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出生的宋阿曼與王占黑走上思南讀書會舞台，掀起一陣“年齡的飓風”，讓70後評論家張定浩成了名副其實的“前輩”。這場圍繞宋阿曼小說集《啊朋友再見》展開的漫談，由時間與記憶開啟。
《啊朋友再見》是宋阿曼的第二部小說集，收錄《西皮流水》《堤岸之間》《白噪音》《李垂青，2001》《啊朋友再見》5篇小說，其中《西皮流水》剛剛獲得第八屆“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談到書名《啊朋友再見》，宋阿曼表示，這首屬于父輩的流行音樂中，戰友同行的悲壯感曾深深打動她，“當代人的友情或愛情，從理想而言，多少都有些尋找同行者的感覺。”
作為宋阿曼的同齡人，王占黑用“氛圍美人”形容她的閱讀感受——“氛圍美人不是一個特别具體的正臉，但放在一定氛圍，會帶來一種無可替代的美感。宋阿曼的寫作某種程度和‘氛圍美人’有一定契合。它非常空靈，有一種能讓人沉浸的魔力。可能因為她也寫詩，在寫作中不斷用詞語達到一種豐滿，在這個基礎上，人物、故事漸漸流淌出來。”
《啊朋友再見》中的5篇小說主人公注視并承受着生活的變化，用平靜的方式完成新的“冒險”。宋阿曼說，小說集每篇小說的人物，他們的年齡、地域、職業各不相同，有人懸垂于世紀末的學院邊角，在愛中涉險；有人驅車深入荒原，夜訪銀河，隻為親身感受柔軟與清潔的震撼；有人在浪漫消亡的年代将老式情誼打撈，甯願自我破碎，也要維護一份對天真的确信……她在寫作之前隐隐有個期待：無論是小說還是生活，美和寬闊是可能的。
在張定浩看來，詩人寫小說容易陷入抒情的誤區，其實詩人寫小說更重要的是詞語的準确，正如納博科夫所說，“一個作家需要一個詩人的精确和科學家的想象力。”宋阿曼的詩歌幹淨利落，帶有一種英姿勃發的感覺，她的小說同樣受到詩歌的滋養。
身為70後，如何看待90後寫作者？“不必用代際區分寫作者，網際網路時代，有才華的人不會被埋沒。他們不是被評論者注意到的，而是自然而然出現的。”張定浩分析，同為90後的王占黑與宋阿曼，寫作風格恰好互補。“王占黑的小說描寫的是周圍的世界，自己是往後退的；宋阿曼的小說更多是内在的，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識。閱讀前者，不用想着自己是誰，跟着故事往前走即可，因為它會不斷激發人的好奇心。閱讀後者，讀者始終會想着自己，它不停讓你停下反思。”
《啊朋友再見》腰封上有句話：“我由他們思考時間的形态，思考愛，思考一條河的幹涸與漲潮。從生活的潮湧中躍起，是一次明亮的自我寬解。”完成整部作品，宋阿曼才發現，其中多篇都在處理過去，“可能我懷念的并非過去的某個時間段，而是那段時間人所擁有的某種品格。”
以《李垂青，2001》為例，王占黑談到，小說的感覺仿佛是從遙遠的岸上回望曾經在河流中的一些人和事，模模糊糊，但又有強烈的感情。“一些光輝人物回憶過去自帶濾鏡。我的經驗是，叱咤風雲的校園詩人進入社會後，常常很快會迷失方向。其實‘曾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時此刻——你還在創作，是一個寫詩的人。現在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回望過去，就會更加完整和透徹。”張定浩說。
“我試圖用自然的時序和變化來表現時間的秘密。”宋阿曼解釋，從這個角度而言，寫作是回望、反刍、适應一時可能無法接受的事物的練習。“年輕時遇見一些大事常常處于‘眩暈’和木然的狀态。随着情感成熟度的增加，突然有勇氣面對逝去。生活不是寫作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寫作去生活，但生活的經曆會在不知不覺中觸發寫作。”
對此，王占黑有同感：“兩年多來，我一直反複做的寫作練習都和疫情發生的冬天有關。我通過寫作不斷反刍與咀嚼那段時間，在巨大的變化之下，經曆了什麼，想到了什麼，做了什麼。”
《啊朋友再見》與宋阿曼的第一本小說集《内陸島嶼》間隔三年，“與我的同齡人相比，我寫得很慢，篇與篇的空白很長。或許是用時間阻隔寫作慣性的一種方式——不因為讀者喜歡某一篇小說的風格和題材就重複下去。”她希望自己能精進，這個過程就如她在小說中寫下的一句話：“一直對生活維持思想。”
“寫給遲來的喪失感，寫給不期而遇的重逢和不告而别的離去。抒寫青春的小說沒有刻意的痛，而有難得的從容，宋阿曼找到了自己的小說叙事。”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