南地区的先民们开始由采集经济向产食经济过渡。在宁镇平原、宁绍平原和太湖流域，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些固定的聚落，原始农业也从森林间的沼泽和开阔地段发展起来。生活在河姆渡、罗家角、马家浜、草鞋山等原始村落中的东南先民，大踏步跨入定居的农耕部落社会。
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先民，主要从事以稻作经济为主的原始农业，在江湖边或沼泽地，用骨耜、石铲整治水土，种植水稻，烧制陶器，饲养猪、狗和水牛。座落在宁绍平原湖沼与丘陵山地交接处的河姆渡聚落，堪称这一期农耕村落的典型之例，当时的河姆渡气候温热湿润，雨量充沛，地势低洼，水位较高。为了防潮驱湿，河姆渡先民在这里营建起干栏式建筑。考古学家根据遗址中发现的1000多件木建筑构件的排列情况，确认这里当年一共建有三栋干栏式房屋，其中一座长度在23米以上，进深约7米，面向东北的一边，还有宽约1.3米的前廊过道。人类学家汪宁生根据这栋房屋的结构。
房屋下面的食物堆积层以及遗址中出土的陶灶、陶釜的规模，并结合民族志资料，推测这是一座公共住宅，但居住在大房子里的各个小家庭却不是同财，而应是各自为炊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稻谷、谷壳稻杆、稻叶遗存。据考古学家推算当年贮藏的稻谷在12万公斤以上；结合同时出土的大批骨耜、石斧、石锛、石凿等农业生产工具分析，稻作农业无疑已经成为河姆渡文化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
在种植水稻之余，先民们还从事捕捞渔猎，他们依靠木矛、石丸，陶球、木桨等渔猎工具。射杀游鱼、捕获飞禽，猎取麂鹿、猕猴、水獭、亚洲象、犀牛、四不象、熊、虎等野兽；同时，还采集橡子、菱角、酸枣、桃子、薏仁米之类草木果实，可见，尽管稻作农业已相当发展，采集渔猎也还是不可或缺的。
在东南地区的农耕部落社会中，基本的社会单位大概是依靠氏族、同龄人组织、图腾信仰等方式把许多与之相交的小群体组织在起而构成的，因此，部落时代社会单位的规模比“游群”显然更大些。部落内部，在经济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分工，男性成年人主要从事农业、渔猎等重体力劳动，而妇女则纺织制陶，烧煮食物，抚育子女，这可以从当时基葬的随葬品组合中得到证明。例如圩墩马家浜文化墓地、纺轮一类纺织工具往往都在女性墓中出土，而石錛、骨镞、石斧、石凿、鹿角器等农业和狩猎工具，一般都在男性墓中发现。
从墓中随葬品看，当时社会还没有阶级之分，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是相当平等的。如河姆渡、马家浜、草鞋山等地的氏族墓地一般规模较大，墓葬排列密集，以单人葬为主，有一定数量同性合葬.随葬品普遍较少，也无太大差别，除了日用陶器外，很少随葬生产工具，有些甚至没有任何随葬物。由此看来，私有制显然没有萌生，社会成员在经济上还是平等的。因此，这时期部落中的领导人尽管已经存在，但似乎也还仅仅是名义上的。他们既没有经济上的特权，政治上的特权更加有限，看来只是按照整个部落的意愿或社会的传统行使着管理职能而已。
到崧泽文化(公元前3900-前3300年)的中晚期，东南文化圈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富有意义的变化，由于不同部落间文化的交流、传播和融合，原始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原始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上海青浦崧泽、福泉山、寿前村，浙江吴兴邱城、嘉兴双桥，江苏武进寺墩、常州圩墩、吴县草鞋山、张陵山、苏州越城、海安青墩等地崧泽文化遗址的文化内涵显示，在生产技术上，石斧、石锛和石凿等石制生产工具普遍使用，在邱城、汤庙等遗址还发现了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石犁；石制工具制作精细，不但廓线挺直、器表光洁，而且广泛采用管钻穿孔技术；与此同时，骨器生产工具逐渐减少，狩猎工具也已少见，这表明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而狩猎则已退居次要地位了。
在制陶业方面，慢轮修整技术普遍采用，器物造型多样，风格也较前期活跃。专家们指出，崧泽文化的陶器以灰、黑色占较大比重，这是采用原焰焙烧的结果，反映了陶窑结构的改革与工艺水平的进步。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崧泽文化时期的水井，表明河姆渡时代发明的凿井技术已经推广开来。
从社会结构看，崧泽时期的部落共同体也较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扩大了，崧泽墓地先后清理出97座基葬，大体上分布在五个墓区，每个墓区都有分属于各个不同时期的墓葬。同一时期的墓葬互不叠压，大概当吋墓区之间设置有地面标志，表明当年该遗址可能居住着五个不同的氏族，共同组成一个部落共同体。草鞋山遗址属于崧泽文化时期的89座墓葬，也大体分布在南、北两个墓区中，两区之间相限8~12米，可见这里也应是两个氏族的墓地。墓区发掘结果表明，每个氏族的成员不分男、女、老、幼，死后都合葬在同一墓地之中。
进入良渚文化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势头较前期更为迅猛，原始农业、手工业全面发展，人口不断增多，聚落到处林立，原先存在的一个个小部落，最终融聚发展成更大、更高级的社会组织——酋邦。
稻作农耕文化在东南文化圈诞生以来，经过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至良渚文化而出现一大转折，其表征是骨铲石锄式农耕制向犁耕制的过渡，在良渚文化中，三角形石犁、耘田器、双孔石刀、附加木柄的石镰等新型农具先后发明和使用开来，石钺、石镰、有段石锛的器形也大大改进。其中大型石犁就有单刃石犁、双刃石犁等品种，单刃石犁呈不等边三角形，长达四十厘米，刃口在底部，斜边上端有短柄，使用时，在短柄上安装木把，一人在后面扶木把，一人或数人在前面拖引，即可翻地。
双刃石犁为等腰三角形.石犁的中部常钻有一至三个孔，刃口在两边，应为犁铧；使用时，把石犁安装在木质犁床上，石犁被包在木犁床中间，露出刃口，避免了石犁发脆易坏的弱点，翻土时，只要一人在后面扶犁的木柄，数人在前拉绳即可。
至于半月形的双孔石刀和附加木柄的石镶，这种收割工具的基本形制至在现代农村的铁制品农具中还保留着。在良渚文化中，它们已经普遍使用了，石犁、石耘出器、双孔石刀、附木柄的石镰等工具的普遍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为大面积种植水稻提传了条件。
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把金属工具对农业的影响摆在首要地位，而忽视高度发达的石器生产工具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就长江、钱塘江下游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而言，制作精致的石农具并不亚于铜铁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在宁镇、杭嘉湖、宁绍平原地区的土壤条件下，精致的石器农业工具同样使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和广阔森林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种植普遍，蚕豆、甜瓜、葫芦、西瓜和花生等农作物也培植起来，这无疑是新工具的推广使用和农耕技术改进提高的直接结果。
农业的发达，为原始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良渚文化时期，原始手工业内部各行业的分工比较明确，除了原有的制陶业和石器加工进一步发展之外，还出现了纺丝织布、玉器制造和竹器编织等新的行业。
在玉器制作行业，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时期发展起来的玉器制作工艺，到这一时期已经成为手工业方面的主要部门，玉器品种除璜、玦、管、珠、镯、环、玉佩带钩、玉匕等装饰品外，还有玉钺、玉圭，玉璧、玉琮、玉冠状器、玉三叉形饰、锥形饰等高贵的礼仪用器，特别是琮、壁、圭、冠状器、三叉形饰，雕琢得尤为精致，玉器的雕逐使用了阴纹线刻、浅浮雕、半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或纹饰匀称和谐、结构严谨；有的阴纹线刻比毫发还要纤细，须在放大镜中才能看清图案，其典雅精致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玉器要通过采玉、剖玉作坯、钻孔、打磨、琢刻、抛光等一道道复杂的工序雕琢而成，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器制造业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化的生产部门。
良渚文化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稻作农业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各地农业村落中的人口也大量增长。
在考古学上，人口大量增长的表征是良渚文化聚落遗址比崧泽文化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太湖流域地区迄今发现的马家浜文化有50余处，崧泽文化遗址也仅有50余处，而良渚文化遗址则多达300余处，足证当时人类生存、活动的空间已大大拓展。从聚落的分布规律看，良渚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遗址成串成片分布、密集度极高。
良渚文化聚落形态及规模的多层次、级差式特征，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当以杭州附近地区的良渚遗址群最具典型。该遗址群的中心是一处东西长620米、南北长45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大型高台遗址。经试掘，这一高台遗址系人工营筑，在试掘探方中发现有堆积很厚的大面积红烧土遗迹，人工填土有的地方深达10米以上。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就是当时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在这处中心遗址的周围，散布着数十处中、小型遗址。
小型遗址如良渚镇附近的横圩里、茅庵前、棋盘纹、筍山前、横村塘和大堆乡等地，居住点彼此相邻，面积不大，每个聚落一般仅数百平方米，表明聚落点的居民多是聚族居的家族、良渚文化的大型聚落或城邑虽未发掘，但据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良渚文化大基的规模推测，当时已经存在较大规模的城邑一点似无可疑。
良渚文化时期酋邦首领享有的特权是相当惊人的。从考古资料看，他们不仅生前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能够驱使民众为自己营建陵墓，近年来发掘的良渚文化时期酋邦首领墓地，一般都营建在考古学家称作“土筑的金字塔”的土墩上，如福泉山墓地土台东西长90米，南北宽76米，堆积厚度达8.6米左右；反山墓地高上台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堆积的厚度7米左右；草鞋山基地高土台东西长120米，南北宽100米，高出地面约10.5米。考古家们确认，这些土台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堆筑而成的。
依据当代人类学的理论架构，酋邦属于前国家社会的一种形态，即国家的原型。太湖流域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已进入酋邦社会鼎盛期的事实表明，文明的曙光已经在此时的东南大地喷射而出；国家和文明正如磅礴欲出之朝日，横空出世只是须臾之间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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