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坐在中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对岸来来往往的人群，听着旁边广播里传出的慷慨激昂的宣传。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词——演员。
其实，我们都是演员。喊得响的，未必真入戏。倒更应该让人警惕。
《明史纪事本末》卷18《壬午殉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翰林王艮，初，闻北平兵起，辄忧愤不食，及渡淮，与妻子诀曰：“吾不可复生矣，安能顾若等哉！”北师入城，胡靖、解缙、吴溥为艮乡人，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愤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顷刻，若溥去就，固可从容也。”
随别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仗义，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竟，隔墙闻靖呼曰：“外闹甚，可看猪。”溥顾与弼曰：“一猪不忍，宁自忍乎！”须臾，艮舍哭声动，已伏鸩死矣。
初，洪武中，礼部廷试，艮最优。太祖以艮貌不扬，易靖第一，艮次之。至是艮死。靖改名广，降于燕。
这让我想到了手边书稿里的刘师培。
醉心仕途的书生反清排满的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端方幕僚筹安六君子北京大学教授。
看到很多专著和论文对刘师培的“三变”做了分析和解释。
我自己也信了其中一些观点。
其实，之所以在20来岁时就对刘师培开始感兴趣，就是信了这句话——“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一夜间，走完了欧洲知识分子三百年走的路。”
想不起这句话的出处了，也许本就是我自己的“总结”。但李泽厚先生有一段长一些的原话——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需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几百年来发展的全程。
从温和的自由主义到激进的【命革】【主民】主义，从启蒙思想到【会社】主义，都是一个十分急促短暂的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和错综复杂，以致一方面根本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酝酿成熟一些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人们也常常是早晨刚从封建古书堆里惊醒过来，接受了梁启超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而晚上却已不得不完全倾倒在反对梁启超的激进的革命思想中去了。”（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一版第429-430页）
我一直认为，这些“善变”，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与“私德”无关，或与“私德”关系不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过、听过、想过的东西稍微多了一些，我开始不完全这么认为了。
人性，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康涛
2022年2月13日
![读书，与高过自己的灵魂相遇[图]](data:image/gif;base64,R0lGODlhAQABAIAAAP///wAAACwAAAAAAQABAAACAkQB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