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接着上回讲。校事吕壹等人，在孙权的授意和支持下，大肆打击朝臣，搞得一众大臣对吕壹痛恨入骨。但是，上一回我们专门分析了，吕壹举核孙权的女婿、左将军朱据贪污三万缗钱，是属实的，吕壹这是妥妥的反贪污重拳，根本就没有冤枉朱据，怎么能说吕壹操弄权柄、屡兴冤狱呢？
我们有必要掰饬掰饬——
吕壹们是否制造了冤案？
史书明确记录的吕壹办的案子一共四件，朱据案、郑胄案、顾雍案、刁嘉（是仪）案，我们挨个儿晒，看这几个人到底冤不冤。
朱据。贪污三万缗钱，属实，但朱据是孙权的女婿，案子嘛，呵呵……
郑胄。《三国志·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载，郑胄，字敬先，沛国人。父亲郑札，很受孙权重用，孙权担任汉朝廷骠骑将军时，郑札为从事中郎，与张昭、孙邵一起制定朝仪。郑胄是郑札的小儿子，从小就有名，是能文能武的那种。郑胄做建安太守时，吕壹的宾客犯法，被郑胄关进大狱，刑讯过程中给打死了（吕壹宾客于郡犯法，胄收付狱，考竟）。吕壹怀恨在心，做校事工作之后，就在孙权面前说郑胄的坏话。孙权大怒，把郑胄召还。潘濬、陈表（偏将军陈武的儿子）为郑胄讲情，郑胄才被释放（潘濬、陈表并为请，得释）。
衣赐履说：吕壹举核郑胄，孙权大怒，将其召回。然后，潘濬、陈表一起为郑胄求情，得以释放。注意，是潘、陈二人“并为请”，而不是潘、陈二人证明郑胄没有犯罪。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吕壹确实公报私仇，也一定是抓住了郑胄的小辫子，并没有冤枉他。
一般认为，此事是吕壹公报私仇、恃宠弄权的典型案例。不过，如果吕壹是公报私仇，那郑胄打死吕壹的门客应该怎么定性呢？该判死罪判死罪，怎么审讯期间就把人打死了呢？反过来看，如果吕壹的那个门客做了个太守县令唔的，恰巧郑胄在境内犯法，门客在审讯过程中一顿板子把郑胄打死了，那这个门客还能继续做他的官吗？当然不可能。我们有理由相信，郑胄和吕壹的门客，身份地位差距巨大，郑胄刑讯打死门客，就啥事儿都没有，连故事都算不上；郑胄如果被刑讯致死，那一定是事故，因为，士大夫们对他们的行为，衡量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顾雍。《三国志·潘濬传》载，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核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都被禁止。
衣赐履说：吕壹奏核了顾雍什么问题，史书没有说。不过，在《三国志·顾雍传》中，有“壹等渐作威福……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之语。可见，史官认为，吕壹查办顾雍，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纤介必闻”，屁大点儿事儿都要向孙权报告，小案大办，轻案重办，实在太过分了！也就是说，顾雍，或者与顾雍有关系的人，一定是犯了些事儿，只不过，以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些事儿当个事儿，但现在突然不行了，哪怕有“纤介”之错，吕壹等人也要核查。显然，吕壹并没有冤枉顾雍，只不过，孙权想修理顾雍罢了。
另，顾雍等人皆受禁止。“禁止”未必是指关大狱里头，大约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身活动自由，比如，顾雍可能只能在家呆着，不许外出，不许与其他朝臣联系，等等。
我们在讲暨艳案时曾经提过，东吴群臣普遍认为，“以功覆过”是东吴政权的基本政策之一，即，对有功之人，如果犯了错，应该考虑他的功劳，不能抓着过错不放。当年，暨艳就因为不讲情面，遭到群臣抵制，孙权不得已杀了暨艳以平众怒。此番，吕壹等人又在走暨艳的老路，不过，这次的声势比那次更大、更猛。
刁嘉（是仪）。上回我们讲了，吕壹诬告江夏太守刁嘉谤讪国政，被牵连的人都说听到刁嘉确实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只有是仪没有附和，他说：
如今，铡刀已经架在我脖子上了，我干嘛要替刁嘉隐瞒，自取杀身之祸，成为不忠之鬼！顾以闻知当有本末。
孙权最终把是仪放了，刁嘉也得以免罪。
衣赐履说：我对是仪，深表尊敬！冒死不肯落井下石，这样的品格，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都是值得尊敬的。不过，刁嘉究竟有没有讪谤国政呢？我倾向于认为，有，或者说，可以认为有。
我们要注意，是仪说，我不会为他隐瞒……顾以闻知当有本末。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约是说，判断一件事，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断章取义，而是要全面地看，有头有尾地看。我们不知道刁嘉究竟说了什么，但很可能某些涉嫌“讪谤国政”的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结果被吕壹拿来当罪证了。举个例子哈，张三说，李四告诉我说，王五是个王八蛋。张三说话的时候，可能好多人都在场，都听到了。后来，有人指控张三，说他骂王五是个王八蛋，但把“李四告诉我说”这几个字省掉了。虽然举报人这种断章取义的行为极为恶劣，但搞得张三百口莫辩。那么，是仪说的“顾以闻知当有本末”，其言下之意当为，刁嘉确实说了一些不好的话，但他到底有没有讪谤国政，不能只挑那几句话说事儿，而要完整地看、前后结合着来看，这样才能搞清楚真相。
这么着看，吕壹确实是冤枉刁嘉了。
且慢！
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
如果张三说完“李四说王五是个王八蛋”，还跟了一句，“其实，李四才是个王八蛋”，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张三肯定不认为王五是个王八蛋。但是，如果张三并没有跟一句“李四才是王八蛋”这样的话，张三本人是怎么看待王五的呢？我个人认为，大概率张三也认为王五是个王八蛋，他同意李四对王五的判断，才会这么说。
因此，关于刁嘉是否讪谤国政，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我个人认为，如果严格来办，最后一定能够查实。
读者可能觉得我这么说，简直跟吕壹一样，太不是东西了！
还真不是那样。
两点理由：
一是东吴在孙权治下，法令严苛，官场大僚、世家大族普遍不满，特别是强化校事制度之后，百官惊惶，连陆逊、潘濬这样的人，一谈起时政就会谈得一起飚眼泪，如果官员们私下喝酒吹牛逼的时候，异口同声赞颂国政，才是不正常的，总会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不满情绪来。因此，刁嘉发个牢骚、说个风凉话，可能性非常大。
二是我判断如果从严查处，一定能够把刁嘉案办成铁案，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我们以前讲过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发明了一条“腹诽罪”，意思是，你虽然没说出来，但你心里这么想了，你就有罪！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为什么那么多大臣都沉默，只有是仪一个人坚持不作伪证？因为啊，刁嘉讪谤国政能不能坐实，只在于孙权是怎么想的，与刁嘉是怎么说的基本无关。臣僚们一不小心，就会搭上性命。
写到这里，我这心里也是一阵发紧。在古代专制制度下，想要得到公平的法律审判，是要靠撞大运的。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是幸运的。
除了上面的几位，诸葛瑾、陆逊、潘濬、朱然、吕岱等人，可能也或多或少牵扯到一些案子，史书语焉不详，我们就不多讲了。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凡被吕壹们指控的人，一定没有完全被冤枉的，只不过，他们被指控的事儿，搁以前，根本不算事儿，吕壹他们上台后，算事儿了。举个例子哈，曹魏的元老重臣蒋济，在当中护军的时候，掌管武将的选拔任用。蒋济买官儿卖官儿是出了名的，在当时就被编成了段子：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我敢说，曹魏的法规里一定有不许买官儿卖官儿的条款。如果因此事举核蒋济，他冤枉吗？当然不冤。但曹魏政府调查蒋济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卖个官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办了蒋济，则会引起群臣的公愤。这个逻辑，实在混账，但很多时候，事情就是遵循这个逻辑而发展变化的。
这样，我们重新审视东吴政权“以功覆过”的政策，就会发现，整个官场，对一些违反法律的行为，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孙权要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就是与所有朝臣和世家大族为敌，就会被视为“纤介必闻”。
于是乎——
吕壹必须死
我个人认为，吕壹的覆灭，是几乎所有朝臣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在表面上，起作用比较大的有三位，潘濬、步骘和李衡。
1.潘濬。《三国志·潘濬传》载，潘濬对吕壹恨到骨头里，甚至和陆逊一谈起这个事儿，两个人就气得眼泪横流。潘濬上书回到南京，打算请百官吃个饭，在席间直接宰了吕壹。吕壹听说之后，借口生病，没有赴宴。之后，潘濬只要进见孙权，就痛斥吕壹的奸邪阴险。于是，孙权对吕壹的宠爱日渐衰退。
2.步骘。《三国志·步骘传》上，摘引了多封步骘给孙权的上书，痛斥吕壹等人，力挺顾雍、陆逊、潘濬等人。
孙权于是觉梧，诛杀吕壹。
3.李衡。《三国志·孙休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李衡，字叔平，出身襄阳兵卒之家，汉朝末年，跑到武昌避难。李衡大约是有点本事的，不甘心当个普通老百姓，当时有个叫羊衟（衟读如道。同时代，魏国也有一个羊衟）的名士，善于品评人物。李衡就拜访羊衟，羊衟对李衡多有称赞。等到吕壹们开始操弄权柄，大臣都很畏惧，没人敢反抗。羊衟说，能办了吕壹的人，只有李衡（非李衡无能困之者）。于是，朝臣共同举荐李衡为郎官。孙权引见李衡，李衡当当当痛陈吕壹的奸邪行为，一口气讲了半个时辰（口陈吕壹奸短数千言），把个孙权听得面露愧色。几个月之后，吕壹被诛。
衣赐履说：我们不好判断这些人谁起的作用最大，但我们能够确定，孙权下决心诛杀吕壹，并不是因为某人的某句话，而是在朝臣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孙权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不杀吕壹，没办法收场。
【搜吕壹图片，搜出这个妹子】
史书给我们的感觉，吕壹等人举核了很多人，但有明确记录的，也就顾雍、朱据、郑胄、刁嘉四人而已（是仪是牵连进来的，并非吕壹举核）。
顾雍，吴郡人，时任丞相，大族，吴郡四姓之一。
朱据，吴郡人，时任左将军，大族，与前将军朱桓是族兄弟。
郑胄，沛国人，时任职务不详。《三国志·卷十》史官评说，陈表是武将家的庶子，却与“名人”郑胄的儿子齐名（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出类拔萃，不亦美乎！可见，郑胄也是大族出身。
刁嘉，时任江夏郡太守，其他情况不明。不过，同时代东吴还有一个丹杨人刁玄，号称名儒。彼时大族分枝颇多，刁这样少见的姓氏，大概率是同族的，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刁嘉也是大族出身。
这么捋下来，给我们一种感觉，孙权大约是对大族们有所不满，因此，重用吕壹等人，对他们给予打击。
为什么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执政理念不同
孙权是比较重视法制的，实际上，魏、蜀、吴三国的领军人物，基本上走的都是法家路线，都主张以严刑苛法治理国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但是，儒家出身的吴国重臣们，对孙权的严刑苛法颇为抵触。
《三国志·顾雍传》载，孙权曾经向大臣们询问政事得失，张昭认为，现在法令太密，刑罚过重，应该有所减免。孙权默然。又问顾雍的意见。顾雍说，我和张昭的意见一致。于是，孙权让人讨论减轻刑罚的事。
《三国志·孙权传》载，公元226年，十月，陆逊上书，劝孙权广施仁德，和缓刑罚，减少租赋，免除户调之税。孙权回复说：
设置法令，是为防范遏制邪恶，防患于未然，对那些个坏分子，岂可没有刑罚？这叫作先以法令制约，后按法令惩处，出发点是根本不想有人犯罪。你以为刑罚太重，我又何尝愿意如此呢？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按照你的意思，应该重新商讨，务必确保法令条规的可行性。
于是，孙权下令有关部门将全部法令条规抄写好，派人送给陆逊和诸葛瑾，让他们如果觉得哪里不妥就直接增削修改。
【孙权：朕要以法制国！】
《三国志·陆逊传》载，公元229年，陆逊上书说：
臣以为当今的科法过于严峻，犯法的太多了。这些年来，将士们触犯法律，确实不应该，但天下尚未统一，我们还要进取，应该稍微施恩宽恕这些人，以安定下情。现在，各种事业正在兴起，应该先看干部们的才能，如果不是那种娘胎里就是坏胚的恶棍，没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还是应该重新使用的，让他们为国家效力。圣王能够忘过记功，才能成就王业。当年，汉高祖不计陈平的恶行，而是用他的奇谋，这才建立了汉朝，功垂千载。峻法严刑，不能成就帝王大业，只罚不恕，也不是上远方归化的方针。
显然，张昭、顾雍、陆逊、诸葛瑾这些人，作为儒家大族在朝廷中的代言人，他们全都反对严刑峻法，而孙权则妥妥的申韩一脉，且这两种对立的主张，由来以久。在战争年代，矛盾尚不突出，但到了相对和平时期，儒家大族与孙权的矛盾则日益突显。在孙权与朝臣的争论中，表面上看，往往是孙权作了某些妥协；但往深了看，孙权从来没有向朝臣们投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论的结果往往是孙权按照陆逊他们的意见，修改法令，甚至，让陆逊和诸葛瑾亲自上阵操刀。但实际上，关于法令过严的争论历年没有停止，恰恰说明孙权根本没把陆逊们的意见太当回事儿。二是时不时就向朝臣们挥一挥刀。公元224年，孙权起用暨艳，打击百僚，但最后不得不以诛杀暨艳收场。这次，孙权再次出刀，起用了吕壹等人，对臣僚的打击持续了好几年，但还是在朝臣和大族强大的反对声势中，再次败下阵来。
我有一种感觉，孙权之所以坚决推行法制，可能是他对“人”的不信任，他根本不信儒家仁治、德治那一套。《三国志·是仪传》载：
是仪事国数十年，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吕壹向孙权反映将相大臣的问题，几乎人人都有，有的甚至被再三再四地反映，只有是仪一人，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反映。
孙权感叹说，如果人人都能像是仪这样，还需要法律科条干毛啊！
孙权的感叹，与其说是对是仪高洁品性的称赞，不如说是对官场现状的叹息。正因为官员们都做不到是仪那样，所以朕才需要制订法律科条，朕才需要任用吕壹来整顿吏治啊！
吕壹案，孙权失败了，但他与臣僚的斗争，则远未结束。且看——
孙权罪己了吗？
吕壹被处死之后，孙权搞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派中书郎袁礼到各地告谢诸位大将，同时再向大家征询对当前政事的意见建议。袁礼回来后，向孙权作了汇报。孙权下诏责备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说：
袁礼回来之后说，与子瑜（诸葛瑾）、子山（步骘）、义封（朱然）、定公（吕岱）都见了面，并就当前政事的轻重缓急征求意见。但你们都以不掌民事为由，不肯多说半个字，全都推到陆逊和潘濬身上。陆逊、潘濬见到袁礼，泪流不止，态度恳切，话语中透出辛酸痛苦，甚至心怀不安。我听说之后，也很怅然，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为什么呢？天下只有圣人才可能没有过错，明智的人不过是能发现自己的错误罢了。人做事，怎么可能全都做得对呢？但有时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已经伤害到了大家，搞得大家心存疑忌。我与各位相交共事，自少年到成年，头发都已花白，我是什么样的人，从表到里，可以说都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于公于私，我和大家都是一体的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敞开胸怀，尽言直谏，拾遗补阙。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但是却有纯白的狐裘。为什么呢？当然是从一大群狐狸的毛皮中凑出来的嘛。我与大家，名义上是君臣，但实际上喻为骨肉并不为过。忠臣不应该隐瞒实情，智士不应该保留谋略，不论事情是非如何，你们怎么可以站在一边儿，袖手旁观，悠然自得呢！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谁能独自渡河呢？齐桓公有善行，则管仲一定会赞叹；有错误，则管仲一定会劝谏，劝谏不听，就屡谏不止。如今，我自认为没有齐桓公之德，但你们却不肯开口规劝。就此而言，我比齐桓公还强一些，却不知你们比得上管仲吗？共定大业，统一天下，还有谁与我一起呢！如今百事当兴，我渴望能够听到各种意见，以匡正我的错误疏漏。
【诸葛瑾，极为严谨。】
衣赐履说：这道诏书，透露出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这些人，都学乖了，孙权询问政事，大家一言不发。宁可因沉默而受责，也不肯因多言而获罪。至于孙权提到的潘濬和陆逊，算潘濬好命，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39年就死了，算是谋了个善终。陆逊则在数年之后，身陷二宫案，活活被孙权给骂死了。孙权与群臣的关系，再也无法回到早期那种面折廷争的时代了。
吕壹案虽然结束了，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对孙权本人，可能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孙权发现，反对他的人，不但有大族，也有寒门（李衡）；不但有江东大族（陆逊、顾雍、朱据等），也有北方士人（步骘、潘濬、是仪、郑胄等）；不但有普通臣僚，也有皇亲贵戚（步骘、朱据），换句话说，几乎所有朝臣都是一伙儿的，所有人都反对他。如果要收拾这帮家伙，这么着硬干，肯定不行，必须要想办法分化他们，挑起他们内斗，才能坐收渔利。
不久之后，孙权一手引发了二宫案，可以称得上是他执政期间最惨烈的一次宫廷火并，诸多重臣、大臣被诛杀、被流放，最终的结局，是不是符合孙权的预期，我不清楚，但孙权一定吸取了吕壹案的教训，确实把朝臣分化为两派，让他们自己，斗得你死我活。
二宫案，我们以后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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