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敦煌莫高窟来了一个年轻英俊的退役军官，他常常代替工作繁忙的常书鸿去家中照顾妻子，久而久之，常书鸿的妻子对他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常书鸿的妻子叫陈芝秀，17岁时和常书鸿自由恋爱走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二人是中国留法学生中的代表，家中经常举办艺术学会，起初他们志同道合，都无比喜爱法国巴黎的艺术文化，陈芝秀更甚，她的梦想就是能永远留在巴黎，接受艺术的熏陶。
1935年秋天，一本《敦煌图录》打破了夫妻二人心照不宣的约定。那天饭后，常书鸿漫步在街头，路过一个旧书摊时，他随手拿起这本《敦煌图录》进行翻阅，没曾想，书里的内容让他大为震撼。
这本画册一共有6本，收录了400多幅关于敦煌石窟和雕塑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精美绝伦，常书鸿猛然惊醒，原来在遥远的东方居然还有这样的艺术宝库，祖国的艺术文学如此辉煌灿烂，自己居然一直沉迷在西洋文化之中，这实在太不应该了!
他如获珍宝立马掏出身上的现金买下了这6册《敦煌图录》，回到家中兴奋地向妻子讲述了今天的所见所闻。他一边打开图册细细品味，一边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他要回国，他要去敦煌！
妻子听到丈夫的想法后一声不吭，闷闷不乐。常书鸿察觉到妻子情绪不对后 ，耐心地阐述自己执意回去的理由，他说留在巴黎并非他本意，他找到了自己的毕生追求，他要回到真正属于他的地方。
法国的学业完成后，常书鸿先行离开，只身一人回到了祖国，然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到达心心念念的敦煌莫高窟，彼时中国大地上战火纷飞，常书鸿也被迫卷入战争的硝烟，只能暂时从事教学工作，成为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时间辗转到1942年，国民政府正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受邀当筹委会副主任，筹备工作全面铺开了，但是经费却少的可怜，为此，常书鸿只能举办个人画展，变卖家具，这才筹集到5万块钱。
在讨论研究所选址问题时，有不少人都推荐将研究所设立在条件较好的兰州，可是常书鸿不愿意了，他说：“兰州距离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研究？我建议就地设址。”就这样，他力排众议把研究所设立在了敦煌。
临出发时，愿意陪他同去的人员少得可怜，只有5位，但是他不在乎，因为他一刻都等不及了，哪怕孤身一人也要前去，他太想亲眼看看敦煌莫高窟里面的壁画了。
在敦煌站稳脚跟后，常书鸿的学生们陆续从后方赶来加入了他的队伍，妻子也做出了让步来到了敦煌。
可是荒凉的大西北生活条件实在艰苦，妻子陈芝秀没几天就因为水土不服病倒了，一直在家里休养。常书鸿恰恰相反，他置身于莫高窟的艺术世界，每日与神共舞，不亦乐乎。
1945年，莫高窟来了一位退役军官，他叫赵忠清，担任敦煌研究所的主任，受常书鸿的嘱托，赵忠清经常去家里照顾陈芝秀，一来二去二人就好上了。
因为实在受不了西北的寂寞生活，他们悄悄地私奔了。常书鸿得知这一消息后骑上马就去追，奈何为时已晚，第二天兰州的报纸上就刊登出了陈芝秀发的离婚声明。
妻子跟人跑了，工作又出现了问题，国民政府下令宣布撤销敦煌研究所，把保护石窟的任务交给了敦煌县政府，常书鸿的心情低落到了谷底。这时，共产党给他来了信，对他致力于保护敦煌莫高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支持的赞扬，这使得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1949年，敦煌解放后，常书鸿的心彻底放在了肚子里，他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了，后来他一头扎进了敦煌的研究与保护，一干就是50年！
在常书鸿的带领下，他们临摹壁画800多幅，完成洞窟编号492个，塑像编号2415尊，系统整理画作，举办了多次敦煌画展，让更多人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个瑰宝。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前往印度、缅甸和日本等国开办画展，向全世界展现了敦煌艺术之美。他人们亲切地被誉为“敦煌守护神”，他说如果有来世，他还是要守护敦煌！
