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出生的宋阿曼与王占黑走上思南读书会舞台，掀起一阵“年龄的飓风”，让70后评论家张定浩成了名副其实的“前辈”。这场围绕宋阿曼小说集《啊朋友再见》展开的漫谈，由时间与记忆开启。
《啊朋友再见》是宋阿曼的第二部小说集，收录《西皮流水》《堤岸之间》《白噪音》《李垂青，2001》《啊朋友再见》5篇小说，其中《西皮流水》刚刚获得第八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谈到书名《啊朋友再见》，宋阿曼表示，这首属于父辈的流行音乐中，战友同行的悲壮感曾深深打动她，“当代人的友情或爱情，从理想而言，多少都有些寻找同行者的感觉。”
作为宋阿曼的同龄人，王占黑用“氛围美人”形容她的阅读感受——“氛围美人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的正脸，但放在一定氛围，会带来一种无可替代的美感。宋阿曼的写作某种程度和‘氛围美人’有一定契合。它非常空灵，有一种能让人沉浸的魔力。可能因为她也写诗，在写作中不断用词语达到一种丰满，在这个基础上，人物、故事渐渐流淌出来。”
《啊朋友再见》中的5篇小说主人公注视并承受着生活的变化，用平静的方式完成新的“冒险”。宋阿曼说，小说集每篇小说的人物，他们的年龄、地域、职业各不相同，有人悬垂于世纪末的学院边角，在爱中涉险；有人驱车深入荒原，夜访银河，只为亲身感受柔软与清洁的震撼；有人在浪漫消亡的年代将老式情谊打捞，宁愿自我破碎，也要维护一份对天真的确信……她在写作之前隐隐有个期待：无论是小说还是生活，美和宽阔是可能的。
在张定浩看来，诗人写小说容易陷入抒情的误区，其实诗人写小说更重要的是词语的准确，正如纳博科夫所说，“一个作家需要一个诗人的精确和科学家的想象力。”宋阿曼的诗歌干净利落，带有一种英姿勃发的感觉，她的小说同样受到诗歌的滋养。
身为70后，如何看待90后写作者？“不必用代际区分写作者，互联网时代，有才华的人不会被埋没。他们不是被评论者注意到的，而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张定浩分析，同为90后的王占黑与宋阿曼，写作风格恰好互补。“王占黑的小说描写的是周围的世界，自己是往后退的；宋阿曼的小说更多是内在的，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识。阅读前者，不用想着自己是谁，跟着故事往前走即可，因为它会不断激发人的好奇心。阅读后者，读者始终会想着自己，它不停让你停下反思。”
《啊朋友再见》腰封上有句话：“我由他们思考时间的形态，思考爱，思考一条河的干涸与涨潮。从生活的潮涌中跃起，是一次明亮的自我宽解。”完成整部作品，宋阿曼才发现，其中多篇都在处理过去，“可能我怀念的并非过去的某个时间段，而是那段时间人所拥有的某种品格。”
以《李垂青，2001》为例，王占黑谈到，小说的感觉仿佛是从遥远的岸上回望曾经在河流中的一些人和事，模模糊糊，但又有强烈的感情。“一些光辉人物回忆过去自带滤镜。我的经验是，叱咤风云的校园诗人进入社会后，常常很快会迷失方向。其实‘曾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还在创作，是一个写诗的人。现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回望过去，就会更加完整和透彻。”张定浩说。
“我试图用自然的时序和变化来表现时间的秘密。”宋阿曼解释，从这个角度而言，写作是回望、反刍、适应一时可能无法接受的事物的练习。“年轻时遇见一些大事常常处于‘眩晕’和木然的状态。随着情感成熟度的增加，突然有勇气面对逝去。生活不是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作去生活，但生活的经历会在不知不觉中触发写作。”
对此，王占黑有同感：“两年多来，我一直反复做的写作练习都和疫情发生的冬天有关。我通过写作不断反刍与咀嚼那段时间，在巨大的变化之下，经历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做了什么。”
《啊朋友再见》与宋阿曼的第一本小说集《内陆岛屿》间隔三年，“与我的同龄人相比，我写得很慢，篇与篇的空白很长。或许是用时间阻隔写作惯性的一种方式——不因为读者喜欢某一篇小说的风格和题材就重复下去。”她希望自己能精进，这个过程就如她在小说中写下的一句话：“一直对生活维持思想。”
“写给迟来的丧失感，写给不期而遇的重逢和不告而别的离去。抒写青春的小说没有刻意的痛，而有难得的从容，宋阿曼找到了自己的小说叙事。”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