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追求真理 光荣入党
1、伏牛山来了共产党
许天民
北京西山无名烈士广场，图片来自网络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西南部伏牛山区的卢氏县,县城以北是邙山山脉的崤山,县城以南是伏牛山山脉的熊耳山。只有县城一带,在群山环围下的洛河两岸,形成了盆地似的一块小小的平原。
卢氏县山区周围约数百里,但见万山千岭,扑面而来,层峦叠嶂,绵起伏,青石黄土,交错其间。一条发源于陕西南部商雒山中的洛水,自西向东依傍群山而流贯其中,这就是世称“才储八斗”的曹子建作《洛神赋》的命题所在。山中随处都可以听到流水潺潺,山光水色,交相映辉,充满了诗情画意,一旦遇上山洪暴发,激流奔腾汹涌呼啸,吞没两岸庄稼,则又是一番景色了。
这里总是有山有水,山水相间,和一般平原景色,绝然迥异,它有山区独特的风光与情趣。
卢氏县的西部和陕西接壤,南部又和鄂西北交界,通常被称为豫鄂边或鄂豫陕边。
县界区域时大时小,或合或分,在地理部位上是鄂豫陕三省的接壤部,鸡鸣三省,地势复杂,交通不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属于鞭长莫及地带。相对来说,也是国民党控制比较薄弱的地区。
1917年3月,我生在卢氏县东南部山区,离县城50里的大石河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我五岁时,父亲去世,长我两岁的哥哥在贫病熬煎下又不幸夭折,妹妹三岁,弟弟仅一岁半,孤儿寡妇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生活陷入绝境。在此生死关头,幸为伯父所挽救才得活命。他虽然也是一贫如洗,但有劳力可以出卖,东拼西凑总算弄到一点粮食,使我们母子四人免为饿殍。此后的生活全凭母亲的十指度日。母亲为了我将来的生活出路,也曾咬紧牙关,送我进了私塾,但求生尚且无门,哪有余力来付学资?千辛万苦上了两年,仍不得不忍痛辍学。我从十三岁起,就挑起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担子,开始在山村中肩挑叫卖,街畔摊售,赚得一星半点,勉为糊口,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大石河村,一共有六七十户人家,其中有五、六户是大地主。他们是全区的土地占有者,其余都是扛长工的,做短工的,当木匠的,作泥活的,以及为地主卖命的苦力,等等。
这个山村,方圆约五十里,其中大大小小的山林、耕地、田园、庐舍,都属地主所有。那些少数财主们,是靠着向山区的佃农收课缴租,残酷剥削,从而他们在高门大户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地享受着安福尊荣的生活。
这里有一条为当地人叫不出名字的清流小溪,沿着熊耳山约25里长的山沟,自东向西,千回百转奔流而下。
小溪从大石河村的中间流过,村里的农民,从这条小溪取水饮用,洗涤和灌溉小片土地等。这是山区一带一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的“自来水管道”,给山区农民带来就近取水和随时用水的方便,也给当地农民千百年来世代使用的“水打磨”提供了日夜不息的水源动力;但是一到夏季,山洪瀑发,河水横溢,堤毁田没,禾黍无存,从山上受洪流冲击滚滚直下的大大小小的石块,就跟“泥石流”似的,奔泻而来,纵横交错地堆积在河道之中,成为山区群众的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这也许就是当地人民世代称它为“大石河村”的由来吧。
这个山村,东接栾川县,西通陕南的雒南县,南靠内乡西峡和湖北的均县,是豫鄂陕边区来往所必经的要道。村中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街,长不过50米,宽不过3米,但由于周边的村镇相距太远,这里自然形成了集市。街头两厢,开设有杂货店、茶水摊、小酒店、小饭铺等等,供应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这里三天逢集,集市时十分拥挤,交易买卖,熙来往,也颇有几分热闹。
大石河村,早在国内战争年代,就来过工农红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工农红军先后两次来到这里。第一次是1931年11月初,贺龙将军率工农红军红三军北征；第二次是1934年12月初,程子华、徐海东将军率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这两次的工农红军,都是一进入卢氏县,先来到了大石河村的,夜晚都在村里露天宿营,次晨由此动身,又先后经过磨上、文峪、横涧、官坡、兰草等地进入陕南,这两次的工农红军所走的路线基本相同。他们或进入西南部的商雒地区,在陕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或由陕南西进,经过甘肃的天水、天凉等地到达陕北,胜利地实现和我陕北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红十五军的会师。
工农红军两次过境,从不扰害百姓,吃群众的米粮烧群众的柴禾,都比照市价如数付款。当时群众受地主豪绅反动宣传欺骗被裹胁上山逃避,家中无人收款,红军就把应付的钞票放到灶台上或米面柜中,并写下留言说明用了柴粮多少,应付价款若干,最后还致以诚恳谢意。但地主土豪的情况就不同了,不仅所用食粮不给钱款,而把食粮及什物都搬至公共场所供人取用。广大群众回来看到这种情景无不赞叹称奇,都说:“不知人间竟有这样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的好军队”,给大石河村一带的人民群众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特别是第二次经过的工农红军,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红军的衣着虽然不甚整洁,却绝不进穷人的家门,一进山村,停下脚步,就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宣传地主豪绅对穷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鼓励群众起来革命,把地主所占据的土地分给穷人,并以“红政宣”(即“红军政治部宣传队”的简称)名义,在临街墙壁、重要路口,写了许多白色、醒目的大字标语,如: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打倒恶霸地主、土豪劣绅!
“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
“红军不拉夫,不筹,不拿工人农民的东西！”
“要集中兵力去抗日,必须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
这些标语的署名一律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还散发了不少的传单,张贴了一些布告。布告上署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徐海东”。程子华和徐海东两个名字是平列的。
在过境的工农红军宣传的影响下,山区一带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队伍。红军两次过大石河村,停留时间很短,但重要的是,在我山区留下了革命的火种。贫苦群众从当年所感受到的阶级压迫以及世代暗无天日的痛苦辛酸生活中,开始明白了一点革命道理,认识了自己的昨天和明天,眼前闪现出一条应走的道路,也从而产生了希望和信心,得到了鼓舞和力量。
这支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率领的红二二三团、红二二四团、红二二五团和一个红手枪团,包括军直属机关在内,全部兵力约三千余人。而尾随我军之后的国民党军队,以上官云相为首的反共军司令部及其指挥下的,以裴昌会为师长的第47师,以郝梦龄为师长的第54师等部队,其兵力约不少于三万人。此外,还有为蒋介石所严词切责、限定时日,从四面八方被迫赶来围追堵截的蔡廷锴的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尚未计算在内,数量上约十倍于红军,但在战场上的表现却是泥足巨人。国民党的这些将军们,他们和红军有过多次的较量,而深知我红军主力部队是一支勇敢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他们是不敢贸然与之交手的。因此,上官云相在作战方法上,力避和红军接触。他们的追击大军,始终和红军保持约二三十里的“间距”。这就是国民党将军们所深信的“安全线”。这样他们既是作出了紧跟不舍的样子,而在实际上又可以避免被歼灭。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对我红军二十五军的北上抗日,不惜调动如此巨大的兵力,只起到了“武装护送”的作用。
蒋军经过,也写了不少标语口号,内容多是“铲除共党”、“剿灭赤匪”、“杀上前去”等等。这些造谣中伤,杀气腾腾的文字叫人看了生厌,倒能给人们一种振聩启聋的反思。他们又费尽心计地来涂改红军所留下的标语,如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涂改了“穷”字,换写为“杀”字,把“红军不拉夫不筹饷不拿工人农民的东西”的第一个“红”字改为“国”字,把“要集中兵力去抗日,必须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的“国民”二字涂掉,换写为“共产”二字。又如他们写的“杀上前去”,因红军所写的标语下署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的“杀上前去”就成为明目张胆的要杀抗日的军队。这些拙劣的宣传技俩和手法只能自暴其丑而已。
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及抗日救国的行动,与蒋军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各种表现,是非常明确的背道而驰的。在真理与正义的感召下,使我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撞击。我开始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上有一个压迫剥削和被压迫被剥削两个生死对立的阶级存在。这正如毛主席说过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家喻户晓,男、女、老、少都懂得这个道理。
（未完待续）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主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